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社会抚养费拟统一征收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社会抚养费有很多争议，部分县乡社会抚养费没有纳入预算收入，变成了政府的“小金库”，一些地方甚至被用于发放奖金和福利。那么本次调整会有哪些影响，凤凰财经邀请著名人口学者易富贤撰文分析。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日发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简称《条例》)。《条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新内容：一是乡镇不再有征收决定权。二是全额上缴国库，“不得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征收机关”，同时强调计划生育经费“不得与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挂钩”。三是统一征收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规定已生育一个子女，不符合政策规定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有特殊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减免。四是增加征收管理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比如征收机关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五是确定由户籍地予以征收流动人口社会抚养费。
由于乡镇不再是执行主体，因此征收力度将降低。由于社会抚养费不得返还征收机关，征收的积极性也下降。因此，《条例》出台后，应该可以降低超生的成本，提高“死里逃生”的机会。
但是现在养一个孩子都已经很艰难了，老百姓超生不起了。《条例》出台的初衷可能是顺应这种社会变化，因此在第十八条中特别强调“批准当事人分期缴纳的，应当与当事人签订分期缴纳协议书，明确分期缴纳期限和比例”。其他国家只有分期付款购房、购车，中国却还有分期付款“购孩”！
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依据“人口是负担”的传统人口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更穷的后代；失独家庭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而失独父母自杀的话更是作出双重贡献。这显然是非常滑稽的。
而中国本届领导人却认为人口是资源、优势。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印尼时说：“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李克强总理认为“我国人口众多，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因此征收社会抚养费是有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口是“巨大的力量”的新的人口观的。
征收社会抚养费也违背1994年联合国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行动纲领》。当时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云率团出席了开罗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并承诺遵守《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提出尊重自愿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以指标或配额方式推行计划生育。20年来，国际社会一直为中国没有遵守承诺而指责中国。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次《条例》的修改明显是国家卫计委主导的。修改的背景是实践表明单独二孩政策预测破产。国家卫计委官员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当初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人口研究》等权威媒体上信誓旦旦地宣称单独二孩政策累计会多出生1000万人，生育率可达到1.8以上；绝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因为累计会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会出生4995万人。
但是单独二孩申请率非常低，截至8月底只批准62万例申请，我根据各地单独二孩的申请数据，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会补偿性出生多少人？》中分析，单独二孩累计只能多生135万人左右，2015年的生育率只能在1.2左右；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累计只会多生1300多万，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出生人口规模只有1800多万；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年出生规模也不到2200万人。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并且几年后，生育率将回落到1.6，然后继续快速下降。
王广州在《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潜力》中也分析，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2孩，补偿生育期间，每年会比政策不变多生600万左右，出生人口规模在2100万左右，也远低于翟振武所预测的4995万人；考虑到2014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那么全面二孩的额外新增出生规模将低于上述估计。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东窗事发”了，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彻底废除社会抚养费。这样可以将政治危机淡化为学术危机。但是国家卫计委却只在社会抚养费上小打小闹，并且还继续绑架法院（《条例》的第二十二条）。这次《条例》最大的倒退就是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工作”，等于让卫计委可以合法地绑架公安和民政。
而翟振武在二胎过渡方案上“勇于”探索和“突破”。他在2014年3月在《人口研究》发表论文还坚持说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4995万；但是2014年11月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的文章又改开说全面放开二胎每年只会出生3100-3850万人了，但是仍然在高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引发出生人口大量堆积” ，建议“允许一些经济发达、生育转变非常成熟的地区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上先行一步，或者在年龄偏大的人群中先行放开二孩政策，从而形成全国‘逐步’调整二孩生育政策的局面”。
翟振武9个月内对全面二胎后出生人数预测就少了一千多万，几个月后说不定又变成“全面放开二胎每年只会出生2000多万”。他们的观点可以变来变去，但因为他们的观点误导而每年损失的数百万人命能复活？因为他们观点误导导致中央决策的权威性下降能够恢复？
根据卫计委和人口学会“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游戏规则，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可以做出十多道菜出来，停止计划生育更是遥不可期。翟振武等人学术危机将演变为严重的国家政治危机。
