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业”当新官 中国“官二代”成媒体焦点
（2009-08-31）
于泽远
北京
继“富二代”横行不法饱受舆论指责之后，中国“官二代”子承父业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
针对媒体质疑，中共固始县组织部部长周辉回应说：“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周辉反问：“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
固始县这次官员选拔分成三步骤：第一步，在符合43周岁以下、任副科级两年以上等条件下自荐，最后自荐出来270多人；第二步，经县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来60多人；第三步，经过数天考察，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选出最后的乡长12人。
这一貌似公平的选拔程序其实很容易被权力操纵：例如在第二步，有权投票的300多人都是现任官员和曾经当官的人，没有民众代表，也没有民众监督；第三步更是权力的较量，有考察权和最终投票权的50多人全是该县的官场精英，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无从谈起。
同时，大多数乡长候选人的父辈或亲属都是正科级（县局级）以上官员，都在考官之列。作为当地官场的重量级人物，这些候选人的父辈或亲属不仅自己手里有一票，还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网造势拉票，让自家的“官二代”顺利当选。
事实上，早在固始县组织部公布选拔官员的名单前，有网民就根据当地官场关系网，准确预测到何人当选何种级别，并披露当地官员为此拼关系、搞暗战的内情。
北京有关人士对本报说，“官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南，在中国各地都相当普遍。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是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固始县的官员选拔程序虽然有不少弊端，但好歹还算有程序、有投票。很多地方连这样的程序都没有，完全由“一把手”等少数官员拍板决定，公众要想监督也更难。
但固始县“官二代”全面接班和周辉的辩护遭到人民网、新华网、《新京报》等媒体的强烈抨击。人民网发表文章质问，官员子女当然有权当选，但“遍眼尽是官二代”，还能“当然”吗？
文章认为，若名副其实地按程序行事，那么官员子女不能有任何捷径，而应与其他人“公平竞争”，参加“择优录取”的公务员考试。依照常理，官员子女高比例通过公务员考核，机率已很微小；而在公平情境下，他们占据官位中“大半壁江山”，更不大可能。所以官员子女当选，必定有大量“权力玩手脚，暗箱运作”、程序失灵的成分。
阳奉阴违的权力把戏
文章指出，“官位继承”让正常的社会流动陷于瘫痪，而造成如此恶果的，是程序的“过场化”，是阳奉阴违的权力把戏。官员选拔要挽回它的公信力，人们的“公正焦虑感”要得以缓解，就必须让公正的程序落到实处，而不是“挂着‘程序化’羊头，卖‘潜规则化’狗肉”。
《法制日报》的文章说，官员子弟之所以获得进阶的资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官场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从开始踏入仕途起，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关照，有着寻常子弟无可比拟的升迁环境。在这个精心筹划的过程中，家族势力在官僚系统积累的资源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从固始县的例子可见，官员选拔系统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权势家族之间也存有激烈竞争，对没有背景的官员就会产生阻止效应。由此，官员家庭合法地实现权力在家族内部的传递，公众成了看客。
（2009-08-31）
于泽远
北京
继“富二代”横行不法饱受舆论指责之后，中国“官二代”子承父业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
针对媒体质疑，中共固始县组织部部长周辉回应说：“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周辉反问：“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
固始县这次官员选拔分成三步骤：第一步，在符合43周岁以下、任副科级两年以上等条件下自荐，最后自荐出来270多人；第二步，经县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来60多人；第三步，经过数天考察，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选出最后的乡长12人。
这一貌似公平的选拔程序其实很容易被权力操纵：例如在第二步，有权投票的300多人都是现任官员和曾经当官的人，没有民众代表，也没有民众监督；第三步更是权力的较量，有考察权和最终投票权的50多人全是该县的官场精英，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无从谈起。
同时，大多数乡长候选人的父辈或亲属都是正科级（县局级）以上官员，都在考官之列。作为当地官场的重量级人物，这些候选人的父辈或亲属不仅自己手里有一票，还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网造势拉票，让自家的“官二代”顺利当选。
事实上，早在固始县组织部公布选拔官员的名单前，有网民就根据当地官场关系网，准确预测到何人当选何种级别，并披露当地官员为此拼关系、搞暗战的内情。
北京有关人士对本报说，“官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南，在中国各地都相当普遍。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是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固始县的官员选拔程序虽然有不少弊端，但好歹还算有程序、有投票。很多地方连这样的程序都没有，完全由“一把手”等少数官员拍板决定，公众要想监督也更难。
但固始县“官二代”全面接班和周辉的辩护遭到人民网、新华网、《新京报》等媒体的强烈抨击。人民网发表文章质问，官员子女当然有权当选，但“遍眼尽是官二代”，还能“当然”吗？
文章认为，若名副其实地按程序行事，那么官员子女不能有任何捷径，而应与其他人“公平竞争”，参加“择优录取”的公务员考试。依照常理，官员子女高比例通过公务员考核，机率已很微小；而在公平情境下，他们占据官位中“大半壁江山”，更不大可能。所以官员子女当选，必定有大量“权力玩手脚，暗箱运作”、程序失灵的成分。
阳奉阴违的权力把戏
文章指出，“官位继承”让正常的社会流动陷于瘫痪，而造成如此恶果的，是程序的“过场化”，是阳奉阴违的权力把戏。官员选拔要挽回它的公信力，人们的“公正焦虑感”要得以缓解，就必须让公正的程序落到实处，而不是“挂着‘程序化’羊头，卖‘潜规则化’狗肉”。
《法制日报》的文章说，官员子弟之所以获得进阶的资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官场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从开始踏入仕途起，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关照，有着寻常子弟无可比拟的升迁环境。在这个精心筹划的过程中，家族势力在官僚系统积累的资源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从固始县的例子可见，官员选拔系统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权势家族之间也存有激烈竞争，对没有背景的官员就会产生阻止效应。由此，官员家庭合法地实现权力在家族内部的传递，公众成了看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