核心提示：当武汉、北京、成都、南昌等诸多城市惨遭水浸时，江西赣州的福寿沟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条宋朝修建的城市下水道，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仍承担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有专家评价，以现在的自然降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实习生 吴闽
7月15日晚间到17日清晨，广州中心城区普降暴雨。市民普遍担心的后果就是，内涝来袭，出现“候车似看海”的景象。
暴雨过后，积水成涝，已然不是新闻。在过去一个月里，武汉、成都、南昌、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暴雨之后都出现了令人苦不堪言的内涝。不少网友戏谑：如今可以“去武汉看海”、“到杭州观水漫金山”、“坐北京地铁赏水帘洞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一个月，至少已有14个城市出现内涝。问题是，内涝集中来袭，中国大都市一一失守，病因何在？有无良方？
不断“沦陷”的中国城市
在暴雨面前，即使是首都北京，也显得脆弱不堪。6月2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北京突降暴雨，截至当晚7时，城区平均降水57毫米，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82毫米。这场暴雨让北京城狼狈不堪，城区多处积水，道路瘫痪，形成了众多网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比如“二环观海”、“水上机场”、“地铁瀑布”等等。
北京并不是今年第一个“沦陷”的国内城市。6月9日-24日，半个月之内，武汉就连降三场暴雨，积水路段遍布三镇，全城拥堵。其中武汉大学两次被淹，校园成了水上乐园，“到武汉大学去看海”，一时成为风头无两的网络热词。
6月28日，长沙城区出现罕见暴雨，从8时至14时，6小时内降雨达54毫米。积水路段宛如“泽国”，当地网友戏谑，“威尼斯用一千多年做到的事，武汉用几天做到了，北京用一天做到了，长沙用一个小时做到了！”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6月以来遭遇内涝的城市多达14个：北京、武汉、深圳、杭州、南昌、长沙、合肥、南京、成都、扬州、江阴、咸宁、万源、日照。
事实上，近些年来，每每雨季来临，便有不少城市加入“水城”队伍。住建部2010年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一次城市调研，是次调研结果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曾发生过内涝事件。
“城市经济密度比较高，内涝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小觑。”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说。6月23日，北京内涝，两名青年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瞬间被水卷走，隔天两人的尸体才被发现。6月28日，暴雨导致长沙金盛布业市场内280多家门面仓库被淹没，商户损失惨重。中国去年也曾有百余城市发生内涝，仅广州市因内涝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0亿元。
内涝祸在重地表轻地下
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落后的地下排水系统，是逢雨必涝的罪魁祸首。中国青年报最近一项有关内涝的调查显示，83.8%的人认为国内城市频发内涝原因在于“很多城市的建设‘重地表，轻地下’”；71.4%的人觉得是因为“排水系统落后，跟不上城市发展”。
北京暴雨倾城之后，就有媒体报道指出，北京除了天安门和奥运公园等特殊地段，排水系统是按十年或五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之外，其余多是一年至三年一遇，就是只能应付每小时36～45毫米的降雨。而6月23日降雨最大的地区，一个小时就达到了128毫米，超过了北京百年一遇的标准。
而从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排水标准来看，基本上是一年一遇，即每个小时可以排36毫米的雨量。广州去年遭遇“5・7”暴雨，羊城变“洋城”，当时市政府的通报材料指出，广州市现有排水管道有83%是一年一遇的重现期标准，仅有9%达到两年一遇的标准，甚至还有少部分区域仅为半年一遇标准。而这还是广州市2009年花9亿用于“水浸街”的改造，重点治理228个水浸“黑点”，包括增大排水管径、增设必要的排水泵站，进行改造升级后的结果。
而一些国外的大型城市，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比如纽约是“10年至15年一遇”，东京是“5年至10年一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重光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城市地下建设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重要。“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
