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聚焦贫困人群
作者： 胡星斗 | 2006年07月10日23时48分 |
聚焦贫困人群
（新闻周报2006年2月21日报道）日前，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开展了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该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高票当选为热点话题之一。一位观察人士认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救助“社会底层”的话题将会引起代表、委员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春节前后，各地相继召开“两会”，其中，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各地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著名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教授认为:“今年各地的‘两会’之所以十分关注‘社会底层’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而‘十一五’规划的主论调是‘共同富裕’。”
地方“两会”关注“社会底层”
翟玉和，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在今年黑龙江省的“两会”上，翟玉和在其提交的建议中呼吁，要重视农村养老问题。从2005年11月初至12月底，翟玉和自费筹资10万元组织了7个志愿者、耗时50天对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志愿者行程5万公里、踏访全国31个省区、调查万余名农村老人，展示了我国部分地区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
翟玉和说：“在我的老家鸡西市麻山村有一对80多岁老夫妇，老头步履蹒跚、老太瘫痪在炕，同住一村的儿女几乎无视父母的存在。这对老夫妇不知什么原因双双死去多日后，其儿女才被邻人告知。我到山东、江苏等地农村探亲时发现，那里的老人在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后，因儿女的嫌弃和拒绝被迫独居的比例高达80％以上，缺衣少食、贫病交加，在无奈中苦熬残年。”
除了农村贫困现象外，城市贫富悬殊也引起各地“两会”的关注。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在今年湖南“两会”上提交的《关于防止城市部分人群相对贫困化的建议》提出，必须高度关注城市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城市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并扩大的问题，要落实城市社会保障措施，谨防在城镇化中出现“贫民窟”现象。这一提案经媒体披露后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调查，在城市低保户中，64.9％的家庭有慢性或大病患者、33.7％的家庭有残疾人。超过70％的低保户表示，就业难、看病难、子女学费贵等是影响他们脱贫的主要因素。城市贫困人群收入低，生活入不敷出；大多数贫困家庭住房面积窄小、破旧，安全隐患严重；精神负担沉重，心理失衡。此外，贫困市民的聚居也形成了城市相对贫困化区域。
此外，“农民工”问题也是今年各地“两会”的热点话题，比如在江西省的“两会”上，政协委员们就纷纷针对此话题上交提案。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员会联络处处长李季仁的提案《进城务工青年法制教育不容忽视》，受到了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今年1月，在北京市“两会”上，人大代表阎仲秋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近来，农民工引发的社会治安等问题比较突出。他引用清人张潮的诗句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阎仲秋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城市安全、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
2001年，当“十大社会阶层”的话题刚刚被提出时曾经引起过震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已存在十大社会阶层，其中“中低阶层”仍占人口的大部分。“该大的没有大起来，该小的没有小下去。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正式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今年春节前后，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访贫问苦，表达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关心。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日益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诸多新政都令人欣慰，但严峻的事实仍然不容回避――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其发展问题逐渐凸显，他们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日前，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在网上开展了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该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被高票当选为热点话题。一位观察人士认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社会底层”的话题将会引起足够关注。
“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
在2003年6月的一天，已连续两顿没有吃上饭的民工刘兴全爬上吊塔讨要工资，在高空中苦苦待了6个小时后被解救下来，当时他几乎昏厥。
2002年，陕西省宝鸡市下岗工人丁某在得知儿子考取大学后，向老板讨要工资未果，跳楼自杀。教育、医疗如今令许多中国工薪或下岗家庭陷于贫困或负债累累。
河南省卢氏县原领导劳民伤财，只顾搞形象工程，从1986年到2002年用掉了国家投入的资金2.7亿元，导致不少农民年收入下降到不足200元，4年连续发生农民因税费过重而自杀的事件。
“兄弟抓阄治病”、“民工跳楼讨薪”……一方面是极度贫困的群体，他们基本的需求尚得不到满足、被抛在社会发展之外。而另一方面却是富豪们沉溺于奢侈品的夸耀性消费，让奢侈品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发挥到了极点。据日前发布的胡润“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调查”显示，中国富豪为宾利、劳斯莱斯、江诗丹顿、劳力士等国际顶级品牌大掏腰包。
“当前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资本、知识、技术等等资源的拥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这辆汽车，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却被这辆汽车远远抛在了后面，从而造成社会结构存在一种断裂的可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有这样一个比喻。
就这样，当社会的上层通过“精英结盟”等机制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和已经营造起来的“豪华生活”时，社会底层却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
“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才21岁，但小陈却已开始愤世嫉俗。自父亲1995年去世后，她与母亲每月靠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仍没有找到工作。
在不久前召开的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了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却明显加重了。
