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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冼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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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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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01-05 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周忠泰
题记――运用族谱对冼夫人进行研究，已不是新鲜事，许多史学专家已在这方面进行过很好的研究。但我发现有些运用族谱来研究冼夫人的史学专家，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忽略了族谱学中的许多重要理论，使用了族谱学中的许多已公认的可信度很低的史料，而抛弃族谱学中有真实价值的史料，至使许多隋唐的本地历史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现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前 言
冼夫人是古高凉人，冼姓在南北朝至隋间是粤西的巨族大姓，现粤西冼姓主要集中在广东省高州市的东北部和广东省的吴川市。据他们的族谱记载，他们都说自己在唐代来自于福建省莆田珠玑巷，没有一地的冼姓族谱说自己是古高凉土生土长的。
据我对粤西族谱的调查，粤西的族谱，没有一本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其大体情形是这样：迁来粤西的时间上限是宋代，明代是多数，迁来的地点或说是福建省，或说是南雄玑珠巷……就是没有说是隋唐间的本地土豪大族。
再看看粤西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情形亦与粤西差不多，宋之前的土著豪族亦找不到踪影。就是那里的蛋民族谱亦说自己是来自于南雄珠玑巷，还笑别人从珠玑巷南下时不像他们那样有船坐，要赶路，因而走到小脚趾分叉，而他们没有。（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
广东省的是这样，如果把眼光再放广一些，去看省外广西的族谱，亦会发现，广西的情形与广东的相似。“农(侬)氏早在唐宋间即是壮族的大姓之一，称侬峒，人多势强。宋皇佑间，族人随其首领侬智高反宋，后为宋将狄青所败，改侬为农，农姓应为正牌壮人无疑，但在某些农氏家谱之中，竟有‘先祖随狄(青)自山东南来’之类的说法。农姓壮人先于狄青‘征蛮’而存在，何以后于狄青而南来?实在谬误离奇。韦姓亦是壮族大姓之一，遍居于桂西各地，然其家谱也和汉代的名将韩信攀亲，说韦姓出于韩信之后，因韩信被他人诬告谋反，为吕后所杀，其族人（或说韩子）出逃至广西落户，为求性命计，遂隐去韩字左边，取韦为姓。‘韦姓韩裔’之说谬误亦多，仅以人口繁衍之速度而言，若以韩信之一二后人，决无可能造成人口如此众多的韦姓壮人。其他如莫、黄等壮族大姓，早在唐宋时期，即分别掘起于桂西北、桂西南一带，人数众多，势力亦盛。然而在后代编就的莫、黄家谱中也多伪称其先祖为来自内地各省者。另外，据正史、野史、方志及家谱、族谱的记载，广西土司官中的岑氏、李氏、许氏、莫氏、黄氏等，竟无一家可列为土著壮人，这当然与史实相左。”（见范宏贵、顾有识编的《壮族论稿?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岭南是百越人的聚居地，岭南人之中，应有许多人是由古越族人汉化而来的，但两广难找出一本的族谱能反映上面这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呢？
一、全面地了解族谱的发展史
我们要找出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形的原因，就要先弄清族谱的发展史。
唐代以前，人们讲究门第，族谱的政治作用比较明显，选官、婚姻、人际交往都依据它。为了保证族谱的权威性，族谱由政府纂修，由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谱局）保存，以备必要时查验。
族谱首次受到大的冲击是在唐代，这是因为庶族在唐朝的崛起和唐朝成熟的科举制度所致。
很长时间以来，崔、卢、王、谢是以前的大户，一直被列为一等。在唐初修订氏族志时，崔氏仍是第一，唐太宗看后很生气，认为崔姓早已衰弱，李氏贵为天子还怎还比不上崔姓？于是重修，李氏为第一，皇后望族长孙为第二，崔氏为第三。这一方面体现族谱在唐以前的权威性，其曾连皇帝亦不给面子；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在唐代，族谱受到大的冲击。
宋代以后，族谱的政治作用削弱。这是因为，自唐以来，官员的选拔越来越多地依据科举制，凭门第选官至宋已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宋代商贾崛起，对人们的婚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于是，族谱的政治作用不再突出，政府对族谱的管理亦随之放松，故宋代的族谱除了皇帝的家谱玉牒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后的族谱均由私人修撰，政府不再干预，也不负责收藏保管，私家修谱遂自宋代兴起，经元、明的发展，至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入民国后仍延绵不断。
宋代兴起私家修族谱，族谱的政治作用被削弱的同时，封建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却在族谱中急增。这一来是宋代理学勃起，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族谱亦难“独善其身”；二来是大批士大夫，如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亦参与修族谱的行列中来，这促使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在族谱之中占了主导地位。故宋以后的族谱，封建理学思想很浓厚，在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的同时，用理学思想团结约束家族成员，用理学思想教育家族后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大大增强。
由族谱的发展史我们可知，唐以前私家不能著族谱，宋以后才可，而粤西的则更迟，在明清才较多出现。由此可知，粤西明清以后著的族谱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大都是无谱可依的（因那时私家不能著家谱），他们大多不知自己家族隋唐以前的历史。故岭南族谱，其找寻祖先的上限最多只在宋，不能到唐，其有关隋唐的历史多是编者受理学等士大夫的思想影响而编的，历史的真实性很低。这是岭南族谱的一个普遍现象。
又由于宋之后的家谱的作用很大程度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为了用理学思想来教育后人，是为了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又加上无政府监管。因此，各族人为达编族谱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和地位这目的，编者在编造自己并不清楚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便有了许多附会不当的东西。在民族这内容上，全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这其中，有许多确是不了解自己的古越族历史的，但亦有些是了解而不愿说的。
不愿说自己的家族来源于隋唐时的古越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在思想文化上，古越人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不自觉地产生对本民族的自悲感。
一直以年，封建王朝对古越族实行羁縻政策，这些官职均由古越族的豪酋担任，并得以世袭其位。但宋之后，随着汉人在古越族地区的人口增多，中央政府相继实行改土官为流官的统治政策，州县的长官多从外省调入。一般来说，在改土归流前，进入古越族地区的汉人基本上同化于古越族之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南朝梁代的冯业一家，他的子孙冯盎至隋和杨广谈话时，已被杨广称作“蛮夷”，冯智戴在未央宫吟诗时，已被唐太宗称作“越”，（见《新唐书?冯盎传》）唐宰相许敬宗嫁女给冯子游时，已被认为嫁女给“蛮夷”（见《新唐书?许敬宗传》。改土归流后，入居的汉人亦有部分越化，但大的趋势是古越族人被汉化。这是因为，改土官为流官前，地方上的社会力量是越强汉弱，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汉人所起的作用有限，很大程度上，这种征剿镇压是古越族人之间的争夺战，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没有实质的冲击，只是另换一位首领罢了。改土官为流官后，地方上的社会力量已是汉强越弱了，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很大程度上，是汉人对古越族人的征剿镇压，这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有了实质性的冲击，古越人自此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这在许多方面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封建统治者在对古越人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称古越人的语言为“鸟言兽语”，侮其人为“人如禽兽”，古越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多被历代统治者斥为“伤风败俗”之东西。这严重阻碍了古越族人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隔阂，渐渐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耻，于是产生对本民族的自卑感，对封建思想产生仰慕之情。这为编造“遥遥华胄”家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在经济上，明代在体现经济地位的差役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冼氏等许多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况的重要原因。
当时岭南汉人称民户，古越族人称军户，军户“承担的差役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这在广东省各地方志所记录的战争多有“狼r兵”或“狼兵”可证。海南的苗族便是明代大陆苗兵的后裔。明代浙江一带有倭患，调去那里支援的军队却是千里之外的广西“狼兵”。这差役等体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也使古越族人在族谱上不愿说自己是土著，因而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华胄”。
第三，在教育制度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严格规定岭南少数民族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从教育制度角度排诉岭南少数民族。于是，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岭南古越人的上层人士便把自己的族谱依附于汉人编造的族谱上，以求获得科举入士的资格。这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岭南族谱几乎都说自己是“中原华胄”了。
在以上三方面的情形下，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声誉为目的，以“脱离军籍”为幸，以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的冼氏等岭南古越族后裔的族谱，编族谱者在编自己并不清楚，无谱可依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在别人都编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大族的情况下（这已是当时文人的积习），便说自己也是中原大族了。试想，当时哪村编本说自己是“人如禽兽”，没有科举资格的古越族后裔的族谱，那是多么羞愧之事。所以，对编族谱一事，要么便不编，要编就是“遥遥华胄”。这最终使岭南没一家的族谱说自己是古越族人，这是岭南族谱的一大通病。
当时的情形大致这样――在宋代，修族谱开禁，符合条件的达官显贵为提高本族的地位，私家修了族谱，如苏轼、欧阳修等人。一百几十年后，又有许多后起的苏姓、欧姓大族，其“发达”后，为使自己家族“合法化”，亦要修族谱，在并不清楚自己家史的情况下，在富人喜欢炫耀的虚荣心的作崇下，便与一些名人家族攀亲，已衰弱的名人家族无论承认与否，几十年后，这事便成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族谱之风越来越盛，攀亲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弱势家族，为不被欺负，使自己“合法化”，亦加入名人后裔之后（如高州大坡谢氏等），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出现天下同姓者大多是宋之前历史名人的后裔的现象。如王姓大多与王安石有关，苏姓大多与苏轼有关，而周姓大多与周敦儒有关等等。而与这些名人同时代的千百万的人，似乎都绝了后。而事实上，这些人之中，许多并不是名人后裔，有不少实是汉化的古越人后裔。而没有现成族谱可攀亲的广东冼姓和广西农姓等岭南大姓，也曲曲折折地与中原华胄攀亲。冼姓说其来源于沈姓（其错误我下文有分析），没有族谱承认自己与隋朝俚族英雄冼夫人有关系；农姓不承认自己与北宋壮族英雄侬智高有关系，去掉单人旁说自己姓“农”不是姓“侬”，来自于山东，祖先是随耿青平定侬智高而来广西的；广西壮族大姓韦姓亦不甘心落后，说自己是汉名将韩信之后，避难到广西而去掉“韩”字一半改姓为韦。
其实，对族谱为了达到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脱离军籍”，为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这目的而造假的现像，早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就很明确地指出过，其说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见文天祥的《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钱大昕亦说“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w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见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谭其骧更是偏激，其在《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亦不信湖南人没有土著民族的后裔，总是中原血统，认为族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因此，我们用族谱来研究历史，尤其是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和家族内任官职的名人的问题，应批判地使用，严格甄别真伪，抛弃其不真实的，使用其真实的。但本地的冼夫人研究，许多人对冼氏的利用恰恰是弃其真实的东西，使用其不真实的东西，致使许多隋唐时代的历史问题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二、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考――冼姓来源于沈子国？