在袁奇峰看来，尽管城市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城市内涝，但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他指出，城市内涝日益频发，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变暖后所带来的气候变化，使得极端灾害频发。“一个好的城市除了有市政设施以外，还需要有‘生态基础设施’。”
袁奇峰指出，现在城市举目所见多为钢筋混凝土、水泥路面，都是无法自然渗水的物质，城市的可渗透性变差，加上城市的水面率降低，水塘所具有的蓄水作用也就没有，另外城市开发绿地空间压缩，绿地所具有滞水的作用减弱，这些因素都加剧城市内涝，“城市的渗、蓄、滞水作用都变弱了，内涝自然就加剧了。”
城市治涝不能一味靠排
要减少城市内涝，很多人寄希望于城市排水管网的升级改造。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改造，无疑需要巨大投资，而且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快速发展中，地下空间被不断发展的电力、热力和电信等管道占据，很难有足够空间供排水系统升级，而且由于地面建筑物密集，土地权属复杂，地下排水管网改造难度较大。
在袁奇峰看来，要解决城市内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需要全局性的思考，“排水设施不可能按照最大暴雨量的标准来设置，现有的管网也不能推倒重来，那样代价太大。管网只能优化，但并不是一味地讲排，而要排水、蓄水相结合。”他还强调，城市建设的观念一定要变，要给城市生态留有余地，适当增加水面率和绿地率；绿地要是“真绿地”，像珠江新城中轴线地下空间开发后建成花园，地下泥土也就没了蓄水和渗水的功能，成了“假绿地”。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则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城市出现内涝，不能怪地下管网不够粗，因为多粗的管网都有无法消化的强降雨。在俞孔坚看来，解决城市内涝，不能一味地排，更应该把雨洪看着一种资源，为我所用。“将内涝归咎于排水管网，是抓错了问题的关键。如果所有绿地能比地面低20厘米，城市绿地就可以承担起滞洪的作用，那么暴雨积水问题就能基本解决。”
解析
城市越大越脆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李红玉表示，今年可能是暴雨年，遇到过暴雨的城市基本都是在短时间内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局部或大范围的地面积水，影响了交通和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城市功能越来越强大，人员越来越多，使得城市在突发性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前越来越脆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主任杨宏山这样认为，“抛开城市硬件设施，在各地暴雨中体现出了一些部门对预警信息判断不准确，‘神经系统’不够敏感，采取措施不到位。”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暴雨暴露出国内大型城市在公共交通、城市设施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很大，一些公共管理部门表现出了被动应对的状态。
建议
设专门排水路段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认为，目前靠修复地下排水管网的方法解决城市内涝的可能几乎为零。“原因是地下管道不光是排水管道，还有污水、燃气、电力等，马路下面的管道都排好了，现在把其中一个的尺寸变大显然行不通。”
周玉文认为当务之急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现有的管网进行评估，要知道它到底能排多少。另外可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国外有的国家是利用一个城市的地形，在城市道路里挑一部分道路出来，暴雨时不走车了，专门排水，洪涝过了，就恢复正常通行。”
其实，早在2007年全国人大就通过了《城乡规划法》，对城市防涝标准都作出规定。“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建设跟不上。”李红玉坦言。
链接
1个月来 全国14座城市被淹
（按降水量从高到低排序）
1 江阴 （7月13日）
江阴暴雨，24小时降水量达234.4毫米，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日降水量的极值。部分路段积水深度达2米。
2 成都 （7月2日）
成都市区4小时雨量最大达到215.9毫米，接近历史极值。成都2名市民在水中行走时被电击身亡，8人失去联系。
3 咸宁 （6月13日）
湖北咸宁雨量接近200毫米，部分地方水深达到4米。
4 万源 （7月6日）
万源市遭特大暴雨袭击，最大雨量已达150.2毫米。
5 扬州 （7月5日）
凌晨4时开始，扬州突降暴雨，5小时内降水达101毫米，是该市今年最大一场急暴雨。
6 南京 （6月17日）
