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这么可爱,我推荐一本书给你:,这本书的内容比讲话更有趣。
有趣的大部分内容是国统区的《新华日报》竟然能在发表!
可见蒋光头的器量不是一般的大啊!
http://q.sohu.com/forum/20/topic/48111657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下载、在线阅读
作者:笑蜀(编)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09
出版者的话
这里收集了将近30万字的文字,是20世纪中国文字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劝君一读。我们愿以此书奉献读者,同时奉献建国50周年盛大节日。
它们大多选自40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取自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时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些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我党领袖人物笔下,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谷城、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和谈话。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5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
重读50年前的文字,使我们看出,当年的决战不仅仅是在两种武装力量之间进行,而且是在人心向背中进行。可以说,没有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国统区的人心不会迅速离散,那里的第二条战线也不会迅速形成。“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沿海呼声,就是这些文字在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所收获的广泛回声。正是这些万众一心的呼声,最终埋葬了国民党蒋家王朝在大陆22年的统治。
重读50年前的文字,使我们看出,当今境外对我党、我国的谩骂、污蔑,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西方政要走上历史舞台前,我党前辈革命家、理论家就已经是卓越的民主、人权战士,在冷战风云初起之际,就已经以他们对世界政治的深刻洞见,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人权与镇压之间,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并为此殊死奋斗!
重读50年前的文字,还使我们看出,中国人民不仅能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能将这一改革的成果延伸入更深刻、更为艰巨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历史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一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库。
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来。
谨以此书纪念50年前民主与独裁的历史性决战;
谨以此书纪念所有为此决战前仆后继的中华英烈!
1999年7月于北京
目录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
李普: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真心话
何家栋: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戴晴:读《历史的先声》随感
001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002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003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应在一切领域贯彻民主
004 民主第一
005 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006 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007 我们要看货色
008 是不是代用品呢?
009 不是空喊民主
010 民主与诚实
011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012 我们相信着 并且实行着民主
013 强大而民主
014 民主与国情
015 诸葛亮与阿斗
016 民主的真义
017 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018 民主精神
019 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
020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021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暧室
022 自由不是专卖品
023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024 科学、民主、继续前进――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025 中国需要变
026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027 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于你的冷淡
028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029 为民主拼命
030 工程师和民主
031 关心政治 改良政治
032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033 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034 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
035 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036 纪念杰斐逊先生
037 真实的民主战士
038 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
039 为了人类
040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041 中美两国是天然的盟友
042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我们欢迎它
043 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
044 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大自由
045 东西不同论(二则)
046 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
047 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
048 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
049 让思想冲破牢笼
050 奴隶的语言
051 读书与自由
052 论“天真无邪”
053 沙漠化的愿望
054 文艺必须争取民主 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055 言论自由与民主
056 新闻民主――民主的基础
057 报纸应革除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058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059 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
060 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061 要为真理而斗争
062 民主主义之剑
063 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
064 救救出版业和读书人
065 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066 论学术自由
067 奖励自由研究
068 论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069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070 论选举权
071 竞选
072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073 斥人格教育
074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075 民主和自由的新论
076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077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078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079 中国统治者的“进步”
080 为死难学生呼吁
081 国会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082 人民是骗不了的
083 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084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085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节录)
086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087 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088 重视青年
089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090 战争结束后,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的发展机会
091 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自取灭亡
092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093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094 保障人权
095 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096 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
097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098 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
099 人民自由又遭损害,内政部颁限制游行法
100 快释放政治犯
101 法治与人权
102 一党独裁 遍地是灾
103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104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 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05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106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107 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108 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109 三三制的实质:政权共享
110 全民民主优于阶级民主:以三三制为例
111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112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113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14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115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116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117 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
118 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
119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120 合法的罪恶
121 民不畏死
122 人权和观瞻
123 论无耻主义
124 风气・秩序・容忍
125 黑名单
126 希特勒的“民意”
127 “守法精神不够”论
128 奴才见解
129 今与昔
130 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
131 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不要分割
132 言论思想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
133 美国国庆
134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
135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136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137 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138 国父诞辰纪念
139 民主原则
140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
141 即便战时状态也必须实行民主
142 团结与民主
143 民主国家的武器――民主
144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145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146 建立宪政规模
革命压倒民主
李慎之・《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2]”。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 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4]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5]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6],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8]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25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连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他们在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或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则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的。[9]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Q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