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多说冼姓出自于沈姓，是一名沈I的人秦末随赵佗来南越，定居南雄珠玑巷，然后在宋代由珠玑巷分居珠江三角洲各地。具体过程如《岭南冼氏宗谱》所说：“冼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在秦，居真定郡（原注：今直隶正定府）。有名I者，以义侠闻，为仇家所持，因秦法严，改今姓。始皇三十三年，遣赵佗将谪卒五十万人戍五岭，I与佗同里，且有旧，往投其帐。至岭南，遂家焉。是为冼姓入粤之始。 …… 自是子孙蕃衍于岭南。有居广西者，不甚显著，今镇南关内有冼村，亦俨然一都会也。以广东为大宗，分为二支：居广州者为南海冼氏；居高州者为高凉冼氏。虽郡望不同，乃I公之后。”
族谱中的这一内容，许多人研究冼夫人时，常以为然。殊不知这早已为谱牒学家所唾弃。
对此说法的批判，王兴瑞在其《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这样否定它：“据我个人的见识所及，所谓沈I之事，并未见于历史文献，疑为编者所杜撰。在过去封建社会里，杜撰族史以相炫耀，久成文人积习。尤其是岭南巨姓，为表明本族原为‘华夏贵胄’，源远流长，不同‘蛮族’，其族谱几无一不附会于中原的王侯世家，从中找个‘光荣’的祖宗。此谱编者，恐难免俗。其所以杜撰沈I，想系冼、沈两字音、形相近之故。而且沈氏在古代中原为显姓，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下》云：‘沈氏：周文王第十子蚺季，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舆沈亭是也。子孙以国为氏。’据此，自然可以说，‘洗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一点也不费力。”
另外，唐代刘恂的《岭南录异》的记述亦体现沈子国说不可信，该书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其云：“洗氏，高州保宁人。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遍霸岭南，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 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粤中见闻》亦有相似的记述，道光《广东通志》的编者认为此段记事“语既荒诞，事别无证”。但我认为，这种荒诞，是封建社会常见的对古代人物的形体所作的夸张造成的，并不奇怪。
从“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一句可知，冼氏“入见”前，已是“点集军丁”的首领，早已是岭南的首领。
另又从文字显示此位冼夫人已是成年人，若沈子国之说成立，那在秦末，沈 不会有如此成年的女儿。
最后，从文字的内容来看，二人之前似乎也并未认识，其与赵佗的关系似乎并非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钟万全先生把此冼夫人看作沈I之妻，但欠妥。一者各地冼氏族谱所记沈I之妻为董氏；二者我国历来没有西方以丈夫之姓作妻子之姓之风俗；三者此说未见别的文献有记载；四者二人似乎之前并不相识，也非上下级之关系，与沈I和赵佗的关系不符。
凡此种种，都说明冼姓不是沈I随赵佗征岭南而来，冼姓来源于沈子国之说不成立。而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沈子国，正是想追认隋唐以前的“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的岭南族谱的通病。
三、冼氏族谱考
粤西的冼氏族谱以《广东吴川冼氏族谱》为代表，论及迁移过程，其与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不同，其不说自己是冼I之后，而说自己是在唐代时来自于福建莆田珠玑巷。其族谱记载其祖先迁移的过程是这样的：始祖叫冼劲，本福建莆田珠玑巷人，唐太宗时出任南海县知县，任满后，冼劲“因桑梓情深，痛念先人庐墓在闽……遂偕夫人卢氏及次子、三子回闽居住”，而长子冼镇在唐高宗朝任广州参军，任满后居南海三山村，始为南海冼氏之始；唐玄宗时，冼镇的孙冼祥出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传了三代，冼祥的曾孙冼达乾在宋初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为化州冼氏始祖；明永乐间，冼达乾之第五代孙冼道明任高州府中军，明成化间，冼道明的长子冼印迁茂名雷洞，此为雷洞冼姓始祖；次子冼沃迁电白县旧院，四子冼镳迁信宜碗窑村；三子冼祁是郡庠生，迁吴川塘莲黎村，成为吴川冼姓始祖，冼祁的长子冼动是化州庠生，迁吴阳马兆村，立籍北五都四甲，次子冼静是国子监，迁米收村，此两人的子孙又再分迁冼村、独寿、下马和米冼等村居住。在清康熙戊午年（1678年），吴阳马兆等地的冼氏又迁廉江田头屋，遂溪平山洋、大埠头、九间屋、冼屋、后湖、北寨、竹叶塘和风朗，湛江北郊的南三麻弄、南二邓屋、南头塘、米粘新村、南灶窖、米稔下莫村和东海瓜杓岭等村。
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要知“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此说疑点颇多，“支离傅会，纷纭w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处不少，远不足信。
疑点一、粤西冼姓来自于福建？
粤西的冼氏族谱都说自己是来源于唐初的福建莆田珠玑巷，此说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深入一研究，便发觉此说欠妥。
一，珠玑巷之说最早亦是在宋代才有，其不会早于五代时期，更不会出现在唐初，一般认为其得名于宋开封城的珠玑巷，即“而旧谓（河南）祥符（县）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颖，以志故乡之思也。”（见黄慈博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第72页，南雄县县志办公室翻印。1985年。未见原书，从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而粤西冼氏却说自己是来自初唐（唐太宗时期）的莆田珠玑巷，这是不可能之事，可见其不可信。况且，珠玑巷之事本身亦为史学界所质疑。
二、福建省自古至今都没冼姓大族的记载，冼姓在那里至今还是“游兵散勇”，且都是从广东迁去的，此亦可见此说不可靠。
鉴江流域的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福建省，这是因为鉴江流域大部份人的族谱都说自己是来自于中原华胄，自北方一站一站地迁移，最后一次迁移多是始自福建。因此，冼姓人亦跟随别人这样说，语外之意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是中原的华胄；不这样说，便被别人认为是土著居民，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的现实。所以，说冼姓来自于福建，与说冼姓来自于沈姓一样，都是不可信的，是岭南族谱“遥遥华胄”这通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与沈子国说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在此不就此冼劲与《广东考古辑要》所记的晋代的冼劲的关系展开讨论，因与我所要谈的内容关系不大。粤西冼姓族谱所说的冼劲极有可能是借晋代的冼劲而编造出来的。）
疑点二――化州冼氏是否来自于冼祥？
下面，我们来看看化州的冼姓是否是来自于《广东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唐代冼劲曾孙冼镇的孙冼祥。按《广东吴川冼氏族谱》，冼祥于唐玄宗时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其子孙即是现茂名市各地的冼姓居民。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我认为，此说疑点亦颇多，亦不足信。
一、粤西冼氏族谱说，冼祥在唐玄宗朝任高州都司，但是，唐武官职位中，没“都司”一职，“都司”乃是明朝才出现的官职。“明朝的军事建制比较特殊, 它没有采用前朝如《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在的那种‘禁军’制，也没有采用更早时候的‘左、右军’或‘三军’那种军制形式。朱元璋创立了一种将屯田与防卫相兼的新军事体制，史称‘卫所’制。……卫所之上设都指挥使司，通称‘都司’；明初全国共设17个都司和3个行都司。”（见靳恩全的《铁岭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明清时，省以下的武将官阶从上至下为：提督、总兵（镇台）、副将（协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季（副把总），最底层的卫所的武官称千户或百户，“都司”在“守备”之上，“游击”之下，属中层武官。既然这样，焉有唐玄宗时的人（即冼祥）任明代武职之理？此外，就是在明代，高州府亦没设有都司一职。足见其正是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事，并不可信。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冼祥其人，亦未见别的历史文献有记载。
三、该谱说冼祥之曾孙冼达乾于宋初由高州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遂为化州冼氏始祖亦不合常理。古人早婚，寿命较短，一般90多岁即可四世同堂。而冼祥在盛唐玄宗朝到高州，历中唐、晚唐和后来的五代十六国时期而到宋，最少也有240多年，这240多年才传三代，难合常理。
由此可见，冼祥其人并不可信。粤西冼氏族谱说自己是唐玄宗时的高州都司冼祥之后，其本质是想说明自己是“品官之家”。他们为何要这样说，实有苦衷，我下面有这方面的分析。
疑点三――高州、吴川冼姓是否来自于冼道明？
《广东吴川冼氏族谱》说，雷洞的冼氏是化州北岸的冼道明于永乐间任高州府（治长坡）中军，生有四子，长子冼印于明成化初在父亲死后迁居茂名县雷洞村，是为雷洞始祖。后来，冼印三子冼祁是郡（府）庠生，迁吴川塘莲黎村，成为吴川冼姓始祖，其长子冼动为化州庠生，迁马兆村，次子冼静是国子监，迁米收村。我发觉这说法疑点颇多，亦不足信。
一、如前所述，明清的地方武官并没有“中军”一职，“中军”乃是唐朝的官职。焉有明代人任唐职之理？足见其是杜撰，也是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事。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冼道明其人，亦未见别的历史文献有记载。又查《高州府志?选举志》，高州府冼姓在明清两代，没有人中举人，庠生也不多，清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冼姓庠生，直至清咸丰朝，吴川才有位名叫冼泉香的庠生，同治朝茂名县才有位叫冼品中的副贡。并没有郡庠生冼祁（实应是府庠生），化州庠生冼动和国子监冼静三人。
三、按《广东吴川冼氏族谱》之说，冼道明是高州冼氏始祖，冼祁是吴川冼氏始祖，冼祁之次子冼静后来迁居米收村。许多人由此认为，隋唐时的冼姓，在唐经冯君衡之事后，已迁往别的地方，故现粤西高州、吴川的冼姓，是明中后期才迁来的，即高州的冼姓居民出现在明永乐后，吴川米收村的冼姓居民出现在明成化后，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吴川米收村，早在元代已有冼姓人居住，紫金县的《冼氏紫金F石房族谱》说，其始祖冼惠本“岭南布衣，智勇兼全。爰于明兴，有志从戎，屡建奇功，升授千户，继因出师失利，降职总旗。初调潮州，转授惠州。至洪武三年，奉旨下屯，来守是乡（指紫金石F乡）。”这位“有志从戎”的“岭南布衣”，一生征战于岭南，其祖籍，按他子孙的族谱记载，就是“高州府吴川县批伍都莲塘米收村”人。此“批伍都”应就是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北五都”，“莲塘”应是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塘莲”，“米收村”即现吴川米收村。由此可见，米收村的冼姓并非在明成化间才迁来。
吴川米收村的冼姓并非在明成化间才迁来的观点，在佛山的冼姓中亦有体现。紫金的《冼氏紫金F石房族谱》说，佛山东头铺的冼姓，是在宋理宗绍定五年，由高州吴川县迁来。
紫金冼氏族谱的这类记载，别的历史文献亦有相似的记载（虽不明说吴川县，但说是高州）。按子月的《岭南经济史话》第二十章说：“佛山东头冼氏，是南北朝时驰骋岭表、后归附隋朝的冼夫人那一族的后裔，他们在南宋时由高凉东移，迁入佛山。其七世祖冼林佑‘性豪爽有孟尝风’。明中叶前佛山没有客栈，来佛山做买卖的人闻其名，纷纷来借宿，所谓‘行旅过佛山者，莫不求倚仗’，冼家因此经常高朋满座。
冼家门口悬有一个大鼓，一天冼林佑设席待客，有个外地客人酒酣兴起，拿起鼓捶擂起来，才擂了三下，四面八方的乡人都朝这儿拥来，把一干外地客吓了一跳。原来这大鼓不能乱动，有事擂三下，冼氏宗族的人便会赶来‘环集听命’，颇有百越先民鸣鼓为号的遗风。还好已经入明，此鼓所代表的权威和神圣大大减弱，轻举妄动的外地客人只需道歉了事。冼林佑又‘治酒留众’，把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化解了，大家欢饮而散。
冼林佑在高州有一座矿山，所产的生铁除供冼氏冶炼外，还有出售。每年冼林佑都会像收田租一样去收一次钱。嘉靖年间，冼林佑自高州回佛山，半途泊在清远白庙峡，忽有数十个山贼来打劫。当他们抢了钱舍舟登岸时，一个勇士杀入贼群大显神威，山贼或被杀死或慌张逃走，赃物弃置岸边。这个勇士将钱财收拢起来，登舟交还冼林佑。冼林佑感激万分，叩问勇士姓名，方知就是自己的门下客。
在冼林佑的经营下，东头冼氏在明代成为佛山最豪富的人家。他‘好治园林，林内引溪为湖，亭台馆榭十数’，门客众多，连他自己都认不全。”
这位明代佛山首富，其豪爽的性格，其花钱如流水的方式，其家的大铜鼓，都令人想起冯子游，有冯子游的遗风。他的这类事迹，在佛山地方史中亦是很有名之事。由此可见，吴川的冼姓不可能在明成化间才迁来。
同样，高州的冼姓亦不是在明永乐后才迁来。这同样在《冼氏紫金石F房族谱》中有体现，该族谱说，顺德紫坭区龙头乡碧江村的冼姓，是宋宝v年间由高州茂名县迁来，宝v是南宋理宗的年号，可见高州的冼姓亦并非是明永乐后才迁来。
以上这些外地史籍的记载，都说明吴川和茂名的冼氏不是明中后期才迁去的，他们早已生活在那里。
四、隋唐以前，中央对岭南的统治都是使用羁縻政策，地方官员多是本地土豪大族，但到了宋，特别是明清，科举盛行，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已大大加强，为打击地方势力，中央早已实行从外地调入官员任职的流官制度。故本地方志，无论是《茂名县志?官职表》还是《电白县志?官职表》，明清两代，全是外地人在本地任官职；另一方面，考中科举的本地人，无认是进士还是举人，甚至是贡生，其任官职亦全在外地。由此可见，明清两朝实行流官制度之严格。而雷洞族谱说冼道明是化州北岸人，化州在明已属高州府，若化州确有冼道明这人，其亦确是任过官职，按流官制度，其也不可能来高州任职，应在外地任职；而其却违常理而来高州任职，可见其并不可信。
总之，以上四点，足以证明冼道明、冼祁之说并不可信。高州、吴川的冼氏族谱之所以说自己是明朝的中军冼道明的后代，亦是和化州的冼姓说自己出自唐代的都司冼祥一样，想说自己是“品官之家”。
下面，我来分析，为何化州、高州和吴川的冼氏都要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家”？他们有何苦衷？
全国族谱，论述始祖，不外乎两类，其一是说来自于中原华胄（就冼氏来说，就是说自己来自于福建和沈子国），其二是说来自于“品官之家”。说自己是中原华胄的原因，我在前文已有论述。而说自己是“品官之家”，除了想增强自己家族的自豪感，体现自己在社会的地位外，亦有其苦衷。因为不这样，其建的宗祠便得不到别人的承认。
这个问题，我借助中山大学刘伟志教授对珠江三角洲族谱为何多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官”的论述，来说明冼氏族谱，为何亦要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家”这问题。