国家气象基准站测得雨量为79.2毫米，部分地区超过120毫米。
7 日照 （7月2日）
平均降水量74.5毫米，其中五莲县降水量最大，达到136.7毫米，暴雨引发内涝。
8 武汉 （6月14日）
降水量达74.1毫米，最大的地方为181.9毫米，一天降水量相当于今年1月到5月降水量的40%。
9 北京 （6月23日）
城区平均降水63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192.6毫米，是建站以来的最大值，16时到17时的雨量达128.9毫米/小时。
10 青岛 （7月2日）
全市平均降水量57.1毫米。雨量最大时，达到了40分钟降水66毫米。
11 长沙 （6月28日）
从8时至14时，6小时内降雨达54毫米。暴雨导致长沙金盛布业市场内280多家门面仓库被淹没。
12 重庆 （6月17日）
多数站点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为182.7毫米。
13 合肥 （7月11日）
合肥突降暴雨，6小时内淮河以南部分地区降水量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超过100毫米。
14 济南 （7月2日）
市区降水量达41.6毫米。市区南辛中街、营口路路面水流湍急，水深处接近膝部。
要解决城市内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需要全局性的思考。
―――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
用来提炼加工成飞机燃料的，并非中国通常意义的“地沟油”。
―――荷兰航空公司
“即日起，我会每天贴一至N段新东方教师课堂上跳艳舞的录像……直到新东方清理门户并向我道歉为止。”
―――新东方前教师罗永浩
直接砍掉一些城市建设重大项目的投入，转移到教育投资上来，比提取10%的土地出让金会来得更直接有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光绪年间福寿沟图
当武汉、北京、成都、南昌等诸多城市惨遭水浸时，江西赣州的福寿沟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条宋朝修建的城市下水道，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仍承担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有专家评价，以现在的自然降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千年“福寿沟”
从飞机上俯瞰赣州，可以看到赣州城三面环水，东面是贡江，西为章江，两条江在老城区的北门汇合成了赣江，而赣州老城区的地形则像一个乌龟壳。因而，传说中，赣州好像一座乌龟形的“浮城”，所以不管江水怎样涨，赣州城都能跟着浮起来，不会内涝。
不过，传说是传说。据《赣州府志》记载，赣州城（北宋时称虔州）曾屡遭水患，江水每每倒灌入城，严重危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这种状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得益于两项重要工程。一是北宋嘉v年间（1056-1063），孔子第四十代孙孔宗瀚任赣州知州时，把始建于唐末的土墙加固改造，使用砖石修筑城墙，以使城墙更好地发挥防洪堤坝的作用；二是孔的继任、一个叫刘彝的官员修建了赣州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
赣州市博物馆专家万幼楠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大致来说，福沟主要排放城市东南之水，寿沟主要排放城市西北之水。福沟主沟长11.6公里，寿沟主沟长1公里，合共12.6公里。主沟完成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一些支沟，从而形成了古代赣州城内‘旁支斜出、纵横纡曲、条贯井然’的排水网络。”
之所以取名“福寿沟”，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宋代福寿沟成矩形断面，砖石砌垒，纵横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分别将城市的污水收集排放到贡江和章江。福寿沟所用的砖石材料，为此后的维修带来莫大的方便，它在地下老化甚至崩塌，只要维修人员换掉坏的，一疏通就好了。
这一下水道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现在到赣州老城区走街串巷会看到，在那些旧式民居的墙角下，布满了一条条水沟。在每条水沟的拐角处，则装有一个石板井盖，井盖上布满了铜钱大小的孔洞。生活污水和雨水，就顺着这些水沟流进了地下的福寿沟，有孔洞的石板井盖当做过滤网，阻挡树枝、石块等物堵塞福寿沟。
立体“防洪网”
福寿沟之所以能使赣州免于内涝，并不只是下水道那么简单。“福寿沟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福寿沟只是赣州老城排水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万幼楠说。
在赣州排水防洪体系中，修建于宋代的坚固城墙是最好的防洪堤坝，还有城内的数百口水塘，则是最好的蓄水池。据了解，“福、寿”二沟与赣州老城城内的三池（凤凰池、金鱼池、嘶马池）以及清水塘、荷包塘、花园塘等几十口池塘连通起来。福寿沟将赣州城内原有众多的水塘串联起来，使之成为活的水系，遇暴雨时，可调节雨水流量，减轻下水道溢流；若章、贡二江洪水逼城，城内雨洪无法外排时可避免涝灾。