生育意愿在快速下降，育龄妇女人数也在快速减少，生育障碍率却在快速提高，前面是万丈悬崖，人口政策不能“慢慢游”，而需要“猛回头”。期待国家领导人拿出汉武帝平反“巫蛊之祸”、丘吉尔指挥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政治勇气，雷霆一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功近而德远, 永彪青史！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著有《大国空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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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日发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简称《条例》)。《条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新内容：一是乡镇不再有征收决定权。二是全额上缴国库，“不得返还或者变相返还征收机关”，同时强调计划生育经费“不得与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挂钩”。三是统一征收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规定已生育一个子女，不符合政策规定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有特殊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减免。四是增加征收管理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比如征收机关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五是确定由户籍地予以征收流动人口社会抚养费。
由于乡镇不再是执行主体，因此征收力度将降低。由于社会抚养费不得返还征收机关，征收的积极性也下降。因此，《条例》出台后，应该可以降低超生的成本，提高“死里逃生”的机会。
但是现在养一个孩子都已经很艰难了，老百姓超生不起了。《条例》出台的初衷可能是顺应这种社会变化，因此在第十八条中特别强调“批准当事人分期缴纳的，应当与当事人签订分期缴纳协议书，明确分期缴纳期限和比例”。其他国家只有分期付款购房、购车，中国却还有分期付款“购孩”！
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依据“人口是负担”的传统人口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更穷的后代；失独家庭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而失独父母自杀的话更是作出双重贡献。这显然是非常滑稽的。
而中国本届领导人却认为人口是资源、优势。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印尼时说：“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李克强总理认为“我国人口众多，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因此征收社会抚养费是有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口是“巨大的力量”的新的人口观的。
征收社会抚养费也违背1994年联合国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行动纲领》。当时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云率团出席了开罗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并承诺遵守《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提出尊重自愿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以指标或配额方式推行计划生育。20年来，国际社会一直为中国没有遵守承诺而指责中国。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次《条例》的修改明显是国家卫计委主导的。修改的背景是实践表明单独二孩政策预测破产。国家卫计委官员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当初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人口研究》等权威媒体上信誓旦旦地宣称单独二孩政策累计会多出生1000万人，生育率可达到1.8以上；绝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因为累计会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会出生4995万人。
但是单独二孩申请率非常低，截至8月底只批准62万例申请，我根据各地单独二孩的申请数据，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会补偿性出生多少人？》中分析，单独二孩累计只能多生135万人左右，2015年的生育率只能在1.2左右；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累计只会多生1300多万，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出生人口规模只有1800多万；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年出生规模也不到2200万人。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并且几年后，生育率将回落到1.6，然后继续快速下降。
王广州在《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潜力》中也分析，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2孩，补偿生育期间，每年会比政策不变多生600万左右，出生人口规模在2100万左右，也远低于翟振武所预测的4995万人；考虑到2014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那么全面二孩的额外新增出生规模将低于上述估计。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东窗事发”了，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彻底废除社会抚养费。这样可以将政治危机淡化为学术危机。但是国家卫计委却只在社会抚养费上小打小闹，并且还继续绑架法院（《条例》的第二十二条）。这次《条例》最大的倒退就是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工作”，等于让卫计委可以合法地绑架公安和民政。
而翟振武在二胎过渡方案上“勇于”探索和“突破”。他在2014年3月在《人口研究》发表论文还坚持说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4995万；但是2014年11月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的文章又改开说全面放开二胎每年只会出生3100-3850万人了，但是仍然在高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引发出生人口大量堆积” ，建议“允许一些经济发达、生育转变非常成熟的地区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上先行一步，或者在年龄偏大的人群中先行放开二孩政策，从而形成全国‘逐步’调整二孩生育政策的局面”。
翟振武9个月内对全面二胎后出生人数预测就少了一千多万，几个月后说不定又变成“全面放开二胎每年只会出生2000多万”。他们的观点可以变来变去，但因为他们的观点误导而每年损失的数百万人命能复活？因为他们观点误导导致中央决策的权威性下降能够恢复？
根据卫计委和人口学会“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游戏规则，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可以做出十多道菜出来，停止计划生育更是遥不可期。翟振武等人学术危机将演变为严重的国家政治危机。
生育意愿在快速下降，育龄妇女人数也在快速减少，生育障碍率却在快速提高，前面是万丈悬崖，人口政策不能“慢慢游”，而需要“猛回头”。期待国家领导人拿出汉武帝平反“巫蛊之祸”、丘吉尔指挥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政治勇气，雷霆一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功近而德远, 永彪青史！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著有《大国空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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