刘志伟在其《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中说：“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现代人读族谱资料，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把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作为宗族历史的开创，其实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所以，在宗族的历史上，还有一类常常被特别记录下来的祖先事迹，就是在诸如设立祀田、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等等方面作出了特别贡献的人。”按此说法，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不是宗族的开创者，因为一个村落，没有宗祠和族谱，便可以说没有建立起“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村人便不知自己的辈份大小，子孙起名亦无规矩可循，逢年过节便没有一定的仪式，这样的村落与城镇的居民无异。所以，刘伟志认为，宗族的开创应是“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从中，我们可知一个村落建立宗祠和族谱的重要性。
而在封建社会里，平民百姓是无权建宗祠的，要有官品的人才可建宗祠，也就是说，在形成宗族，要建立自己的宗祠，村里便要出个有官品的人，即村里要考出一个进士或举人，有个有品位的官。为了印证我的论述，我再来引刘教授对这方面的研究来说明。刘说：“强调祖先士宦身份的故事，固然有炫耀身份地位的心理和社会需要，同时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虽然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已相当普遍（粤西在清代才普遍，笔者注），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官，但是祠堂被看成是士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的意义并没有改变。”而如果村中没有合资格的人，便要编一个，“于是在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在广东南海的沙头乡，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故事，说当地一支崔姓宗族，本来没有资格建祠堂，被官府派员查禁的时候，从邻近一支据说是宋代名宦崔与之后代的家族借来崔与之的画像张挂，从而避过了被查禁的劫难。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它告诉我们，在乡村中，一般的乡民都知道建立祠堂，是以具有一定官宦身份为条件的。”（见同上）
由此可见，官品对宗祠的合法性是多么重要。光绪《高州府志》和《茂名县志》都专设一卷叙述本地的宗祠，里面列明各宗祠祀那位官人（其实各地的方志都这样）。可见，当时能建宗祠是入县志的事情，这在平民眼里是光宗耀祖的。对许多村落来说，要达到建宗祠这要求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一个村落常常没几个读书的。查光绪《高州府志》，高州府冼姓在明清两代，没有人中举人，清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冼姓庠生，在清咸丰朝，吴川才有位名叫冼泉香的人，是庠生；同治朝茂名县才有位副贡叫冼品中。此两人均未中举，亦未出仕，可见，整个高州府在明清两代，严格来说，冼姓都没有条件建宗祠。其实，像冼姓这样的村在当时是很多的。哪怎么办？不建吧，邻近村落的人用各种方法编造家史建起了宗祠，自己不建岂不是低人一等？当时人这种迫切心态在高州平山镇大坡咀乡大垌村的《谢氏族谱》的记载中有很好的反映，该村宗祠建于清乾隆戊辰年，该村修族谱的人在族谱中特意记述了村建宗祠的过程，其过程是这样的――先说先人“建祠……末遂”，“抱愧良况”，又“观近附诸族，开宗立祠，赫赫辉煌”。自己因而“触目赫颜”，“第因一木难成大厦，众腋可集为裘。爰联吾十七世孙燕彬公邀集族叔兄弟，请侄辈各兴追远之念，富者踊捐，贫者勉力。虽财为养命之源，谁不忧惜？而孝为百行之首，……共成美举，……而无愧意也，是以为序。”可见，不建宗祠在当时是“赫颜”的，是“抱愧良况”的。而要建，哪便只有编了（总之，当时许多村也是这样），于是该村谢氏便说自己的先人名谢东山，是化州知县。总之，岭南的族谱，除了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还多说自己的先人是有品官之人，明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在宋或宋以前做官的，清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是明或明以前做官的。粤西的冼氏族谱据王兴瑞的分析是编于清代的，于是村民便借用现实生活中的“都司”和大戏中常有的“中军” 两词，编出个唐代的“都司”冼祥和明代的“中军”冼道明来，可知唐代哪来都司，明代哪来中军？真是上文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总之，粤西的冼氏族谱，疑点重重，且又多出现在重要的时候（如由福建迁粤出现一唐代的珠玑巷这疑点，由南海迁高凉出现一唐代的都司这疑点，又化州迁高州出现一明代中军的这疑点，由高州迁吴川出现并不存在的俩庠生和一国子监的这疑点。）有一疑点还可谅解，出现多次便应大胆否定，更何况这是全岭南族谱的通病，有全岭南族谱作旁证？
当我们否定冼氏来自于沈子国和福建之后，当我们否定化州的冼姓来自于冼祥之后，当我们否定高州的冼姓来自于冼道明之后，当我们否定吴川的冼姓是来自于冼祁之后，随之要面临的是这些冼氏来自于哪里的问题。
四、冼姓应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姓
冼姓是广东的土著，王兴瑞教授在其《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已有论述，其云：“《姓氏寻源》云： ‘南海番禺多洗氏，盖高凉蛮酋姓也。’
冼玉清先生也认为冼姓本是广东土著，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一点，从古代姓氏之书的著录上也可得到证明。查我国早期叙述姓氏源流的专书――汉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中未见有洗氏，至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始有之，宋以后的姓氏之书如郑樵的《通志?氏族略》等亦莫不有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汉代，洗氏偏处岭南，且为少数民族，不为中原人士所重视，知之者鲜；但经过南北朝、隋、唐数百年，汉越关系日益密切，洗氏日益汉化，尤其是唐统一帝国的成立，大大地促进了南北的沟通，普天下姓氏了如指掌，宋以后更不用说了。
所以，岭南冼氏宗谱关于冼氏远古历史的记载，是不足为据的……”
能证明冼姓是土著民族的另一证据是有不少广西的冼姓人认为自已是壮族或瑶族。广西百色地区田阳县四那村的冼恒汉中将，早年参加了百色起义，后来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其简历便写着“壮族”。广西河池地区有大化瑶族自治县，该县的共和乡便聚居着瑶族的冼姓。
我认为，冼姓不但是“广东土著”，且极有可能就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姓。《姓氏寻源》和《姓氏考略》均说“南海番禺多洗氏，盖高凉蛮酋姓也。”可见南海番禺的冼姓就是来自于“高凉蛮酋”的冼姓。《隋书?谯国夫人传》亦有所体现，其云：“自（冯）业及（冯）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当时，冯融为守牧的地方便是鉴江流域的罗州，冼夫人“诫约本宗”之本宗，便应在鉴江流域。
冼姓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族还可从那写在“地皮上的史书”上有很好的体现。
古越族没有自已的文字，我们不可能找到其史书，但其把部份历史信息通过他们曾使用过的地名，写在“地皮上的史书”――地名上。我们通过分析这本写在“地皮上的史书”，即他们遗留下来的地名，去了解许多他们的历史。例如，“那”字地名是古越语地名，是古越语“水田”之义，汉人到来后，仅是用汉语“那”音译了这些地名；从这地名，我们可知在汉人到来前，古越族人的稻作文化已较发达，他们在汉人到来前已开发出大量的水田，故现在才有这么多“那”字地名。
以“米”作词首的地名词，亦和以“那”、“六”作词首的地名词一样是古越语地名，是汉语对古越语的译音。粤西有许多“米”字作词首的古越语地名词，湛江吴川市古属高州，其有许多以“米”命名的地名，如吴川有“米乐”（王家港镇）、“米阳”（王家港镇）、“米朗”（覃巴镇）、“米收”（塘缀镇）和“米冼”（塘缀镇）等。与吴川相邻的湛江坡头区（古属吴川县）有“米粘”（坤塘镇）和“米稔”（龙坡镇）等。化州有“米冼”（良光镇）、“米西”和“那米山铁路站”等。高州有“米塘”（金山区）等。不要认为这些地名与大米有关，这“米”字是古越语“母亲”之义。古越人和现壮族一样，对生育了子女的母亲，习惯采取母从子（女）取名的方式，也即用“米（母）+ 长子（或长女）名”的方式取名。如“米?兴”，“兴”是长子（女）的名，“米”是“母”的音译，故“米兴”汉译则是“兴妈妈” （古越语语法与汉语不同，其定语不像汉语那样在中心词之前，而是在中心词之后，译为汉语时要把语序调转过来）。粤西有不少以“米”命名的地名，说明汉人南下这些地区时，古越族妇女的地位还颇高，这也与古越族多女中豪杰相符（如汉之征壹、征贰姐妹，秦末之冼夫人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冼夫人等），我由此推测，汉人南下这些地区时，这些地区的古越族还处于母系氏族的后期，当时许多村寨以母亲来命名，故现在有许多以“米”命名的地名。
前面说过，湛江市吴川县古属高州，其有许多以“米”命名的地名，其中，以“米”来命名冼姓村落有两个，一叫“米冼”，另一叫“米收”。 “米”是古越语“母亲”之义，“米冼”这村名，直译为汉语即是“妈妈冼”，意译过来变成汉语的语序的，会吓人一大跳，其是“冼妈妈的村寨”之义，这说明这村原是一冼姓妈妈建的（至今还是冼姓村落），其建村的年代应在汉人南下之前，汉人南下后，只是用汉语音译了这村名。至于这冼妈妈与冼夫人是什么关系，还有待研究。令人惊奇的是，化州良光镇也有一冼姓村落亦叫“米冼”，也就是说那里也有一“冼妈妈的村寨”，这难道是历名巧合吗？而吴川冼姓聚居的“米收”村之“收”字，我怀疑是一位冼姓儿女的名字，其母亲生了他（她）之后，按古越人的习惯，别人以“米（母）+ 长子（或长女）名”的形式称呼其母亲为“米收”故此村译过来或是“冼收妈妈的村寨”。另外，冼收的冼庙在早年香港冼氏宗亲会评选的“十大冼庙”中排第三，可见其以前的规模是颇大的（现那里已没冼庙）。
而离这些“米”字冼姓村不远的湛江坡头区坤塘镇有米粘乡，龙坡镇有米稔乡，此两乡范围内均有冼姓的自然村。这“米稔”之“稔”是古越语“乳房”之义，粤西人至今还是称“乳房”为“稔”，称桃花娘这野果为“姑稔”（因其形似姑娘的乳房头，一些地方称“山稔”）。“米稔”这地名汉译过来实是“乳房妈妈的村寨”之义，想必这冼姓妈妈的乳房非常特别，给人印象深刻，因而人们这样命名她的村寨。而“米粘”之“粘”与“稔”近音，实亦与“稔”同义，也就是说那里另外还有一个“乳房妈妈的村寨”。这令人自然想起秦末那位“乳长三尺”的冼夫人。与此五个“米”字地名有关冼姓都说自己来自于福建省，此说自不可信，是他们过去受封建社会迫害的结果，前面已有论述。我认为他们极有可能就是那里的土著民族，自母系氏族时便已在那居住，因此才有那么多“米”字地名的冼姓村落。
以“麻”作词首的地名词，也是古越语的地名词（或译作“马”）。古越族人居住的地区多遗留有这类地名，如广东省茂名市的高州有马贵，化州有麻简和麻科山，电白有麻岗镇和望夫镇马龙乡；湛江市郊区有麻章、麻弄和麻俸，吴川有马兆、麻文，遂溪有麻蕾，雷州有麻廉、麻亭；阳江市阳西有麻良，阳东有麻礼和麻汕等。这“麻”字作词首的古地名，多是古越语地名词，是“村寨或城寨”之义（可能古越人还较落后，村寨和城寨界限还不很清楚）。唐高州南巴县县治有电白覃巴说和电白麻岗说，我比较赞同电白麻岗说，因为“麻岗”一名，本身便含有古越语“城寨”之义，清楚说明那里古时曾是一座城；而覃巴仅是古越语鱼塘之义。
湛江坡头区南三镇有一冼姓村叫麻弄（香港冼氏宗亲会记作“马弄”），吴川县有一冼姓村落叫马兆，这两地名的“麻”和“马”字都是古越语“城寨或村寨”之义，说明那里的冼姓早在汉人南下时已在那建有城寨或村寨。而“麻弄”更是有“驻兵之城寨”的含义。云南亦有一叫“马龙”的地名，叫马龙县，历史上亦曾写作“麻弄”，那里曾是一少数民族土司的治所，其原义就是“驻兵的城寨”。早年香港冼氏宗亲会评选“十大冼庙”，麻弄村的冼庙排第八，可知该村的冼庙以前的规模亦颇大，或者由来也已久。由此可知，湛江坡头的麻弄，吴川县的马兆过去曾可能是冼氏建的城寨，当时那里还驻有士兵，是他们土司的治所。（或因过去古越族大族建有不少“驻兵之城寨”，故这类地名在岭南较多，除上文提及的，还有电白望夫镇的马龙乡，海南东方市大田镇的马龙村，顺德北蛘虻穆砹村等）。
在高州长坡，距离旧电白城不远，有一冼姓村落叫雷洞，亦应是古越语地名。陈应辉先生认为，雷洞之“雷”是雷电的意义，距雷洞不远的旧电白则是闪电的意思，两者可互证。此说欠妥。
首先，电白不与闪电有关，其亦是古越语，“白”在古越语地名用字中是使用率非常高的地名用字，其译为汉语多是“口”或“石山”之义；“电”在古越语地名字中，广西多写作“定”，是“足、脚”之义，“电白”一词，字字对应着译为汉语则为“脚石山”，调转成汉语语序则是“石山脚”，这是说该城在石山脚下。而离旧电白城不远的长坡墟边正是有座石山，叫瘦狗岭，是附近的一个制高点，可远眺。上此山，旧电白城历历在目。当地地理与“电白”的古越语含义非常一致，电白是古越语“石山脚”应无疑。
“雷电”古越语叫“法”，中越边境当年对越自卫还击前线的法卡山之“法”才是“雷电”之义，“卡”是“杀”或“劈”之义，法卡山古越语是“雷劈的山”（因那里常有雷电击牛之事）。而雷洞一带没资料显示那里雷电比别处多，多年亦没听说有雷击人畜之事。按科学理论，在气候炎热，空气湿度大，大气对流旺盛的条件下，天空才较易出现雷电，亦因此雷电多出现在午后。雷州半岛因三面环海，空气湿度大，纬度又较低，气候炎热，空气对流旺盛，因而才多雷。而雷洞在万山丛聚之中，气候较同纬度的平原凉爽，对流并不强，空气湿度不比沿海大，相对本地别的地方，雷电反而少，又怎会多雷电呢？
我认为，雷洞或是张均绍先生所说的，“雷”音近东汉与隋唐间对古越族的“俚”字称呼，其有“俚”字的文化内涵，雷洞或即“俚洞”，是古越族的土司管衙。
古越族没有文字，其地名的用字长时间都是用汉字音译。一方面古越语的语音与汉语的的语音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古越语的地方音较多，现广西的壮语亦还是这样。因此，古越语的一个词，所用的音译汉字或会较多。如田地的“田”就用“那、纳、南”等字来译。所以，在古越族地名中，同音或近音的字可能意思是一样的。而“雷”和“里”就常用来对同一意义的古越语的翻译。例如，汉字“里”和“雷”就同时是古越语“长”这词的翻译。
古越语“俚”是“山岭”之义，俚作为部族，本来用做他称时是昵称（即“山林人”），用做自称时是谦称。但由于后来汉人对俚人的歧视，俚人一词后来已含有歧义，成为贱称。“俚”字遗留的地名，后人多不用含歧义的“俚”，而用“黎”和“里”等。除此之外，按张声震的《壮语地名选集》一书，含“山岭”一义，是古越人“俚”的译音的壮语地名用词还有很多，有“垒、蕾、磊、内、雷、堆”等。
“雷”既然有“俚”字的文化内涵，那“雷洞”亦即是古籍所说的“俚洞”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地名有很好的证明。
广西南宁市大新县有一镇叫下雷镇，该镇古称雷洞，其名字之“雷”亦正是“山岭”之义，也即“俚”的文化内涵。那里原就是土司管衙驻地，北宋侬智高曾依据它抵抗交趾的侵略（摘自《可爱的大新》）。
元代时，海南安定县南有一雷洞土司。元文帝图帖睦尔即位前因“将构异图”，被元英帝放遂海南安定县（见《元史?本纪第三十四》）。其居海南时，这雷峒的土司王官忠事之以礼，给他钱财和美女。文宗即位后，升安定县为南建州，以王官忠为知州。
以“雷”字命名带有“俚”这文化内涵的地名，古今都不少。
东晋咸和六年，析龙川县置雷乡县，属南海郡。
武德五年，唐置陆州（地在今广西钦州），领三个县，其中有一县叫乌雷县（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没乌雷这地名，却有一乡叫黄雷）。司徒尚纪说“古壮人一说分为黑、白、红、花、黄壮五支。黑壮古代文献上被称为乌蛮或乌浒蛮，……地理上留下最深遗迹的就是带乌字和黑字的地名。”《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说：“……俚人，即乌浒蛮。”“莫俊卿且认为‘乌浒’即‘合浦’（音近）（见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的《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即因合浦为乌浒人居住区之故。”（见曾昭璇、曾宪珊和曾新的《冼夫人研究几点浅见》）钦州正在合浦一带，故唐在钦州所置的“乌雷县”，确与乌浒有关，其“雷”确有表乌浒部族的“俚”的文化内涵。