万幼楠曾说，把下水道和池塘连通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一旦雨量大增，福寿沟里的水暴涨，沟里的水就会流入水塘进行调节。就像长江流域与鄱阳湖、太湖、巢湖的关系一样。赣州城的水塘增加了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冯长春是最早意识到赣州水塘重要意义的人之一。1984年，在详细考察了赣州的水塘之后，他发表了论文《试论水塘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及利用途径―――以赣州市为例》，并在论文里建议，今后应该坚决停止向水塘“进军”。
不过，冯长春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现在到处搞开发，就地值钱，很多水塘都被填平了，老城内的水塘消失得差不多。跟以前那种利用水塘、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相比而言，现在遇到强降雨时，只能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强排，避免涝灾。”万幼楠对赣州城不断消失的水塘充满惋惜。
刘彝“善治水”
万幼楠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刘彝绝对是一位为民办实事的技术专长型官员。“他擅长治水，最后被提拔调入京城任‘都水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水利部副部长。”
说到刘彝的专业智慧，不得不说他的水窗设计。福寿沟排水口直通章贡二江，洪水期间，江水倒灌，很容易造成内涝。他便建造了12个防止江水倒灌的水窗，由四部分组成，即出水口处的外闸门和沟道，进水口处的内闸门和调节池，并与城内的池塘相连。“水窗是一项最具科技含量的设计。原理很简单，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则借水窗内沟道之水力将内、外闸门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水力将外闸门自动关闭，以防倒灌。”万幼楠曾指出，为了保证窗内沟道畅通且有足够的水压，刘彝采取变断面、加大坡度的方法来加大水流速度。
万幼楠说，刘彝没有只重地表，不重地下。他主政一方，从当地老百姓所遇到的实在问题出发，一心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福寿沟的修建，花了近10年的时间，还没等福寿沟修好，他已经调离了，没有享受到福寿沟的成果，但福寿沟却让赣州的老百姓享用了900多年。赣州人民为纪念刘彝，为他铸造了一座青铜雕像，安放在赣州市宋城公园的古城墙旁，以传诵他的功绩。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实习生 吴闽
7月15日晚间到17日清晨，广州中心城区普降暴雨。市民普遍担心的后果就是，内涝来袭，出现“候车似看海”的景象。
暴雨过后，积水成涝，已然不是新闻。在过去一个月里，武汉、成都、南昌、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暴雨之后都出现了令人苦不堪言的内涝。不少网友戏谑：如今可以“去武汉看海”、“到杭州观水漫金山”、“坐北京地铁赏水帘洞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一个月，至少已有14个城市出现内涝。问题是，内涝集中来袭，中国大都市一一失守，病因何在？有无良方？
不断“沦陷”的中国城市
在暴雨面前，即使是首都北京，也显得脆弱不堪。6月2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北京突降暴雨，截至当晚7时，城区平均降水57毫米，个别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82毫米。这场暴雨让北京城狼狈不堪，城区多处积水，道路瘫痪，形成了众多网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比如“二环观海”、“水上机场”、“地铁瀑布”等等。
北京并不是今年第一个“沦陷”的国内城市。6月9日-24日，半个月之内，武汉就连降三场暴雨，积水路段遍布三镇，全城拥堵。其中武汉大学两次被淹，校园成了水上乐园，“到武汉大学去看海”，一时成为风头无两的网络热词。
6月28日，长沙城区出现罕见暴雨，从8时至14时，6小时内降雨达54毫米。积水路段宛如“泽国”，当地网友戏谑，“威尼斯用一千多年做到的事，武汉用几天做到了，北京用一天做到了，长沙用一个小时做到了！”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6月以来遭遇内涝的城市多达14个：北京、武汉、深圳、杭州、南昌、长沙、合肥、南京、成都、扬州、江阴、咸宁、万源、日照。
事实上，近些年来，每每雨季来临，便有不少城市加入“水城”队伍。住建部2010年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一次城市调研，是次调研结果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曾发生过内涝事件。
