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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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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写这篇短文，是想说明个人眼中的公共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到底该起着哪一种作用。我始终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活动都是对的或者是必要的，一个好的政府，只能同人一样，是一个勇于自省的公共政府。
从一个简单比方开始，假设有一个人和一万个人，从后者每人拿出一块钱出来给前者，前者就多拥有了一万块钱；反之，从前者即使拿出一万块，后者平均增加的也只有一块钱。两种转移方式，都不能增加社会总的财富（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中的转移成本，社会总的财富增加量反而是负值），但作用于个体之上的感觉却是截然不同，对于那一万个人，他们个人的财富的增减只是一块钱而已，对于那一个人，财富的增减确是一万块钱。那么，对这个人来说，促进财富从那一万个人中间的转移的激励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他如果有机会、有能力的话，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财富转移工程，从而达到聚敛巨额财富的目的。自私自利的人哪儿都有，也基本上人人都是（用基本这个词，是不排除极个别的宗教狂人和道德完人，但无论在何时何地，这样的人，只能是少数中的少数）。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这都是错误的获取财富行为。一个人人侵害一万个人的社会财富是错误，一万个人侵害一个人的社会财富同样是错误。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扮演有效的角色，其政治权力能不能有效阻止此种侵害行为。
一个合格的公共政府，其政治权力是用来阻止社会财富的不正当转移行为，但积极鼓励通过有效的经济活动来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活动。就是说，公共政府的作用，就比如一个足球裁判员，它的任务是通过清晰严格的规则、有效的执法鼓励一场精彩的比赛，他的裁判决定是强有力的，它本身却不能是这场比赛的参与者，也不能任意决定比赛的输赢。顺带说一句，如果大家都很自觉的话，政府有时候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了。
当然，公共政府的角色不单单是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还是公共物品的承担者，比如国防警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国防警察，就是你能在大街上自由行走与做事，不用担心会有人或组织或国家来敲诈你的财富、限制你的权利；基础教育，就是为国内的所有民众提供一个尽量公平的知识起点，至于个人走向社会后能取得怎样的成就，看他的努力和机遇了；社会保障，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社会是个失败者的话，你至少不会因穷挨饿、有病靠挨，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公共政府能保证你能吃饱饭、去治病，做一个最基本的有尊严的体面人，当然体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可能有一定的区别。
但在公共政府的实际运作中，司法要花钱、军队要花钱、警察要花钱、教育医疗保障也都要花钱，离开了钱这个阿堵物，就如一个家一样，一天也挨不下去的。首先，政府不能去抢钱，不能贴一个封条就说你的家产是我的了，不能滥发货币拿一叠废纸去换你的家产，在一个红眼病的国家，抄家是一件美差；其次，政府不能去自己赚钱，不能看见房地产来钱就自己圈几块地盖房子捞钱去了，不能看见烟草来钱就规定全国的烟草只能从我办的企业经销，你又当裁判又当参赛者的，只会搞出一场乌烟瘴气的比赛。钱，是政府维护公民权利的成本，这个成本的来源，现代公共政府已经从税收上解决了，而且也只能来源于税收。税收，就是权利的成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一般都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无代表权不纳税”，这只是个理由，是部分对的，问题出在这句话的另一个同义说法：“纳税就有代表权”，这个社会中的穷人，可能纳不了税甚至还要倒贴，但代表权还是少不得的；也就是说，代表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标志着现代公共政府的文明程度，不是说我代表你就能代表得了的；即使能代表，也要被代表人的定期同意和授权的。）
我们不能也没法列出清单，明确说明政府到底该做哪些具体事而那些不能做，政府还是要有一些积极权力一边处理多变事务的，但这一切，都要依据政府得以建立和运行的抽象而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可以讨论而且能够讨论的，人们也能举这些原则来判断政府行为的正当性。简单的例子，我们明确政府要收税，也授权政府去收税。但政府或政府的某个部门不能强行去规定纳税企业必须买我的报税软件等工具，更不能把40块钱成本的工具说成5000块钱的甚至每年再交一笔服务费的。以税收等服务之名行压榨利己之实，是一宗罪。同样，政府设立环保部门，是为了控制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如果哪个部门不收钱就不服务甚至加以阻挠，或者借保护地方经济之名，允许企业大肆排污，或者收了一笔钱就能排污，是一宗罪。所有这些，与公共政府的服务理念都是相违背的。