此外，广西田阳县有雷墟乡，广西崇左县有雷州乡，广东台山白沙镇有雷洞村，贵州黎平县有雷洞瑶族水族乡。这些地名都说明“雷”字地名不都是因雷电而得名，其或确是“俚”字的古地名。所以“雷洞”或确有“俚洞”的文化内涵，是当时的土司管衙，至宋元还是这样。
而高州长坡雷洞一带，又一直是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区，至明那里的少数民族的势力还很强大，能略地陷城。成化间，高州府便因未能与那里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被他们攻陷。故那里的冼姓应亦是当地的土著。
冼姓村落又常与军队的驻守有关，上面已说过冼姓的麻弄村和马兆村已有士兵驻守城寨之义。另外，鉴江流域的冼姓村寨又多带有军事色彩的“屯”、“城”、“寨”和“都”等字。吴川有一冼姓村落叫冼姓屯，高州大坡镇和长坡镇都有一地名叫军屯，“恰好”那里都是冼姓村落，长坡有一村叫土城，过去那里可能有一座土城，那里是个聚居着近八百人的冼姓居民的村。遂溪有一村叫北寨，也是冼姓村落。“都为唐代以后的军队编制单位，集中分布在南方。”（见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吴川和紫金的冼氏族谱都记载有带“都”字的吴川冼姓村落地名，吴川的记载是“北五都”，紫金的记载是“批伍都”。这些现象，令人确信，很久以来，粤西有一支冼家军，“麻弄”和“马兆”是古越语，说明远在汉人南下前，冼家军已成立并驻守在那里；“冼姓屯” 、“军屯”、“土城”、“北寨”、“北五都”和“批伍都”是汉语村名，说明汉人南下后，冼家军曾是粤西军队的主力，他们驻守着鉴江流域要地――控制鉴江的鉴江三角洲和唐高州的治地良德县。
鉴江流域的冼姓村落带有如此浓厚的古越族和军事色彩，数量又是如此之多，这不应是偶然的；再结合上面提及的史籍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鉴江是冼氏的母亲河。现在鉴江流域还是粤西冼氏的重要聚居地――居住在其上游的古良德县和旧电白县的冼姓子孙有八千多人（还不含信宜市冼姓人），居住在其中游的化州冼姓子孙亦有数千人（单化州北岸村就有数千冼姓人），居住在其下游的旧吴川县（含现湛江市坡头区）的冼姓子孙有一万至两万人（单吴川市吴阳镇就有一万多冼姓人），如果加上信宜市的冼姓人，聚居在这小小鉴江流域的冼姓子孙人数应能突破四万，这在粤西，乃到整个岭南都是少有的。
正是因为鉴江是冼氏的母亲河，冼氏在那里有很好的基础，后来的冯家才可遍布鉴江流域，延续五六代地在那里为官，使鉴江又成为冯冼氏的母亲河――其上游的信宜县、古良德县、古电白县，其中游的古茂名县、化州县以及其下游的古石城县和吴川县，都曾留下众多冯冼氏子弟的足迹。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其上游的信宜县古称窦州，冯盎唐初曾在那平定叛乱。冯士曾在那任窦州剌史，唐时那里曾建万年宫，这万年宫的碑铭便是冯士题写的（见郁贤培的《唐刺史考全编》）。
其上游的古良德县，旧址在今高州良德水库，曾是唐初的高州州治（一说自孙吴至南朝宋、齐的高凉郡治，即《旧唐书?地理志》所说的良德：“良德，汉合浦县地，属合浦郡，吴置高凉郡，宋齐不改”），冯家并非在冯盎死后，高州移治良德时才定居良德，其实早就定居于此（有可能是冯冼联姻后就定居于此，相传是冼夫人的故里的雷洞即离良德不远）。王兴瑞针对《（新）旧唐书》都说冯盎是良德人而高州于冯盎死后才移冶良德的现象这样分析：“考唐初于隋高凉郡地置高州，冶高凉县（在今阳江县境），至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始移冶良德县。冯盎死于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冯家于高州移冶之前已定居良德矣。”后来的冯智琛⒎胫晴岫荚在那任高州剌史，高力士曾在那建骠骑馆。
其上游的古电白县，旧址在今高州长坡镇旧城村，那里曾是南朝齐、梁、陈三代和隋唐时的电白县治以及近千年的高州州治或高凉郡治，那里的冼庙是唯一一座有碑文记载是建于隋的。
其中游的古茂名县，即今高州城，那里曾是唐潘州州治，冯智玳、冯子游、冯君衡都曾在那任过潘州剌史，那里亦是高力士的家，高力士曾在此建高力士宅，高力士亲手植的两棵树至宋代还有。
其中游的化州县古称罗州，冯融、冯暄、冯士都曾在此任过剌史。唐初冯盎又曾在那里平定叛乱。化州又曾称石龙郡，冼夫人便曾被封作石龙太夫人，其子冯仆便曾封作石龙太守。延至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罗州还有一个首领叫冯季康，“出兵协助唐王朝平定宦官市舶使吕太一之乱”（见王兴瑞的《冼夫人与冯氏家族》第52页）。
其下游的古石城县是唐武德五年冯暄所置，武德六年，冯暄还把罗州“自石龙徙治于此”（见道光的《广东通志》）。
其下游的吴川县（旧吴川县含米粘和米稔所在地的湛江坡头区），曾有冯士夫妇合葬墓，其妻子便被封为吴川郡夫人。
可见，冯冼氏在鉴江流域的影响力是莫阳江流域和海南等别的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冯家简直便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大后方，无论是罗州的冯暄，还是高州的冯盎，还是窦州的冯士，得以在此“兴旺发达”，这不应是偶然的，应有其历史根源――冼姓是那里的土著大族。
总之，鉴江既是冼氏的母亲河，又是冯冼氏的母亲河。汉人南下前，其孕育了冼姓部落，冼姓很早便在那里建城驻兵；汉人南下后，其孕育了冯氏一族，成后冯氏的大后方。
附：冼夫人的历史使命观
黄煜飞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一个人，核心是看其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凡是有切合人民利益、社会进步的，就是积极的，进步的，因而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事业必定无往而不胜，此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冼夫人一生的主要活动贯穿着“爱国爱民，反对分裂，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国家统一、民族族融合的历史发展潮流，有功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成为时代的英雄。故英名流芳百世，传诵千古，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崇敬、顶礼膜拜。今天，我们研究冼夫人文化，学习、发扬冼夫人精神，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研究、学习冼夫人，方方面面，角度很多，在这里，我仅从冼夫人的历史使命观角度，谈谈我肤浅的认识，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的指正。
所谓历史使命就是指人类历史发展所赋予当代人要承担的责任。历史使命观就是在历史责任的影响下形成的指导人生实践的基本观点。从冼夫人一生看，“爱国爱民”成为影响她一生的历史使命观，她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她不仅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肯定，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爱戴，乃至崇拜。
1、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这是冼夫人爱国爱民使命观的核心。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处于政治分裂、南北对峙的动荡时期，封建王朝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有关资料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共发生了605次较大的战争。具体如下：“公元25年――公元220年： 东汉 278次；公元220年――公元265年 三国 71次；公元265年――公元316年 西晋 84次；公元317年――公元420年 东晋 272次；421――580 南北朝 178次”①。各个封建割据政权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抽丁拉夫，加强战备，大量精壮的劳动力被战争消耗，使不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造成封建政府控制的人口锐减，具体见如下数据：人口变动：公元144年，户数为10.68百万，公元281年，户数为2.46百万，公元520年，户数为6百万。②至于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因此，结束战乱，实现统一，是人民的普遍意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强大潮流，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冼夫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势力，力促国家、民族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巾帼英雄。梁大同年间，高州刺史李迁仕叛乱，冼夫人以智取之法击败李迁仕，避免岭南地区陷入战乱的祸害。陈永定年间，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为迫使冼夫人的儿子冯仆参与作乱，扣留其为人质，夫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负国。”③毅然发兵拒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冼夫人因有功于陈，被册封为“高凉郡太夫人”④。隋初，冼夫人率众归顺隋朝的统治，又派遣孙冯盎率军打败了番禺人王仲宣叛乱。因平叛有功，朝廷册封冼夫人的“谯国夫人”，准许夫人开幕府，设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开封建社会女子统领地方军政的先河。
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冼夫人爱国爱民的又一重要表现。幼年，在平息地方部族的争斗中，冼夫人就显示出卓越的领导能力：“越人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下嫁冯宝后，又“诫约本宗，使从民礼”，维护了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冯宝去世后，岭南地区局势较为动荡，但由于夫人“怀集百越”，所在“数州晏然”。隋初，在平定番禺王仲宣叛乱后，冼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各地首领纷纷前来参谒，岭南地区重获安定。后番州总管赵讷贪婪肆虐，祸害百姓，许多部族的俚人逃亡、造反，冼夫人派遣长史张融向朝廷入禀赵讷为害百姓的罪状，使赵讷得到法办，岭南地区再次重获安定。
2、接受中原先进文化，促进汉俚民族融和，这是冼夫人爱国爱民使命观的主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政治分裂、战乱频繁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冼夫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促进了汉俚民族融和和俚族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前，黄河流域等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非常发达，而岭南一带，尤其是广东西部地处偏辟，俚族人还处在原始农耕与渔猎混合的氏族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远落后于中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导致社会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与冲突。正因这样，原为北燕苗裔的冯融父子，虽贵为朝廷命官，无奈也在自己的辖区内，“他乡羁旅，号令不行”，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为克服“水土不服”，冯融采取和亲的办法，与当地的大族冼氏联姻，娉冼夫人为其子冯宝妻。自从冯宝娶冼夫人为妻后，由于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才使冯融父子在岭南地区真正扎下根基。在解决这场文明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确而有效的历史信息：这就是冼夫人在力促俚人接受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顺应民融合发展的潮流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冼夫人摒弃民族偏见，敢于嫁给本为北燕苗裔的冯宝，促进了民族融和，在社会起了正面的引导作用。众所周知，冼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是岭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冼夫人在俚人社会中，威望甚高，“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冼夫人并不因此而瞧不起冯氏，勇于下嫁“浮海”而来的北燕苗裔冯宝，足见其宽阔的胸襟、开放包容的态度。其次，冼夫人善于接受先进的封建文化，教化俚人，“使从民礼”，使俚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重视教化的意识，影响了世世代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高州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信奉至上的理念。历史上高州人才辈出，今天高州文教风气之鼎盛，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3、恩威并施，以德治民，这是冼夫人爱国爱民使命观的闪亮点。
“德”与“刑”是我国古代统治者治国的两种理念。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而法家则主张以严刑峻法统治臣民，打击异己势力。“德”与“刑”这两种治国理念在统治实践中，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常用的手段。冼夫人善于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文化，把“德”与“刑”这两种统治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了恩威并施，以德治民的统治特点。面对反叛势力，冼夫人决不妥协，先后以强硬的手段打击了高州刺史李迁仕、广州刺史欧阳纥和番禺王仲宣等发动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岭南地区安定的局面。“恩威并用，德治为本”，是冼夫人政治思想中的闪亮点。在父母家时，冼夫人就能“抚循部众”，规谏其兄冼挺不要恃其富强，侵掠傍郡，结果“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这种以“柔道”手段处理部族内部和部族间问题的方法，与儒家主张的“德治”思想不谋而合；及至下嫁世代诗书，累世官僚的冯宝，冼夫人得以进一步深入接触、了解儒家学说，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其“德治”的思想，正是由于冼夫人推崇“德治”，岭南地区才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冯宝死后,岭南动荡,但由于冼夫人“怀集百越”，所在“数州晏然”；南朝陈国灭亡后，岭南地区尚未归附隋朝统辖，“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等等。从这我们看到了冼夫人以“德”教化,以“德”治民的巨大威力。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由于冼夫人深得民心，故千百年来，人民没有忘记她！
2004年9月30日
注 释：
①摘自《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