“城市经济密度比较高，内涝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小觑。”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说。6月23日，北京内涝，两名青年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瞬间被水卷走，隔天两人的尸体才被发现。6月28日，暴雨导致长沙金盛布业市场内280多家门面仓库被淹没，商户损失惨重。中国去年也曾有百余城市发生内涝，仅广州市因内涝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0亿元。
内涝祸在重地表轻地下
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落后的地下排水系统，是逢雨必涝的罪魁祸首。中国青年报最近一项有关内涝的调查显示，83.8%的人认为国内城市频发内涝原因在于“很多城市的建设‘重地表，轻地下’”；71.4%的人觉得是因为“排水系统落后，跟不上城市发展”。
北京暴雨倾城之后，就有媒体报道指出，北京除了天安门和奥运公园等特殊地段，排水系统是按十年或五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之外，其余多是一年至三年一遇，就是只能应付每小时36～45毫米的降雨。而6月23日降雨最大的地区，一个小时就达到了128毫米，超过了北京百年一遇的标准。
而从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排水标准来看，基本上是一年一遇，即每个小时可以排36毫米的雨量。广州去年遭遇“5・7”暴雨，羊城变“洋城”，当时市政府的通报材料指出，广州市现有排水管道有83%是一年一遇的重现期标准，仅有9%达到两年一遇的标准，甚至还有少部分区域仅为半年一遇标准。而这还是广州市2009年花9亿用于“水浸街”的改造，重点治理228个水浸“黑点”，包括增大排水管径、增设必要的排水泵站，进行改造升级后的结果。
而一些国外的大型城市，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比如纽约是“10年至15年一遇”，东京是“5年至10年一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重光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城市地下建设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重要。“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
在袁奇峰看来，尽管城市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城市内涝，但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他指出，城市内涝日益频发，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变暖后所带来的气候变化，使得极端灾害频发。“一个好的城市除了有市政设施以外，还需要有‘生态基础设施’。”
袁奇峰指出，现在城市举目所见多为钢筋混凝土、水泥路面，都是无法自然渗水的物质，城市的可渗透性变差，加上城市的水面率降低，水塘所具有的蓄水作用也就没有，另外城市开发绿地空间压缩，绿地所具有滞水的作用减弱，这些因素都加剧城市内涝，“城市的渗、蓄、滞水作用都变弱了，内涝自然就加剧了。”
城市治涝不能一味靠排
要减少城市内涝，很多人寄希望于城市排水管网的升级改造。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改造，无疑需要巨大投资，而且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快速发展中，地下空间被不断发展的电力、热力和电信等管道占据，很难有足够空间供排水系统升级，而且由于地面建筑物密集，土地权属复杂，地下排水管网改造难度较大。
在袁奇峰看来，要解决城市内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需要全局性的思考，“排水设施不可能按照最大暴雨量的标准来设置，现有的管网也不能推倒重来，那样代价太大。管网只能优化，但并不是一味地讲排，而要排水、蓄水相结合。”他还强调，城市建设的观念一定要变，要给城市生态留有余地，适当增加水面率和绿地率；绿地要是“真绿地”，像珠江新城中轴线地下空间开发后建成花园，地下泥土也就没了蓄水和渗水的功能，成了“假绿地”。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则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城市出现内涝，不能怪地下管网不够粗，因为多粗的管网都有无法消化的强降雨。在俞孔坚看来，解决城市内涝，不能一味地排，更应该把雨洪看着一种资源，为我所用。“将内涝归咎于排水管网，是抓错了问题的关键。如果所有绿地能比地面低20厘米，城市绿地就可以承担起滞洪的作用，那么暴雨积水问题就能基本解决。”
解析