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来北京打工的小刘有些不平地说:“穷人的后代一出生缺的就是钱，富人的后代一出生就富有，由穷人变富人非常难。”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今后的中国，有两个规模很大的人口群体容易沦入贫困，其中一个就是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而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的相关研究佐证了于学军司长的观点，洪涛教授通过对北京早期“浙江村”、“新疆村”的研究，发现第一批移民肯于吃苦，有一些商贩在北京赚得了第一桶金而成为在北京居住下来的移民。但目前北京的“二代移民”就不是如此了，他们出生后在北京受到了各种歧视，城市户口问题、上学问题、就业问题、居住问题等均是引起其不满的一些现象。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引起了高度重视，但是相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社会底层”叩问“穷人经济学”
“政策的制定并没有更多倾向于穷人又怎么会带来致富的机会呢！底层的人要得到同样机会，穷人得付出10倍的努力甚至更多！”有观点这样认为。
不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底层社会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底层群体。
著名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当今中国特别需要“弱势群体经济学”，报纸上说有“穷人经济学”，我觉得中国需要“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煤矿工人的权益问题，更多地研究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探讨公平、如何实施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保护穷人的政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对研究这样一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不是纯而纯之的经济学问。
改革开放出现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今年年初在“2006中国脑库年会”上说，首先是权利贫困，打工者目前的这种权利状况不足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对农民的掠夺性盘剥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土地的法律制度非常混乱,这是制度缺陷的重要表现，更不用说就业、教育、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存在着多少权利缺陷了。农民进城后的各种待遇都是由于权利缺陷造成的。
日前，由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205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逾80岁，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百，人们可以自由合理流动，最低月薪超过1300美元，绝对贫困和童工率下降到零。
“目前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就是‘2050年最低月工资达到1300美元’”。2月10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做客新华网时说，其实这是我们在为中国的最低收入者呼吁，希望社会、政府、经济界关注他们，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最低收入者的工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工资平均水平就会上涨，这个社会就会趋向于和谐。
作者： 胡星斗 | 2006年07月10日23时48分 |
聚焦贫困人群
（新闻周报2006年2月21日报道）日前，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开展了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该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高票当选为热点话题之一。一位观察人士认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救助“社会底层”的话题将会引起代表、委员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春节前后，各地相继召开“两会”，其中，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各地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著名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教授认为:“今年各地的‘两会’之所以十分关注‘社会底层’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而‘十一五’规划的主论调是‘共同富裕’。”
地方“两会”关注“社会底层”
翟玉和，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在今年黑龙江省的“两会”上，翟玉和在其提交的建议中呼吁，要重视农村养老问题。从2005年11月初至12月底，翟玉和自费筹资10万元组织了7个志愿者、耗时50天对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志愿者行程5万公里、踏访全国31个省区、调查万余名农村老人，展示了我国部分地区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
翟玉和说：“在我的老家鸡西市麻山村有一对80多岁老夫妇，老头步履蹒跚、老太瘫痪在炕，同住一村的儿女几乎无视父母的存在。这对老夫妇不知什么原因双双死去多日后，其儿女才被邻人告知。我到山东、江苏等地农村探亲时发现，那里的老人在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后，因儿女的嫌弃和拒绝被迫独居的比例高达80％以上，缺衣少食、贫病交加，在无奈中苦熬残年。”
除了农村贫困现象外，城市贫富悬殊也引起各地“两会”的关注。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在今年湖南“两会”上提交的《关于防止城市部分人群相对贫困化的建议》提出，必须高度关注城市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城市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并扩大的问题，要落实城市社会保障措施，谨防在城镇化中出现“贫民窟”现象。这一提案经媒体披露后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调查，在城市低保户中，64.9％的家庭有慢性或大病患者、33.7％的家庭有残疾人。超过70％的低保户表示，就业难、看病难、子女学费贵等是影响他们脱贫的主要因素。城市贫困人群收入低，生活入不敷出；大多数贫困家庭住房面积窄小、破旧，安全隐患严重；精神负担沉重，心理失衡。此外，贫困市民的聚居也形成了城市相对贫困化区域。
此外，“农民工”问题也是今年各地“两会”的热点话题，比如在江西省的“两会”上，政协委员们就纷纷针对此话题上交提案。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员会联络处处长李季仁的提案《进城务工青年法制教育不容忽视》，受到了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今年1月，在北京市“两会”上，人大代表阎仲秋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近来，农民工引发的社会治安等问题比较突出。他引用清人张潮的诗句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阎仲秋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城市安全、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