②摘自【韩】宋荣培《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③本文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隋书：谯国夫人》，或《北史之列传第七十九 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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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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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01-05 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周忠泰
题记――运用族谱对冼夫人进行研究，已不是新鲜事，许多史学专家已在这方面进行过很好的研究。但我发现有些运用族谱来研究冼夫人的史学专家，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忽略了族谱学中的许多重要理论，使用了族谱学中的许多已公认的可信度很低的史料，而抛弃族谱学中有真实价值的史料，至使许多隋唐的本地历史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现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前 言
冼夫人是古高凉人，冼姓在南北朝至隋间是粤西的巨族大姓，现粤西冼姓主要集中在广东省高州市的东北部和广东省的吴川市。据他们的族谱记载，他们都说自己在唐代来自于福建省莆田珠玑巷，没有一地的冼姓族谱说自己是古高凉土生土长的。
据我对粤西族谱的调查，粤西的族谱，没有一本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其大体情形是这样：迁来粤西的时间上限是宋代，明代是多数，迁来的地点或说是福建省，或说是南雄玑珠巷……就是没有说是隋唐间的本地土豪大族。
再看看粤西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情形亦与粤西差不多，宋之前的土著豪族亦找不到踪影。就是那里的蛋民族谱亦说自己是来自于南雄珠玑巷，还笑别人从珠玑巷南下时不像他们那样有船坐，要赶路，因而走到小脚趾分叉，而他们没有。（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
广东省的是这样，如果把眼光再放广一些，去看省外广西的族谱，亦会发现，广西的情形与广东的相似。“农(侬)氏早在唐宋间即是壮族的大姓之一，称侬峒，人多势强。宋皇佑间，族人随其首领侬智高反宋，后为宋将狄青所败，改侬为农，农姓应为正牌壮人无疑，但在某些农氏家谱之中，竟有‘先祖随狄(青)自山东南来’之类的说法。农姓壮人先于狄青‘征蛮’而存在，何以后于狄青而南来?实在谬误离奇。韦姓亦是壮族大姓之一，遍居于桂西各地，然其家谱也和汉代的名将韩信攀亲，说韦姓出于韩信之后，因韩信被他人诬告谋反，为吕后所杀，其族人（或说韩子）出逃至广西落户，为求性命计，遂隐去韩字左边，取韦为姓。‘韦姓韩裔’之说谬误亦多，仅以人口繁衍之速度而言，若以韩信之一二后人，决无可能造成人口如此众多的韦姓壮人。其他如莫、黄等壮族大姓，早在唐宋时期，即分别掘起于桂西北、桂西南一带，人数众多，势力亦盛。然而在后代编就的莫、黄家谱中也多伪称其先祖为来自内地各省者。另外，据正史、野史、方志及家谱、族谱的记载，广西土司官中的岑氏、李氏、许氏、莫氏、黄氏等，竟无一家可列为土著壮人，这当然与史实相左。”（见范宏贵、顾有识编的《壮族论稿?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岭南是百越人的聚居地，岭南人之中，应有许多人是由古越族人汉化而来的，但两广难找出一本的族谱能反映上面这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呢？
一、全面地了解族谱的发展史
我们要找出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形的原因，就要先弄清族谱的发展史。
唐代以前，人们讲究门第，族谱的政治作用比较明显，选官、婚姻、人际交往都依据它。为了保证族谱的权威性，族谱由政府纂修，由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谱局）保存，以备必要时查验。
族谱首次受到大的冲击是在唐代，这是因为庶族在唐朝的崛起和唐朝成熟的科举制度所致。
很长时间以来，崔、卢、王、谢是以前的大户，一直被列为一等。在唐初修订氏族志时，崔氏仍是第一，唐太宗看后很生气，认为崔姓早已衰弱，李氏贵为天子还怎还比不上崔姓？于是重修，李氏为第一，皇后望族长孙为第二，崔氏为第三。这一方面体现族谱在唐以前的权威性，其曾连皇帝亦不给面子；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在唐代，族谱受到大的冲击。
宋代以后，族谱的政治作用削弱。这是因为，自唐以来，官员的选拔越来越多地依据科举制，凭门第选官至宋已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宋代商贾崛起，对人们的婚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于是，族谱的政治作用不再突出，政府对族谱的管理亦随之放松，故宋代的族谱除了皇帝的家谱玉牒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后的族谱均由私人修撰，政府不再干预，也不负责收藏保管，私家修谱遂自宋代兴起，经元、明的发展，至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入民国后仍延绵不断。
宋代兴起私家修族谱，族谱的政治作用被削弱的同时，封建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却在族谱中急增。这一来是宋代理学勃起，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族谱亦难“独善其身”；二来是大批士大夫，如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亦参与修族谱的行列中来，这促使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在族谱之中占了主导地位。故宋以后的族谱，封建理学思想很浓厚，在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的同时，用理学思想团结约束家族成员，用理学思想教育家族后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大大增强。
由族谱的发展史我们可知，唐以前私家不能著族谱，宋以后才可，而粤西的则更迟，在明清才较多出现。由此可知，粤西明清以后著的族谱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大都是无谱可依的（因那时私家不能著家谱），他们大多不知自己家族隋唐以前的历史。故岭南族谱，其找寻祖先的上限最多只在宋，不能到唐，其有关隋唐的历史多是编者受理学等士大夫的思想影响而编的，历史的真实性很低。这是岭南族谱的一个普遍现象。
又由于宋之后的家谱的作用很大程度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为了用理学思想来教育后人，是为了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又加上无政府监管。因此，各族人为达编族谱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和地位这目的，编者在编造自己并不清楚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便有了许多附会不当的东西。在民族这内容上，全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这其中，有许多确是不了解自己的古越族历史的，但亦有些是了解而不愿说的。
不愿说自己的家族来源于隋唐时的古越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在思想文化上，古越人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不自觉地产生对本民族的自悲感。
一直以年，封建王朝对古越族实行羁縻政策，这些官职均由古越族的豪酋担任，并得以世袭其位。但宋之后，随着汉人在古越族地区的人口增多，中央政府相继实行改土官为流官的统治政策，州县的长官多从外省调入。一般来说，在改土归流前，进入古越族地区的汉人基本上同化于古越族之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南朝梁代的冯业一家，他的子孙冯盎至隋和杨广谈话时，已被杨广称作“蛮夷”，冯智戴在未央宫吟诗时，已被唐太宗称作“越”，（见《新唐书?冯盎传》）唐宰相许敬宗嫁女给冯子游时，已被认为嫁女给“蛮夷”（见《新唐书?许敬宗传》。改土归流后，入居的汉人亦有部分越化，但大的趋势是古越族人被汉化。这是因为，改土官为流官前，地方上的社会力量是越强汉弱，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汉人所起的作用有限，很大程度上，这种征剿镇压是古越族人之间的争夺战，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没有实质的冲击，只是另换一位首领罢了。改土官为流官后，地方上的社会力量已是汉强越弱了，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很大程度上，是汉人对古越族人的征剿镇压，这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有了实质性的冲击，古越人自此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这在许多方面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封建统治者在对古越人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称古越人的语言为“鸟言兽语”，侮其人为“人如禽兽”，古越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多被历代统治者斥为“伤风败俗”之东西。这严重阻碍了古越族人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隔阂，渐渐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耻，于是产生对本民族的自卑感，对封建思想产生仰慕之情。这为编造“遥遥华胄”家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在经济上，明代在体现经济地位的差役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冼氏等许多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况的重要原因。
当时岭南汉人称民户，古越族人称军户，军户“承担的差役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这在广东省各地方志所记录的战争多有“狼r兵”或“狼兵”可证。海南的苗族便是明代大陆苗兵的后裔。明代浙江一带有倭患，调去那里支援的军队却是千里之外的广西“狼兵”。这差役等体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也使古越族人在族谱上不愿说自己是土著，因而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华胄”。
第三，在教育制度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严格规定岭南少数民族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从教育制度角度排诉岭南少数民族。于是，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岭南古越人的上层人士便把自己的族谱依附于汉人编造的族谱上，以求获得科举入士的资格。这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岭南族谱几乎都说自己是“中原华胄”了。
在以上三方面的情形下，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声誉为目的，以“脱离军籍”为幸，以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的冼氏等岭南古越族后裔的族谱，编族谱者在编自己并不清楚，无谱可依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在别人都编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大族的情况下（这已是当时文人的积习），便说自己也是中原大族了。试想，当时哪村编本说自己是“人如禽兽”，没有科举资格的古越族后裔的族谱，那是多么羞愧之事。所以，对编族谱一事，要么便不编，要编就是“遥遥华胄”。这最终使岭南没一家的族谱说自己是古越族人，这是岭南族谱的一大通病。
当时的情形大致这样――在宋代，修族谱开禁，符合条件的达官显贵为提高本族的地位，私家修了族谱，如苏轼、欧阳修等人。一百几十年后，又有许多后起的苏姓、欧姓大族，其“发达”后，为使自己家族“合法化”，亦要修族谱，在并不清楚自己家史的情况下，在富人喜欢炫耀的虚荣心的作崇下，便与一些名人家族攀亲，已衰弱的名人家族无论承认与否，几十年后，这事便成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族谱之风越来越盛，攀亲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弱势家族，为不被欺负，使自己“合法化”，亦加入名人后裔之后（如高州大坡谢氏等），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出现天下同姓者大多是宋之前历史名人的后裔的现象。如王姓大多与王安石有关，苏姓大多与苏轼有关，而周姓大多与周敦儒有关等等。而与这些名人同时代的千百万的人，似乎都绝了后。而事实上，这些人之中，许多并不是名人后裔，有不少实是汉化的古越人后裔。而没有现成族谱可攀亲的广东冼姓和广西农姓等岭南大姓，也曲曲折折地与中原华胄攀亲。冼姓说其来源于沈姓（其错误我下文有分析），没有族谱承认自己与隋朝俚族英雄冼夫人有关系；农姓不承认自己与北宋壮族英雄侬智高有关系，去掉单人旁说自己姓“农”不是姓“侬”，来自于山东，祖先是随耿青平定侬智高而来广西的；广西壮族大姓韦姓亦不甘心落后，说自己是汉名将韩信之后，避难到广西而去掉“韩”字一半改姓为韦。
其实，对族谱为了达到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脱离军籍”，为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这目的而造假的现像，早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就很明确地指出过，其说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见文天祥的《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钱大昕亦说“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w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见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谭其骧更是偏激，其在《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亦不信湖南人没有土著民族的后裔，总是中原血统，认为族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因此，我们用族谱来研究历史，尤其是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和家族内任官职的名人的问题，应批判地使用，严格甄别真伪，抛弃其不真实的，使用其真实的。但本地的冼夫人研究，许多人对冼氏的利用恰恰是弃其真实的东西，使用其不真实的东西，致使许多隋唐时代的历史问题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二、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考――冼姓来源于沈子国？