城市越大越脆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李红玉表示，今年可能是暴雨年，遇到过暴雨的城市基本都是在短时间内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局部或大范围的地面积水，影响了交通和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城市功能越来越强大，人员越来越多，使得城市在突发性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前越来越脆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主任杨宏山这样认为，“抛开城市硬件设施，在各地暴雨中体现出了一些部门对预警信息判断不准确，‘神经系统’不够敏感，采取措施不到位。”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暴雨暴露出国内大型城市在公共交通、城市设施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很大，一些公共管理部门表现出了被动应对的状态。
建议
设专门排水路段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认为，目前靠修复地下排水管网的方法解决城市内涝的可能几乎为零。“原因是地下管道不光是排水管道，还有污水、燃气、电力等，马路下面的管道都排好了，现在把其中一个的尺寸变大显然行不通。”
周玉文认为当务之急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现有的管网进行评估，要知道它到底能排多少。另外可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国外有的国家是利用一个城市的地形，在城市道路里挑一部分道路出来，暴雨时不走车了，专门排水，洪涝过了，就恢复正常通行。”
其实，早在2007年全国人大就通过了《城乡规划法》，对城市防涝标准都作出规定。“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建设跟不上。”李红玉坦言。
链接
1个月来 全国14座城市被淹
（按降水量从高到低排序）
1 江阴 （7月13日）
江阴暴雨，24小时降水量达234.4毫米，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日降水量的极值。部分路段积水深度达2米。
2 成都 （7月2日）
成都市区4小时雨量最大达到215.9毫米，接近历史极值。成都2名市民在水中行走时被电击身亡，8人失去联系。
3 咸宁 （6月13日）
湖北咸宁雨量接近200毫米，部分地方水深达到4米。
4 万源 （7月6日）
万源市遭特大暴雨袭击，最大雨量已达150.2毫米。
5 扬州 （7月5日）
凌晨4时开始，扬州突降暴雨，5小时内降水达101毫米，是该市今年最大一场急暴雨。
6 南京 （6月17日）
国家气象基准站测得雨量为79.2毫米，部分地区超过120毫米。
7 日照 （7月2日）
平均降水量74.5毫米，其中五莲县降水量最大，达到136.7毫米，暴雨引发内涝。
8 武汉 （6月14日）
降水量达74.1毫米，最大的地方为181.9毫米，一天降水量相当于今年1月到5月降水量的40%。
9 北京 （6月23日）
城区平均降水63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192.6毫米，是建站以来的最大值，16时到17时的雨量达128.9毫米/小时。
10 青岛 （7月2日）
全市平均降水量57.1毫米。雨量最大时，达到了40分钟降水66毫米。
11 长沙 （6月28日）
从8时至14时，6小时内降雨达54毫米。暴雨导致长沙金盛布业市场内280多家门面仓库被淹没。
12 重庆 （6月17日）
多数站点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为182.7毫米。
13 合肥 （7月11日）
合肥突降暴雨，6小时内淮河以南部分地区降水量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超过100毫米。
14 济南 （7月2日）
市区降水量达41.6毫米。市区南辛中街、营口路路面水流湍急，水深处接近膝部。
要解决城市内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需要全局性的思考。
―――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
用来提炼加工成飞机燃料的，并非中国通常意义的“地沟油”。
―――荷兰航空公司
“即日起，我会每天贴一至N段新东方教师课堂上跳艳舞的录像……直到新东方清理门户并向我道歉为止。”
―――新东方前教师罗永浩
直接砍掉一些城市建设重大项目的投入，转移到教育投资上来，比提取10%的土地出让金会来得更直接有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光绪年间福寿沟图
当武汉、北京、成都、南昌等诸多城市惨遭水浸时，江西赣州的福寿沟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条宋朝修建的城市下水道，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仍承担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有专家评价，以现在的自然降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千年“福寿沟”
从飞机上俯瞰赣州，可以看到赣州城三面环水，东面是贡江，西为章江，两条江在老城区的北门汇合成了赣江，而赣州老城区的地形则像一个乌龟壳。因而，传说中，赣州好像一座乌龟形的“浮城”，所以不管江水怎样涨，赣州城都能跟着浮起来，不会内涝。