2001年，当“十大社会阶层”的话题刚刚被提出时曾经引起过震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已存在十大社会阶层，其中“中低阶层”仍占人口的大部分。“该大的没有大起来，该小的没有小下去。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正式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今年春节前后，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访贫问苦，表达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关心。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日益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诸多新政都令人欣慰，但严峻的事实仍然不容回避――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其发展问题逐渐凸显，他们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日前，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在网上开展了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该调查显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被高票当选为热点话题。一位观察人士认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社会底层”的话题将会引起足够关注。
“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
在2003年6月的一天，已连续两顿没有吃上饭的民工刘兴全爬上吊塔讨要工资，在高空中苦苦待了6个小时后被解救下来，当时他几乎昏厥。
2002年，陕西省宝鸡市下岗工人丁某在得知儿子考取大学后，向老板讨要工资未果，跳楼自杀。教育、医疗如今令许多中国工薪或下岗家庭陷于贫困或负债累累。
河南省卢氏县原领导劳民伤财，只顾搞形象工程，从1986年到2002年用掉了国家投入的资金2.7亿元，导致不少农民年收入下降到不足200元，4年连续发生农民因税费过重而自杀的事件。
“兄弟抓阄治病”、“民工跳楼讨薪”……一方面是极度贫困的群体，他们基本的需求尚得不到满足、被抛在社会发展之外。而另一方面却是富豪们沉溺于奢侈品的夸耀性消费，让奢侈品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发挥到了极点。据日前发布的胡润“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调查”显示，中国富豪为宾利、劳斯莱斯、江诗丹顿、劳力士等国际顶级品牌大掏腰包。
“当前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资本、知识、技术等等资源的拥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这辆汽车，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却被这辆汽车远远抛在了后面，从而造成社会结构存在一种断裂的可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有这样一个比喻。
就这样，当社会的上层通过“精英结盟”等机制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和已经营造起来的“豪华生活”时，社会底层却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
“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才21岁，但小陈却已开始愤世嫉俗。自父亲1995年去世后，她与母亲每月靠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大学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仍没有找到工作。
在不久前召开的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了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却明显加重了。
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来北京打工的小刘有些不平地说:“穷人的后代一出生缺的就是钱，富人的后代一出生就富有，由穷人变富人非常难。”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今后的中国，有两个规模很大的人口群体容易沦入贫困，其中一个就是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而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的相关研究佐证了于学军司长的观点，洪涛教授通过对北京早期“浙江村”、“新疆村”的研究，发现第一批移民肯于吃苦，有一些商贩在北京赚得了第一桶金而成为在北京居住下来的移民。但目前北京的“二代移民”就不是如此了，他们出生后在北京受到了各种歧视，城市户口问题、上学问题、就业问题、居住问题等均是引起其不满的一些现象。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引起了高度重视，但是相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社会底层”叩问“穷人经济学”
“政策的制定并没有更多倾向于穷人又怎么会带来致富的机会呢！底层的人要得到同样机会，穷人得付出10倍的努力甚至更多！”有观点这样认为。
不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底层社会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底层群体。
著名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当今中国特别需要“弱势群体经济学”，报纸上说有“穷人经济学”，我觉得中国需要“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煤矿工人的权益问题，更多地研究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探讨公平、如何实施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保护穷人的政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对研究这样一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不是纯而纯之的经济学问。
改革开放出现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今年年初在“2006中国脑库年会”上说，首先是权利贫困，打工者目前的这种权利状况不足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对农民的掠夺性盘剥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土地的法律制度非常混乱,这是制度缺陷的重要表现，更不用说就业、教育、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存在着多少权利缺陷了。农民进城后的各种待遇都是由于权利缺陷造成的。
日前，由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205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逾80岁，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百，人们可以自由合理流动，最低月薪超过1300美元，绝对贫困和童工率下降到零。
“目前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就是‘2050年最低月工资达到1300美元’”。2月10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做客新华网时说，其实这是我们在为中国的最低收入者呼吁，希望社会、政府、经济界关注他们，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最低收入者的工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工资平均水平就会上涨，这个社会就会趋向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