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多说冼姓出自于沈姓，是一名沈I的人秦末随赵佗来南越，定居南雄珠玑巷，然后在宋代由珠玑巷分居珠江三角洲各地。具体过程如《岭南冼氏宗谱》所说：“冼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在秦，居真定郡（原注：今直隶正定府）。有名I者，以义侠闻，为仇家所持，因秦法严，改今姓。始皇三十三年，遣赵佗将谪卒五十万人戍五岭，I与佗同里，且有旧，往投其帐。至岭南，遂家焉。是为冼姓入粤之始。 …… 自是子孙蕃衍于岭南。有居广西者，不甚显著，今镇南关内有冼村，亦俨然一都会也。以广东为大宗，分为二支：居广州者为南海冼氏；居高州者为高凉冼氏。虽郡望不同，乃I公之后。”
族谱中的这一内容，许多人研究冼夫人时，常以为然。殊不知这早已为谱牒学家所唾弃。
对此说法的批判，王兴瑞在其《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这样否定它：“据我个人的见识所及，所谓沈I之事，并未见于历史文献，疑为编者所杜撰。在过去封建社会里，杜撰族史以相炫耀，久成文人积习。尤其是岭南巨姓，为表明本族原为‘华夏贵胄’，源远流长，不同‘蛮族’，其族谱几无一不附会于中原的王侯世家，从中找个‘光荣’的祖宗。此谱编者，恐难免俗。其所以杜撰沈I，想系冼、沈两字音、形相近之故。而且沈氏在古代中原为显姓，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下》云：‘沈氏：周文王第十子蚺季，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舆沈亭是也。子孙以国为氏。’据此，自然可以说，‘洗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一点也不费力。”
另外，唐代刘恂的《岭南录异》的记述亦体现沈子国说不可信，该书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其云：“洗氏，高州保宁人。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遍霸岭南，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 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粤中见闻》亦有相似的记述，道光《广东通志》的编者认为此段记事“语既荒诞，事别无证”。但我认为，这种荒诞，是封建社会常见的对古代人物的形体所作的夸张造成的，并不奇怪。
从“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一句可知，冼氏“入见”前，已是“点集军丁”的首领，早已是岭南的首领。
另又从文字显示此位冼夫人已是成年人，若沈子国之说成立，那在秦末，沈 不会有如此成年的女儿。
最后，从文字的内容来看，二人之前似乎也并未认识，其与赵佗的关系似乎并非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钟万全先生把此冼夫人看作沈I之妻，但欠妥。一者各地冼氏族谱所记沈I之妻为董氏；二者我国历来没有西方以丈夫之姓作妻子之姓之风俗；三者此说未见别的文献有记载；四者二人似乎之前并不相识，也非上下级之关系，与沈I和赵佗的关系不符。
凡此种种，都说明冼姓不是沈I随赵佗征岭南而来，冼姓来源于沈子国之说不成立。而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沈子国，正是想追认隋唐以前的“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的岭南族谱的通病。
三、冼氏族谱考
粤西的冼氏族谱以《广东吴川冼氏族谱》为代表，论及迁移过程，其与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不同，其不说自己是冼I之后，而说自己是在唐代时来自于福建莆田珠玑巷。其族谱记载其祖先迁移的过程是这样的：始祖叫冼劲，本福建莆田珠玑巷人，唐太宗时出任南海县知县，任满后，冼劲“因桑梓情深，痛念先人庐墓在闽……遂偕夫人卢氏及次子、三子回闽居住”，而长子冼镇在唐高宗朝任广州参军，任满后居南海三山村，始为南海冼氏之始；唐玄宗时，冼镇的孙冼祥出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传了三代，冼祥的曾孙冼达乾在宋初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为化州冼氏始祖；明永乐间，冼达乾之第五代孙冼道明任高州府中军，明成化间，冼道明的长子冼印迁茂名雷洞，此为雷洞冼姓始祖；次子冼沃迁电白县旧院，四子冼镳迁信宜碗窑村；三子冼祁是郡庠生，迁吴川塘莲黎村，成为吴川冼姓始祖，冼祁的长子冼动是化州庠生，迁吴阳马兆村，立籍北五都四甲，次子冼静是国子监，迁米收村，此两人的子孙又再分迁冼村、独寿、下马和米冼等村居住。在清康熙戊午年（1678年），吴阳马兆等地的冼氏又迁廉江田头屋，遂溪平山洋、大埠头、九间屋、冼屋、后湖、北寨、竹叶塘和风朗，湛江北郊的南三麻弄、南二邓屋、南头塘、米粘新村、南灶窖、米稔下莫村和东海瓜杓岭等村。
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要知“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此说疑点颇多，“支离傅会，纷纭w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处不少，远不足信。
疑点一、粤西冼姓来自于福建？
粤西的冼氏族谱都说自己是来源于唐初的福建莆田珠玑巷，此说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深入一研究，便发觉此说欠妥。
一，珠玑巷之说最早亦是在宋代才有，其不会早于五代时期，更不会出现在唐初，一般认为其得名于宋开封城的珠玑巷，即“而旧谓（河南）祥符（县）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颖，以志故乡之思也。”（见黄慈博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第72页，南雄县县志办公室翻印。1985年。未见原书，从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而粤西冼氏却说自己是来自初唐（唐太宗时期）的莆田珠玑巷，这是不可能之事，可见其不可信。况且，珠玑巷之事本身亦为史学界所质疑。
二、福建省自古至今都没冼姓大族的记载，冼姓在那里至今还是“游兵散勇”，且都是从广东迁去的，此亦可见此说不可靠。
鉴江流域的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福建省，这是因为鉴江流域大部份人的族谱都说自己是来自于中原华胄，自北方一站一站地迁移，最后一次迁移多是始自福建。因此，冼姓人亦跟随别人这样说，语外之意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是中原的华胄；不这样说，便被别人认为是土著居民，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的现实。所以，说冼姓来自于福建，与说冼姓来自于沈姓一样，都是不可信的，是岭南族谱“遥遥华胄”这通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与沈子国说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在此不就此冼劲与《广东考古辑要》所记的晋代的冼劲的关系展开讨论，因与我所要谈的内容关系不大。粤西冼姓族谱所说的冼劲极有可能是借晋代的冼劲而编造出来的。）
疑点二――化州冼氏是否来自于冼祥？
下面，我们来看看化州的冼姓是否是来自于《广东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唐代冼劲曾孙冼镇的孙冼祥。按《广东吴川冼氏族谱》，冼祥于唐玄宗时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其子孙即是现茂名市各地的冼姓居民。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我认为，此说疑点亦颇多，亦不足信。
一、粤西冼氏族谱说，冼祥在唐玄宗朝任高州都司，但是，唐武官职位中，没“都司”一职，“都司”乃是明朝才出现的官职。“明朝的军事建制比较特殊, 它没有采用前朝如《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在的那种‘禁军’制，也没有采用更早时候的‘左、右军’或‘三军’那种军制形式。朱元璋创立了一种将屯田与防卫相兼的新军事体制，史称‘卫所’制。……卫所之上设都指挥使司，通称‘都司’；明初全国共设17个都司和3个行都司。”（见靳恩全的《铁岭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明清时，省以下的武将官阶从上至下为：提督、总兵（镇台）、副将（协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季（副把总），最底层的卫所的武官称千户或百户，“都司”在“守备”之上，“游击”之下，属中层武官。既然这样，焉有唐玄宗时的人（即冼祥）任明代武职之理？此外，就是在明代，高州府亦没设有都司一职。足见其正是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事，并不可信。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冼祥其人，亦未见别的历史文献有记载。
三、该谱说冼祥之曾孙冼达乾于宋初由高州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遂为化州冼氏始祖亦不合常理。古人早婚，寿命较短，一般90多岁即可四世同堂。而冼祥在盛唐玄宗朝到高州，历中唐、晚唐和后来的五代十六国时期而到宋，最少也有240多年，这240多年才传三代，难合常理。
由此可见，冼祥其人并不可信。粤西冼氏族谱说自己是唐玄宗时的高州都司冼祥之后，其本质是想说明自己是“品官之家”。他们为何要这样说，实有苦衷，我下面有这方面的分析。
疑点三――高州、吴川冼姓是否来自于冼道明？
《广东吴川冼氏族谱》说，雷洞的冼氏是化州北岸的冼道明于永乐间任高州府（治长坡）中军，生有四子，长子冼印于明成化初在父亲死后迁居茂名县雷洞村，是为雷洞始祖。后来，冼印三子冼祁是郡（府）庠生，迁吴川塘莲黎村，成为吴川冼姓始祖，其长子冼动为化州庠生，迁马兆村，次子冼静是国子监，迁米收村。我发觉这说法疑点颇多，亦不足信。
一、如前所述，明清的地方武官并没有“中军”一职，“中军”乃是唐朝的官职。焉有明代人任唐职之理？足见其是杜撰，也是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事。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冼道明其人，亦未见别的历史文献有记载。又查《高州府志?选举志》，高州府冼姓在明清两代，没有人中举人，庠生也不多，清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冼姓庠生，直至清咸丰朝，吴川才有位名叫冼泉香的庠生，同治朝茂名县才有位叫冼品中的副贡。并没有郡庠生冼祁（实应是府庠生），化州庠生冼动和国子监冼静三人。
三、按《广东吴川冼氏族谱》之说，冼道明是高州冼氏始祖，冼祁是吴川冼氏始祖，冼祁之次子冼静后来迁居米收村。许多人由此认为，隋唐时的冼姓，在唐经冯君衡之事后，已迁往别的地方，故现粤西高州、吴川的冼姓，是明中后期才迁来的，即高州的冼姓居民出现在明永乐后，吴川米收村的冼姓居民出现在明成化后，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吴川米收村，早在元代已有冼姓人居住，紫金县的《冼氏紫金F石房族谱》说，其始祖冼惠本“岭南布衣，智勇兼全。爰于明兴，有志从戎，屡建奇功，升授千户，继因出师失利，降职总旗。初调潮州，转授惠州。至洪武三年，奉旨下屯，来守是乡（指紫金石F乡）。”这位“有志从戎”的“岭南布衣”，一生征战于岭南，其祖籍，按他子孙的族谱记载，就是“高州府吴川县批伍都莲塘米收村”人。此“批伍都”应就是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北五都”，“莲塘”应是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塘莲”，“米收村”即现吴川米收村。由此可见，米收村的冼姓并非在明成化间才迁来。
吴川米收村的冼姓并非在明成化间才迁来的观点，在佛山的冼姓中亦有体现。紫金的《冼氏紫金F石房族谱》说，佛山东头铺的冼姓，是在宋理宗绍定五年，由高州吴川县迁来。
紫金冼氏族谱的这类记载，别的历史文献亦有相似的记载（虽不明说吴川县，但说是高州）。按子月的《岭南经济史话》第二十章说：“佛山东头冼氏，是南北朝时驰骋岭表、后归附隋朝的冼夫人那一族的后裔，他们在南宋时由高凉东移，迁入佛山。其七世祖冼林佑‘性豪爽有孟尝风’。明中叶前佛山没有客栈，来佛山做买卖的人闻其名，纷纷来借宿，所谓‘行旅过佛山者，莫不求倚仗’，冼家因此经常高朋满座。
冼家门口悬有一个大鼓，一天冼林佑设席待客，有个外地客人酒酣兴起，拿起鼓捶擂起来，才擂了三下，四面八方的乡人都朝这儿拥来，把一干外地客吓了一跳。原来这大鼓不能乱动，有事擂三下，冼氏宗族的人便会赶来‘环集听命’，颇有百越先民鸣鼓为号的遗风。还好已经入明，此鼓所代表的权威和神圣大大减弱，轻举妄动的外地客人只需道歉了事。冼林佑又‘治酒留众’，把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化解了，大家欢饮而散。
冼林佑在高州有一座矿山，所产的生铁除供冼氏冶炼外，还有出售。每年冼林佑都会像收田租一样去收一次钱。嘉靖年间，冼林佑自高州回佛山，半途泊在清远白庙峡，忽有数十个山贼来打劫。当他们抢了钱舍舟登岸时，一个勇士杀入贼群大显神威，山贼或被杀死或慌张逃走，赃物弃置岸边。这个勇士将钱财收拢起来，登舟交还冼林佑。冼林佑感激万分，叩问勇士姓名，方知就是自己的门下客。
在冼林佑的经营下，东头冼氏在明代成为佛山最豪富的人家。他‘好治园林，林内引溪为湖，亭台馆榭十数’，门客众多，连他自己都认不全。”
这位明代佛山首富，其豪爽的性格，其花钱如流水的方式，其家的大铜鼓，都令人想起冯子游，有冯子游的遗风。他的这类事迹，在佛山地方史中亦是很有名之事。由此可见，吴川的冼姓不可能在明成化间才迁来。
同样，高州的冼姓亦不是在明永乐后才迁来。这同样在《冼氏紫金石F房族谱》中有体现，该族谱说，顺德紫坭区龙头乡碧江村的冼姓，是宋宝v年间由高州茂名县迁来，宝v是南宋理宗的年号，可见高州的冼姓亦并非是明永乐后才迁来。
以上这些外地史籍的记载，都说明吴川和茂名的冼氏不是明中后期才迁去的，他们早已生活在那里。
四、隋唐以前，中央对岭南的统治都是使用羁縻政策，地方官员多是本地土豪大族，但到了宋，特别是明清，科举盛行，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已大大加强，为打击地方势力，中央早已实行从外地调入官员任职的流官制度。故本地方志，无论是《茂名县志?官职表》还是《电白县志?官职表》，明清两代，全是外地人在本地任官职；另一方面，考中科举的本地人，无认是进士还是举人，甚至是贡生，其任官职亦全在外地。由此可见，明清两朝实行流官制度之严格。而雷洞族谱说冼道明是化州北岸人，化州在明已属高州府，若化州确有冼道明这人，其亦确是任过官职，按流官制度，其也不可能来高州任职，应在外地任职；而其却违常理而来高州任职，可见其并不可信。
总之，以上四点，足以证明冼道明、冼祁之说并不可信。高州、吴川的冼氏族谱之所以说自己是明朝的中军冼道明的后代，亦是和化州的冼姓说自己出自唐代的都司冼祥一样，想说自己是“品官之家”。
下面，我来分析，为何化州、高州和吴川的冼氏都要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家”？他们有何苦衷？
全国族谱，论述始祖，不外乎两类，其一是说来自于中原华胄（就冼氏来说，就是说自己来自于福建和沈子国），其二是说来自于“品官之家”。说自己是中原华胄的原因，我在前文已有论述。而说自己是“品官之家”，除了想增强自己家族的自豪感，体现自己在社会的地位外，亦有其苦衷。因为不这样，其建的宗祠便得不到别人的承认。
这个问题，我借助中山大学刘伟志教授对珠江三角洲族谱为何多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官”的论述，来说明冼氏族谱，为何亦要说自己来自于并不存在的“品官之家”这问题。