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一般说来有两种，一是非生产性活动的现有财富转移（正当的和不正当的），这在本质上是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二是生产性的活动增加财富，这增加了社会财富，是使得这个社会物质进步的本质内容。政府的税收，来源于这些活动；政府的经济服务，不是去主持社会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而是保护正当的社会财富转移，阻止不正当的转移，更是保护并激励这个社会的生产性创造财富的一切过程。生产创造财富，是我们社会的最大奥秘，也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基础！
所以说，政治权力在根本上是为经济权利服务的，这里的经济权利，是一种泛称权利，不是一个人、一个地区的权利，也不是少数人、少数部门的权利，而是面向所有的经济人、经济组织和部门，不存在侵害了一部分却能为整体保持的服务，不存在侵害了当前的却能为后来保持的服务。政府就如同前面举例的那个裁判，他得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经济生产这个脆弱事物，是希望它自由茁壮的成长，而不是呼三喝四，按自己意愿的成长。政府不可能预见到经济活动的所有利弊，正如家长没法让孩子按自己意愿地长大。
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机制和工具，尽可能地创造社会的新财富，尽可能地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企业的本质，就该是一部发现财富、创造财富的机器。个人、企业、政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的位置和职责都是明确的，尤其是企业，面向的是未来的位置的财富。但在现实中，有时候我们能看到有的企业并不是这样想和做的，企业和政府的各自角色往往错位。举个例子，假设有企业看中某块地，怂恿政府与其合谋，在侵害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权利的基础上取得地块经营权，这样来创造财富是和不正当转移财富相伴生的，是一宗罪；如果政府同意甚至主动鼓励这样或者类似的行为，也是一宗罪。
中国社会，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社会交往方面同样也是，有钱的、有势的和那些有权的，交往在一起的可能性，远大于门不当户不对的交往（这一简单判断在美国等任何西方社会也是同样成立的）。如果一个社会是不透明的，缺乏有效监督的，那钱、权、势合污以谋取更大经济利益的行为，往往取得成功而没有相应的惩罚；这一行为的代价，就是鼓励更多的钱、权、势挤进合污的圈子，其发展的不良后果，就是使得那些正当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组织也主动被动地想方设法通过这样的歪点子赚取更大的社会财富。我想这样的例子，就不需要多据了，这两年的征地、拆迁、腐败等等的负面新闻，互联网上都一抓一大把了。人不成人，企业不成企业，政府不成政府，在一个政治偷窃的年代，其代价是社会底线的不断退缩，社会行为日益短视，人人或危，以曾经拥有为满足，哪管洪水滔天，宛如霍布斯的人与人的自然状态，赢者为王。
政治权力是不值得完全信任的，昨天是，今天是，明天仍然是。
（摘自学说连线）
从一个简单比方开始，假设有一个人和一万个人，从后者每人拿出一块钱出来给前者，前者就多拥有了一万块钱；反之，从前者即使拿出一万块，后者平均增加的也只有一块钱。两种转移方式，都不能增加社会总的财富（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中的转移成本，社会总的财富增加量反而是负值），但作用于个体之上的感觉却是截然不同，对于那一万个人，他们个人的财富的增减只是一块钱而已，对于那一个人，财富的增减确是一万块钱。那么，对这个人来说，促进财富从那一万个人中间的转移的激励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他如果有机会、有能力的话，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财富转移工程，从而达到聚敛巨额财富的目的。自私自利的人哪儿都有，也基本上人人都是（用基本这个词，是不排除极个别的宗教狂人和道德完人，但无论在何时何地，这样的人，只能是少数中的少数）。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这都是错误的获取财富行为。一个人人侵害一万个人的社会财富是错误，一万个人侵害一个人的社会财富同样是错误。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扮演有效的角色，其政治权力能不能有效阻止此种侵害行为。
一个合格的公共政府，其政治权力是用来阻止社会财富的不正当转移行为，但积极鼓励通过有效的经济活动来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活动。就是说，公共政府的作用，就比如一个足球裁判员，它的任务是通过清晰严格的规则、有效的执法鼓励一场精彩的比赛，他的裁判决定是强有力的，它本身却不能是这场比赛的参与者，也不能任意决定比赛的输赢。顺带说一句，如果大家都很自觉的话，政府有时候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了。
当然，公共政府的角色不单单是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还是公共物品的承担者，比如国防警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国防警察，就是你能在大街上自由行走与做事，不用担心会有人或组织或国家来敲诈你的财富、限制你的权利；基础教育，就是为国内的所有民众提供一个尽量公平的知识起点，至于个人走向社会后能取得怎样的成就，看他的努力和机遇了；社会保障，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社会是个失败者的话，你至少不会因穷挨饿、有病靠挨，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公共政府能保证你能吃饱饭、去治病，做一个最基本的有尊严的体面人，当然体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可能有一定的区别。