不过，传说是传说。据《赣州府志》记载，赣州城（北宋时称虔州）曾屡遭水患，江水每每倒灌入城，严重危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这种状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得益于两项重要工程。一是北宋嘉v年间（1056-1063），孔子第四十代孙孔宗瀚任赣州知州时，把始建于唐末的土墙加固改造，使用砖石修筑城墙，以使城墙更好地发挥防洪堤坝的作用；二是孔的继任、一个叫刘彝的官员修建了赣州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
赣州市博物馆专家万幼楠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大致来说，福沟主要排放城市东南之水，寿沟主要排放城市西北之水。福沟主沟长11.6公里，寿沟主沟长1公里，合共12.6公里。主沟完成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一些支沟，从而形成了古代赣州城内‘旁支斜出、纵横纡曲、条贯井然’的排水网络。”
之所以取名“福寿沟”，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宋代福寿沟成矩形断面，砖石砌垒，纵横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分别将城市的污水收集排放到贡江和章江。福寿沟所用的砖石材料，为此后的维修带来莫大的方便，它在地下老化甚至崩塌，只要维修人员换掉坏的，一疏通就好了。
这一下水道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现在到赣州老城区走街串巷会看到，在那些旧式民居的墙角下，布满了一条条水沟。在每条水沟的拐角处，则装有一个石板井盖，井盖上布满了铜钱大小的孔洞。生活污水和雨水，就顺着这些水沟流进了地下的福寿沟，有孔洞的石板井盖当做过滤网，阻挡树枝、石块等物堵塞福寿沟。
立体“防洪网”
福寿沟之所以能使赣州免于内涝，并不只是下水道那么简单。“福寿沟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福寿沟只是赣州老城排水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万幼楠说。
在赣州排水防洪体系中，修建于宋代的坚固城墙是最好的防洪堤坝，还有城内的数百口水塘，则是最好的蓄水池。据了解，“福、寿”二沟与赣州老城城内的三池（凤凰池、金鱼池、嘶马池）以及清水塘、荷包塘、花园塘等几十口池塘连通起来。福寿沟将赣州城内原有众多的水塘串联起来，使之成为活的水系，遇暴雨时，可调节雨水流量，减轻下水道溢流；若章、贡二江洪水逼城，城内雨洪无法外排时可避免涝灾。
万幼楠曾说，把下水道和池塘连通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一旦雨量大增，福寿沟里的水暴涨，沟里的水就会流入水塘进行调节。就像长江流域与鄱阳湖、太湖、巢湖的关系一样。赣州城的水塘增加了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
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冯长春是最早意识到赣州水塘重要意义的人之一。1984年，在详细考察了赣州的水塘之后，他发表了论文《试论水塘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及利用途径―――以赣州市为例》，并在论文里建议，今后应该坚决停止向水塘“进军”。
不过，冯长春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现在到处搞开发，就地值钱，很多水塘都被填平了，老城内的水塘消失得差不多。跟以前那种利用水塘、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相比而言，现在遇到强降雨时，只能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强排，避免涝灾。”万幼楠对赣州城不断消失的水塘充满惋惜。
刘彝“善治水”
万幼楠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刘彝绝对是一位为民办实事的技术专长型官员。“他擅长治水，最后被提拔调入京城任‘都水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水利部副部长。”
说到刘彝的专业智慧，不得不说他的水窗设计。福寿沟排水口直通章贡二江，洪水期间，江水倒灌，很容易造成内涝。他便建造了12个防止江水倒灌的水窗，由四部分组成，即出水口处的外闸门和沟道，进水口处的内闸门和调节池，并与城内的池塘相连。“水窗是一项最具科技含量的设计。原理很简单，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则借水窗内沟道之水力将内、外闸门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水力将外闸门自动关闭，以防倒灌。”万幼楠曾指出，为了保证窗内沟道畅通且有足够的水压，刘彝采取变断面、加大坡度的方法来加大水流速度。
万幼楠说，刘彝没有只重地表，不重地下。他主政一方，从当地老百姓所遇到的实在问题出发，一心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福寿沟的修建，花了近10年的时间，还没等福寿沟修好，他已经调离了，没有享受到福寿沟的成果，但福寿沟却让赣州的老百姓享用了900多年。赣州人民为纪念刘彝，为他铸造了一座青铜雕像，安放在赣州市宋城公园的古城墙旁，以传诵他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