刘志伟在其《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中说：“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现代人读族谱资料，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把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作为宗族历史的开创，其实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所以，在宗族的历史上，还有一类常常被特别记录下来的祖先事迹，就是在诸如设立祀田、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等等方面作出了特别贡献的人。”按此说法，迁移和定居的祖先不是宗族的开创者，因为一个村落，没有宗祠和族谱，便可以说没有建立起“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村人便不知自己的辈份大小，子孙起名亦无规矩可循，逢年过节便没有一定的仪式，这样的村落与城镇的居民无异。所以，刘伟志认为，宗族的开创应是“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从中，我们可知一个村落建立宗祠和族谱的重要性。
而在封建社会里，平民百姓是无权建宗祠的，要有官品的人才可建宗祠，也就是说，在形成宗族，要建立自己的宗祠，村里便要出个有官品的人，即村里要考出一个进士或举人，有个有品位的官。为了印证我的论述，我再来引刘教授对这方面的研究来说明。刘说：“强调祖先士宦身份的故事，固然有炫耀身份地位的心理和社会需要，同时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庙式的祠堂，虽然嘉靖以后建立家庙式的祠堂已相当普遍（粤西在清代才普遍，笔者注），并不只限于品官之官，但是祠堂被看成是士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的意义并没有改变。”而如果村中没有合资格的人，便要编一个，“于是在族谱中‘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成为普遍的时尚。在广东南海的沙头乡，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故事，说当地一支崔姓宗族，本来没有资格建祠堂，被官府派员查禁的时候，从邻近一支据说是宋代名宦崔与之后代的家族借来崔与之的画像张挂，从而避过了被查禁的劫难。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它告诉我们，在乡村中，一般的乡民都知道建立祠堂，是以具有一定官宦身份为条件的。”（见同上）
由此可见，官品对宗祠的合法性是多么重要。光绪《高州府志》和《茂名县志》都专设一卷叙述本地的宗祠，里面列明各宗祠祀那位官人（其实各地的方志都这样）。可见，当时能建宗祠是入县志的事情，这在平民眼里是光宗耀祖的。对许多村落来说，要达到建宗祠这要求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一个村落常常没几个读书的。查光绪《高州府志》，高州府冼姓在明清两代，没有人中举人，清中期以前，没有一个冼姓庠生，在清咸丰朝，吴川才有位名叫冼泉香的人，是庠生；同治朝茂名县才有位副贡叫冼品中。此两人均未中举，亦未出仕，可见，整个高州府在明清两代，严格来说，冼姓都没有条件建宗祠。其实，像冼姓这样的村在当时是很多的。哪怎么办？不建吧，邻近村落的人用各种方法编造家史建起了宗祠，自己不建岂不是低人一等？当时人这种迫切心态在高州平山镇大坡咀乡大垌村的《谢氏族谱》的记载中有很好的反映，该村宗祠建于清乾隆戊辰年，该村修族谱的人在族谱中特意记述了村建宗祠的过程，其过程是这样的――先说先人“建祠……末遂”，“抱愧良况”，又“观近附诸族，开宗立祠，赫赫辉煌”。自己因而“触目赫颜”，“第因一木难成大厦，众腋可集为裘。爰联吾十七世孙燕彬公邀集族叔兄弟，请侄辈各兴追远之念，富者踊捐，贫者勉力。虽财为养命之源，谁不忧惜？而孝为百行之首，……共成美举，……而无愧意也，是以为序。”可见，不建宗祠在当时是“赫颜”的，是“抱愧良况”的。而要建，哪便只有编了（总之，当时许多村也是这样），于是该村谢氏便说自己的先人名谢东山，是化州知县。总之，岭南的族谱，除了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还多说自己的先人是有品官之人，明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在宋或宋以前做官的，清代编的族谱便说自己的始祖是明或明以前做官的。粤西的冼氏族谱据王兴瑞的分析是编于清代的，于是村民便借用现实生活中的“都司”和大戏中常有的“中军” 两词，编出个唐代的“都司”冼祥和明代的“中军”冼道明来，可知唐代哪来都司，明代哪来中军？真是上文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总之，粤西的冼氏族谱，疑点重重，且又多出现在重要的时候（如由福建迁粤出现一唐代的珠玑巷这疑点，由南海迁高凉出现一唐代的都司这疑点，又化州迁高州出现一明代中军的这疑点，由高州迁吴川出现并不存在的俩庠生和一国子监的这疑点。）有一疑点还可谅解，出现多次便应大胆否定，更何况这是全岭南族谱的通病，有全岭南族谱作旁证？
当我们否定冼氏来自于沈子国和福建之后，当我们否定化州的冼姓来自于冼祥之后，当我们否定高州的冼姓来自于冼道明之后，当我们否定吴川的冼姓是来自于冼祁之后，随之要面临的是这些冼氏来自于哪里的问题。
四、冼姓应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姓
冼姓是广东的土著，王兴瑞教授在其《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已有论述，其云：“《姓氏寻源》云： ‘南海番禺多洗氏，盖高凉蛮酋姓也。’
冼玉清先生也认为冼姓本是广东土著，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一点，从古代姓氏之书的著录上也可得到证明。查我国早期叙述姓氏源流的专书――汉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中未见有洗氏，至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始有之，宋以后的姓氏之书如郑樵的《通志?氏族略》等亦莫不有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汉代，洗氏偏处岭南，且为少数民族，不为中原人士所重视，知之者鲜；但经过南北朝、隋、唐数百年，汉越关系日益密切，洗氏日益汉化，尤其是唐统一帝国的成立，大大地促进了南北的沟通，普天下姓氏了如指掌，宋以后更不用说了。
所以，岭南冼氏宗谱关于冼氏远古历史的记载，是不足为据的……”
能证明冼姓是土著民族的另一证据是有不少广西的冼姓人认为自已是壮族或瑶族。广西百色地区田阳县四那村的冼恒汉中将，早年参加了百色起义，后来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其简历便写着“壮族”。广西河池地区有大化瑶族自治县，该县的共和乡便聚居着瑶族的冼姓。
我认为，冼姓不但是“广东土著”，且极有可能就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姓。《姓氏寻源》和《姓氏考略》均说“南海番禺多洗氏，盖高凉蛮酋姓也。”可见南海番禺的冼姓就是来自于“高凉蛮酋”的冼姓。《隋书?谯国夫人传》亦有所体现，其云：“自（冯）业及（冯）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当时，冯融为守牧的地方便是鉴江流域的罗州，冼夫人“诫约本宗”之本宗，便应在鉴江流域。
冼姓是鉴江流域的土著大族还可从那写在“地皮上的史书”上有很好的体现。
古越族没有自已的文字，我们不可能找到其史书，但其把部份历史信息通过他们曾使用过的地名，写在“地皮上的史书”――地名上。我们通过分析这本写在“地皮上的史书”，即他们遗留下来的地名，去了解许多他们的历史。例如，“那”字地名是古越语地名，是古越语“水田”之义，汉人到来后，仅是用汉语“那”音译了这些地名；从这地名，我们可知在汉人到来前，古越族人的稻作文化已较发达，他们在汉人到来前已开发出大量的水田，故现在才有这么多“那”字地名。
以“米”作词首的地名词，亦和以“那”、“六”作词首的地名词一样是古越语地名，是汉语对古越语的译音。粤西有许多“米”字作词首的古越语地名词，湛江吴川市古属高州，其有许多以“米”命名的地名，如吴川有“米乐”（王家港镇）、“米阳”（王家港镇）、“米朗”（覃巴镇）、“米收”（塘缀镇）和“米冼”（塘缀镇）等。与吴川相邻的湛江坡头区（古属吴川县）有“米粘”（坤塘镇）和“米稔”（龙坡镇）等。化州有“米冼”（良光镇）、“米西”和“那米山铁路站”等。高州有“米塘”（金山区）等。不要认为这些地名与大米有关，这“米”字是古越语“母亲”之义。古越人和现壮族一样，对生育了子女的母亲，习惯采取母从子（女）取名的方式，也即用“米（母）+ 长子（或长女）名”的方式取名。如“米?兴”，“兴”是长子（女）的名，“米”是“母”的音译，故“米兴”汉译则是“兴妈妈” （古越语语法与汉语不同，其定语不像汉语那样在中心词之前，而是在中心词之后，译为汉语时要把语序调转过来）。粤西有不少以“米”命名的地名，说明汉人南下这些地区时，古越族妇女的地位还颇高，这也与古越族多女中豪杰相符（如汉之征壹、征贰姐妹，秦末之冼夫人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冼夫人等），我由此推测，汉人南下这些地区时，这些地区的古越族还处于母系氏族的后期，当时许多村寨以母亲来命名，故现在有许多以“米”命名的地名。
前面说过，湛江市吴川县古属高州，其有许多以“米”命名的地名，其中，以“米”来命名冼姓村落有两个，一叫“米冼”，另一叫“米收”。 “米”是古越语“母亲”之义，“米冼”这村名，直译为汉语即是“妈妈冼”，意译过来变成汉语的语序的，会吓人一大跳，其是“冼妈妈的村寨”之义，这说明这村原是一冼姓妈妈建的（至今还是冼姓村落），其建村的年代应在汉人南下之前，汉人南下后，只是用汉语音译了这村名。至于这冼妈妈与冼夫人是什么关系，还有待研究。令人惊奇的是，化州良光镇也有一冼姓村落亦叫“米冼”，也就是说那里也有一“冼妈妈的村寨”，这难道是历名巧合吗？而吴川冼姓聚居的“米收”村之“收”字，我怀疑是一位冼姓儿女的名字，其母亲生了他（她）之后，按古越人的习惯，别人以“米（母）+ 长子（或长女）名”的形式称呼其母亲为“米收”故此村译过来或是“冼收妈妈的村寨”。另外，冼收的冼庙在早年香港冼氏宗亲会评选的“十大冼庙”中排第三，可见其以前的规模是颇大的（现那里已没冼庙）。
而离这些“米”字冼姓村不远的湛江坡头区坤塘镇有米粘乡，龙坡镇有米稔乡，此两乡范围内均有冼姓的自然村。这“米稔”之“稔”是古越语“乳房”之义，粤西人至今还是称“乳房”为“稔”，称桃花娘这野果为“姑稔”（因其形似姑娘的乳房头，一些地方称“山稔”）。“米稔”这地名汉译过来实是“乳房妈妈的村寨”之义，想必这冼姓妈妈的乳房非常特别，给人印象深刻，因而人们这样命名她的村寨。而“米粘”之“粘”与“稔”近音，实亦与“稔”同义，也就是说那里另外还有一个“乳房妈妈的村寨”。这令人自然想起秦末那位“乳长三尺”的冼夫人。与此五个“米”字地名有关冼姓都说自己来自于福建省，此说自不可信，是他们过去受封建社会迫害的结果，前面已有论述。我认为他们极有可能就是那里的土著民族，自母系氏族时便已在那居住，因此才有那么多“米”字地名的冼姓村落。
以“麻”作词首的地名词，也是古越语的地名词（或译作“马”）。古越族人居住的地区多遗留有这类地名，如广东省茂名市的高州有马贵，化州有麻简和麻科山，电白有麻岗镇和望夫镇马龙乡；湛江市郊区有麻章、麻弄和麻俸，吴川有马兆、麻文，遂溪有麻蕾，雷州有麻廉、麻亭；阳江市阳西有麻良，阳东有麻礼和麻汕等。这“麻”字作词首的古地名，多是古越语地名词，是“村寨或城寨”之义（可能古越人还较落后，村寨和城寨界限还不很清楚）。唐高州南巴县县治有电白覃巴说和电白麻岗说，我比较赞同电白麻岗说，因为“麻岗”一名，本身便含有古越语“城寨”之义，清楚说明那里古时曾是一座城；而覃巴仅是古越语鱼塘之义。
湛江坡头区南三镇有一冼姓村叫麻弄（香港冼氏宗亲会记作“马弄”），吴川县有一冼姓村落叫马兆，这两地名的“麻”和“马”字都是古越语“城寨或村寨”之义，说明那里的冼姓早在汉人南下时已在那建有城寨或村寨。而“麻弄”更是有“驻兵之城寨”的含义。云南亦有一叫“马龙”的地名，叫马龙县，历史上亦曾写作“麻弄”，那里曾是一少数民族土司的治所，其原义就是“驻兵的城寨”。早年香港冼氏宗亲会评选“十大冼庙”，麻弄村的冼庙排第八，可知该村的冼庙以前的规模亦颇大，或者由来也已久。由此可知，湛江坡头的麻弄，吴川县的马兆过去曾可能是冼氏建的城寨，当时那里还驻有士兵，是他们土司的治所。（或因过去古越族大族建有不少“驻兵之城寨”，故这类地名在岭南较多，除上文提及的，还有电白望夫镇的马龙乡，海南东方市大田镇的马龙村，顺德北蛘虻穆砹村等）。
在高州长坡，距离旧电白城不远，有一冼姓村落叫雷洞，亦应是古越语地名。陈应辉先生认为，雷洞之“雷”是雷电的意义，距雷洞不远的旧电白则是闪电的意思，两者可互证。此说欠妥。
首先，电白不与闪电有关，其亦是古越语，“白”在古越语地名用字中是使用率非常高的地名用字，其译为汉语多是“口”或“石山”之义；“电”在古越语地名字中，广西多写作“定”，是“足、脚”之义，“电白”一词，字字对应着译为汉语则为“脚石山”，调转成汉语语序则是“石山脚”，这是说该城在石山脚下。而离旧电白城不远的长坡墟边正是有座石山，叫瘦狗岭，是附近的一个制高点，可远眺。上此山，旧电白城历历在目。当地地理与“电白”的古越语含义非常一致，电白是古越语“石山脚”应无疑。
“雷电”古越语叫“法”，中越边境当年对越自卫还击前线的法卡山之“法”才是“雷电”之义，“卡”是“杀”或“劈”之义，法卡山古越语是“雷劈的山”（因那里常有雷电击牛之事）。而雷洞一带没资料显示那里雷电比别处多，多年亦没听说有雷击人畜之事。按科学理论，在气候炎热，空气湿度大，大气对流旺盛的条件下，天空才较易出现雷电，亦因此雷电多出现在午后。雷州半岛因三面环海，空气湿度大，纬度又较低，气候炎热，空气对流旺盛，因而才多雷。而雷洞在万山丛聚之中，气候较同纬度的平原凉爽，对流并不强，空气湿度不比沿海大，相对本地别的地方，雷电反而少，又怎会多雷电呢？
我认为，雷洞或是张均绍先生所说的，“雷”音近东汉与隋唐间对古越族的“俚”字称呼，其有“俚”字的文化内涵，雷洞或即“俚洞”，是古越族的土司管衙。
古越族没有文字，其地名的用字长时间都是用汉字音译。一方面古越语的语音与汉语的的语音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古越语的地方音较多，现广西的壮语亦还是这样。因此，古越语的一个词，所用的音译汉字或会较多。如田地的“田”就用“那、纳、南”等字来译。所以，在古越族地名中，同音或近音的字可能意思是一样的。而“雷”和“里”就常用来对同一意义的古越语的翻译。例如，汉字“里”和“雷”就同时是古越语“长”这词的翻译。
古越语“俚”是“山岭”之义，俚作为部族，本来用做他称时是昵称（即“山林人”），用做自称时是谦称。但由于后来汉人对俚人的歧视，俚人一词后来已含有歧义，成为贱称。“俚”字遗留的地名，后人多不用含歧义的“俚”，而用“黎”和“里”等。除此之外，按张声震的《壮语地名选集》一书，含“山岭”一义，是古越人“俚”的译音的壮语地名用词还有很多，有“垒、蕾、磊、内、雷、堆”等。
“雷”既然有“俚”字的文化内涵，那“雷洞”亦即是古籍所说的“俚洞”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地名有很好的证明。
广西南宁市大新县有一镇叫下雷镇，该镇古称雷洞，其名字之“雷”亦正是“山岭”之义，也即“俚”的文化内涵。那里原就是土司管衙驻地，北宋侬智高曾依据它抵抗交趾的侵略（摘自《可爱的大新》）。
元代时，海南安定县南有一雷洞土司。元文帝图帖睦尔即位前因“将构异图”，被元英帝放遂海南安定县（见《元史?本纪第三十四》）。其居海南时，这雷峒的土司王官忠事之以礼，给他钱财和美女。文宗即位后，升安定县为南建州，以王官忠为知州。
以“雷”字命名带有“俚”这文化内涵的地名，古今都不少。
东晋咸和六年，析龙川县置雷乡县，属南海郡。
武德五年，唐置陆州（地在今广西钦州），领三个县，其中有一县叫乌雷县（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没乌雷这地名，却有一乡叫黄雷）。司徒尚纪说“古壮人一说分为黑、白、红、花、黄壮五支。黑壮古代文献上被称为乌蛮或乌浒蛮，……地理上留下最深遗迹的就是带乌字和黑字的地名。”《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说：“……俚人，即乌浒蛮。”“莫俊卿且认为‘乌浒’即‘合浦’（音近）（见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的《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即因合浦为乌浒人居住区之故。”（见曾昭璇、曾宪珊和曾新的《冼夫人研究几点浅见》）钦州正在合浦一带，故唐在钦州所置的“乌雷县”，确与乌浒有关，其“雷”确有表乌浒部族的“俚”的文化内涵。
此外，广西田阳县有雷墟乡，广西崇左县有雷州乡，广东台山白沙镇有雷洞村，贵州黎平县有雷洞瑶族水族乡。这些地名都说明“雷”字地名不都是因雷电而得名，其或确是“俚”字的古地名。所以“雷洞”或确有“俚洞”的文化内涵，是当时的土司管衙，至宋元还是这样。