但在公共政府的实际运作中，司法要花钱、军队要花钱、警察要花钱、教育医疗保障也都要花钱，离开了钱这个阿堵物，就如一个家一样，一天也挨不下去的。首先，政府不能去抢钱，不能贴一个封条就说你的家产是我的了，不能滥发货币拿一叠废纸去换你的家产，在一个红眼病的国家，抄家是一件美差；其次，政府不能去自己赚钱，不能看见房地产来钱就自己圈几块地盖房子捞钱去了，不能看见烟草来钱就规定全国的烟草只能从我办的企业经销，你又当裁判又当参赛者的，只会搞出一场乌烟瘴气的比赛。钱，是政府维护公民权利的成本，这个成本的来源，现代公共政府已经从税收上解决了，而且也只能来源于税收。税收，就是权利的成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一般都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无代表权不纳税”，这只是个理由，是部分对的，问题出在这句话的另一个同义说法：“纳税就有代表权”，这个社会中的穷人，可能纳不了税甚至还要倒贴，但代表权还是少不得的；也就是说，代表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标志着现代公共政府的文明程度，不是说我代表你就能代表得了的；即使能代表，也要被代表人的定期同意和授权的。）
我们不能也没法列出清单，明确说明政府到底该做哪些具体事而那些不能做，政府还是要有一些积极权力一边处理多变事务的，但这一切，都要依据政府得以建立和运行的抽象而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可以讨论而且能够讨论的，人们也能举这些原则来判断政府行为的正当性。简单的例子，我们明确政府要收税，也授权政府去收税。但政府或政府的某个部门不能强行去规定纳税企业必须买我的报税软件等工具，更不能把40块钱成本的工具说成5000块钱的甚至每年再交一笔服务费的。以税收等服务之名行压榨利己之实，是一宗罪。同样，政府设立环保部门，是为了控制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如果哪个部门不收钱就不服务甚至加以阻挠，或者借保护地方经济之名，允许企业大肆排污，或者收了一笔钱就能排污，是一宗罪。所有这些，与公共政府的服务理念都是相违背的。
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一般说来有两种，一是非生产性活动的现有财富转移（正当的和不正当的），这在本质上是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二是生产性的活动增加财富，这增加了社会财富，是使得这个社会物质进步的本质内容。政府的税收，来源于这些活动；政府的经济服务，不是去主持社会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而是保护正当的社会财富转移，阻止不正当的转移，更是保护并激励这个社会的生产性创造财富的一切过程。生产创造财富，是我们社会的最大奥秘，也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基础！
所以说，政治权力在根本上是为经济权利服务的，这里的经济权利，是一种泛称权利，不是一个人、一个地区的权利，也不是少数人、少数部门的权利，而是面向所有的经济人、经济组织和部门，不存在侵害了一部分却能为整体保持的服务，不存在侵害了当前的却能为后来保持的服务。政府就如同前面举例的那个裁判，他得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经济生产这个脆弱事物，是希望它自由茁壮的成长，而不是呼三喝四，按自己意愿的成长。政府不可能预见到经济活动的所有利弊，正如家长没法让孩子按自己意愿地长大。
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机制和工具，尽可能地创造社会的新财富，尽可能地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企业的本质，就该是一部发现财富、创造财富的机器。个人、企业、政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的位置和职责都是明确的，尤其是企业，面向的是未来的位置的财富。但在现实中，有时候我们能看到有的企业并不是这样想和做的，企业和政府的各自角色往往错位。举个例子，假设有企业看中某块地，怂恿政府与其合谋，在侵害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权利的基础上取得地块经营权，这样来创造财富是和不正当转移财富相伴生的，是一宗罪；如果政府同意甚至主动鼓励这样或者类似的行为，也是一宗罪。
中国社会，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社会交往方面同样也是，有钱的、有势的和那些有权的，交往在一起的可能性，远大于门不当户不对的交往（这一简单判断在美国等任何西方社会也是同样成立的）。如果一个社会是不透明的，缺乏有效监督的，那钱、权、势合污以谋取更大经济利益的行为，往往取得成功而没有相应的惩罚；这一行为的代价，就是鼓励更多的钱、权、势挤进合污的圈子，其发展的不良后果，就是使得那些正当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组织也主动被动地想方设法通过这样的歪点子赚取更大的社会财富。我想这样的例子，就不需要多据了，这两年的征地、拆迁、腐败等等的负面新闻，互联网上都一抓一大把了。人不成人，企业不成企业，政府不成政府，在一个政治偷窃的年代，其代价是社会底线的不断退缩，社会行为日益短视，人人或危，以曾经拥有为满足，哪管洪水滔天，宛如霍布斯的人与人的自然状态，赢者为王。
政治权力是不值得完全信任的，昨天是，今天是，明天仍然是。
（摘自学说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