而高州长坡雷洞一带，又一直是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区，至明那里的少数民族的势力还很强大，能略地陷城。成化间，高州府便因未能与那里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被他们攻陷。故那里的冼姓应亦是当地的土著。
冼姓村落又常与军队的驻守有关，上面已说过冼姓的麻弄村和马兆村已有士兵驻守城寨之义。另外，鉴江流域的冼姓村寨又多带有军事色彩的“屯”、“城”、“寨”和“都”等字。吴川有一冼姓村落叫冼姓屯，高州大坡镇和长坡镇都有一地名叫军屯，“恰好”那里都是冼姓村落，长坡有一村叫土城，过去那里可能有一座土城，那里是个聚居着近八百人的冼姓居民的村。遂溪有一村叫北寨，也是冼姓村落。“都为唐代以后的军队编制单位，集中分布在南方。”（见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吴川和紫金的冼氏族谱都记载有带“都”字的吴川冼姓村落地名，吴川的记载是“北五都”，紫金的记载是“批伍都”。这些现象，令人确信，很久以来，粤西有一支冼家军，“麻弄”和“马兆”是古越语，说明远在汉人南下前，冼家军已成立并驻守在那里；“冼姓屯” 、“军屯”、“土城”、“北寨”、“北五都”和“批伍都”是汉语村名，说明汉人南下后，冼家军曾是粤西军队的主力，他们驻守着鉴江流域要地――控制鉴江的鉴江三角洲和唐高州的治地良德县。
鉴江流域的冼姓村落带有如此浓厚的古越族和军事色彩，数量又是如此之多，这不应是偶然的；再结合上面提及的史籍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鉴江是冼氏的母亲河。现在鉴江流域还是粤西冼氏的重要聚居地――居住在其上游的古良德县和旧电白县的冼姓子孙有八千多人（还不含信宜市冼姓人），居住在其中游的化州冼姓子孙亦有数千人（单化州北岸村就有数千冼姓人），居住在其下游的旧吴川县（含现湛江市坡头区）的冼姓子孙有一万至两万人（单吴川市吴阳镇就有一万多冼姓人），如果加上信宜市的冼姓人，聚居在这小小鉴江流域的冼姓子孙人数应能突破四万，这在粤西，乃到整个岭南都是少有的。
正是因为鉴江是冼氏的母亲河，冼氏在那里有很好的基础，后来的冯家才可遍布鉴江流域，延续五六代地在那里为官，使鉴江又成为冯冼氏的母亲河――其上游的信宜县、古良德县、古电白县，其中游的古茂名县、化州县以及其下游的古石城县和吴川县，都曾留下众多冯冼氏子弟的足迹。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其上游的信宜县古称窦州，冯盎唐初曾在那平定叛乱。冯士曾在那任窦州剌史，唐时那里曾建万年宫，这万年宫的碑铭便是冯士题写的（见郁贤培的《唐刺史考全编》）。
其上游的古良德县，旧址在今高州良德水库，曾是唐初的高州州治（一说自孙吴至南朝宋、齐的高凉郡治，即《旧唐书?地理志》所说的良德：“良德，汉合浦县地，属合浦郡，吴置高凉郡，宋齐不改”），冯家并非在冯盎死后，高州移治良德时才定居良德，其实早就定居于此（有可能是冯冼联姻后就定居于此，相传是冼夫人的故里的雷洞即离良德不远）。王兴瑞针对《（新）旧唐书》都说冯盎是良德人而高州于冯盎死后才移冶良德的现象这样分析：“考唐初于隋高凉郡地置高州，冶高凉县（在今阳江县境），至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始移冶良德县。冯盎死于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冯家于高州移冶之前已定居良德矣。”后来的冯智琛⒎胫晴岫荚在那任高州剌史，高力士曾在那建骠骑馆。
其上游的古电白县，旧址在今高州长坡镇旧城村，那里曾是南朝齐、梁、陈三代和隋唐时的电白县治以及近千年的高州州治或高凉郡治，那里的冼庙是唯一一座有碑文记载是建于隋的。
其中游的古茂名县，即今高州城，那里曾是唐潘州州治，冯智玳、冯子游、冯君衡都曾在那任过潘州剌史，那里亦是高力士的家，高力士曾在此建高力士宅，高力士亲手植的两棵树至宋代还有。
其中游的化州县古称罗州，冯融、冯暄、冯士都曾在此任过剌史。唐初冯盎又曾在那里平定叛乱。化州又曾称石龙郡，冼夫人便曾被封作石龙太夫人，其子冯仆便曾封作石龙太守。延至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罗州还有一个首领叫冯季康，“出兵协助唐王朝平定宦官市舶使吕太一之乱”（见王兴瑞的《冼夫人与冯氏家族》第52页）。
其下游的古石城县是唐武德五年冯暄所置，武德六年，冯暄还把罗州“自石龙徙治于此”（见道光的《广东通志》）。
其下游的吴川县（旧吴川县含米粘和米稔所在地的湛江坡头区），曾有冯士夫妇合葬墓，其妻子便被封为吴川郡夫人。
可见，冯冼氏在鉴江流域的影响力是莫阳江流域和海南等别的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冯家简直便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大后方，无论是罗州的冯暄，还是高州的冯盎，还是窦州的冯士，得以在此“兴旺发达”，这不应是偶然的，应有其历史根源――冼姓是那里的土著大族。
总之，鉴江既是冼氏的母亲河，又是冯冼氏的母亲河。汉人南下前，其孕育了冼姓部落，冼姓很早便在那里建城驻兵；汉人南下后，其孕育了冯氏一族，成后冯氏的大后方。
附：冼夫人的历史使命观
黄煜飞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评价一个人，核心是看其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凡是有切合人民利益、社会进步的，就是积极的，进步的，因而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事业必定无往而不胜，此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冼夫人一生的主要活动贯穿着“爱国爱民，反对分裂，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国家统一、民族族融合的历史发展潮流，有功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成为时代的英雄。故英名流芳百世，传诵千古，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崇敬、顶礼膜拜。今天，我们研究冼夫人文化，学习、发扬冼夫人精神，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研究、学习冼夫人，方方面面，角度很多，在这里，我仅从冼夫人的历史使命观角度，谈谈我肤浅的认识，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的指正。
所谓历史使命就是指人类历史发展所赋予当代人要承担的责任。历史使命观就是在历史责任的影响下形成的指导人生实践的基本观点。从冼夫人一生看，“爱国爱民”成为影响她一生的历史使命观，她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她不仅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肯定，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爱戴，乃至崇拜。
1、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这是冼夫人爱国爱民使命观的核心。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处于政治分裂、南北对峙的动荡时期，封建王朝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有关资料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共发生了605次较大的战争。具体如下：“公元25年――公元220年： 东汉 278次；公元220年――公元265年 三国 71次；公元265年――公元316年 西晋 84次；公元317年――公元420年 东晋 272次；421――580 南北朝 178次”①。各个封建割据政权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抽丁拉夫，加强战备，大量精壮的劳动力被战争消耗，使不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造成封建政府控制的人口锐减，具体见如下数据：人口变动：公元144年，户数为10.68百万，公元281年，户数为2.46百万，公元520年，户数为6百万。②至于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因此，结束战乱，实现统一，是人民的普遍意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强大潮流，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冼夫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势力，力促国家、民族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巾帼英雄。梁大同年间，高州刺史李迁仕叛乱，冼夫人以智取之法击败李迁仕，避免岭南地区陷入战乱的祸害。陈永定年间，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为迫使冼夫人的儿子冯仆参与作乱，扣留其为人质，夫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负国。”③毅然发兵拒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冼夫人因有功于陈，被册封为“高凉郡太夫人”④。隋初，冼夫人率众归顺隋朝的统治，又派遣孙冯盎率军打败了番禺人王仲宣叛乱。因平叛有功，朝廷册封冼夫人的“谯国夫人”，准许夫人开幕府，设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开封建社会女子统领地方军政的先河。
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冼夫人爱国爱民的又一重要表现。幼年，在平息地方部族的争斗中，冼夫人就显示出卓越的领导能力：“越人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下嫁冯宝后，又“诫约本宗，使从民礼”，维护了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冯宝去世后，岭南地区局势较为动荡，但由于夫人“怀集百越”，所在“数州晏然”。隋初，在平定番禺王仲宣叛乱后，冼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各地首领纷纷前来参谒，岭南地区重获安定。后番州总管赵讷贪婪肆虐，祸害百姓，许多部族的俚人逃亡、造反，冼夫人派遣长史张融向朝廷入禀赵讷为害百姓的罪状，使赵讷得到法办，岭南地区再次重获安定。
2、接受中原先进文化，促进汉俚民族融和，这是冼夫人爱国爱民使命观的主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政治分裂、战乱频繁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冼夫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促进了汉俚民族融和和俚族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前，黄河流域等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非常发达，而岭南一带，尤其是广东西部地处偏辟，俚族人还处在原始农耕与渔猎混合的氏族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远落后于中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导致社会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与冲突。正因这样，原为北燕苗裔的冯融父子，虽贵为朝廷命官，无奈也在自己的辖区内，“他乡羁旅，号令不行”，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为克服“水土不服”，冯融采取和亲的办法，与当地的大族冼氏联姻，娉冼夫人为其子冯宝妻。自从冯宝娶冼夫人为妻后，由于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才使冯融父子在岭南地区真正扎下根基。在解决这场文明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确而有效的历史信息：这就是冼夫人在力促俚人接受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顺应民融合发展的潮流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冼夫人摒弃民族偏见，敢于嫁给本为北燕苗裔的冯宝，促进了民族融和，在社会起了正面的引导作用。众所周知，冼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是岭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冼夫人在俚人社会中，威望甚高，“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冼夫人并不因此而瞧不起冯氏，勇于下嫁“浮海”而来的北燕苗裔冯宝，足见其宽阔的胸襟、开放包容的态度。其次，冼夫人善于接受先进的封建文化，教化俚人，“使从民礼”，使俚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重视教化的意识，影响了世世代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高州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信奉至上的理念。历史上高州人才辈出，今天高州文教风气之鼎盛，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3、恩威并施，以德治民，这是冼夫人爱国爱民使命观的闪亮点。
“德”与“刑”是我国古代统治者治国的两种理念。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而法家则主张以严刑峻法统治臣民，打击异己势力。“德”与“刑”这两种治国理念在统治实践中，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常用的手段。冼夫人善于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文化，把“德”与“刑”这两种统治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了恩威并施，以德治民的统治特点。面对反叛势力，冼夫人决不妥协，先后以强硬的手段打击了高州刺史李迁仕、广州刺史欧阳纥和番禺王仲宣等发动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岭南地区安定的局面。“恩威并用，德治为本”，是冼夫人政治思想中的闪亮点。在父母家时，冼夫人就能“抚循部众”，规谏其兄冼挺不要恃其富强，侵掠傍郡，结果“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这种以“柔道”手段处理部族内部和部族间问题的方法，与儒家主张的“德治”思想不谋而合；及至下嫁世代诗书，累世官僚的冯宝，冼夫人得以进一步深入接触、了解儒家学说，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其“德治”的思想，正是由于冼夫人推崇“德治”，岭南地区才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冯宝死后,岭南动荡,但由于冼夫人“怀集百越”，所在“数州晏然”；南朝陈国灭亡后，岭南地区尚未归附隋朝统辖，“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等等。从这我们看到了冼夫人以“德”教化,以“德”治民的巨大威力。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由于冼夫人深得民心，故千百年来，人民没有忘记她！
2004年9月30日
注 释：
①摘自《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
②摘自【韩】宋荣培《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③本文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隋书：谯国夫人》，或《北史之列传第七十九 列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