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下跪，尊严丧尽
300多名民办教师下跪，失去的不是他们个人的尊严，而是在控诉教育尊严与教师尊严的丧失。
近日网络曝光了湖北省公安县314名民办教师打着“要工作要生存，要民师补贴”的横幅，到县政府下跪的事件。据了解，这些教师是2000年和2003年被县政府先后辞退的合格民办教师，为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这几年来上访不断，但地方政府一直采取哄、推、拖、压的办法，不予解决。
这些被辞退的教师，也只有采取这一招了。那些劝诫他们采取其他“体面”、“有尊严”方式来维护权益的人士，不知想过没有，假如他们能有其他有效的维护权益的方式，他们会走这一步吗？这些曾经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站起来堂堂做人的教师，是怀着怎样痛苦的心情去下跪的呢？如果县政府中，有官员当年接受过这些民办教师的教诲，目睹自己的老师举着“要生存要工作”的横幅下跪，该是怎样一种心情？
说实在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一直未曾体面过。他们中可能有一部分，学历不合格，没有教师资格证，但更多的是完全合格的教师，只是由于当地政府部门没有足够的教育投入，才用“民办”和“代课”的“身份”，给这些付出与公办教师一样劳动的教师，半薪或者三分之一薪水。
我一直认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根本原因，不是国家贫穷，办学资金有限――放眼世界，比我国贫穷的国家不少，可是却很少有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护教师权益的基本办学制度。这一制度就是中小学实行校本管理，政府不直接参与学校管理，而是通过社区教育委员会（在农村，可为村民委员会）做出办学决策；学校中则有负责教育事务、教师评价的教师委员会。在这一制度中，社区教育委员会按当地教育需求，确定当地学校规模、办学条件、师资招聘，进而要求政府履行责任保障学校拨款；教师则有维护自己权利的专门机构，如遇同工不同酬现象，可通过教师委员会与校方沟通、维权。
如果有这样的基本制度，政府部门招募“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以回避教育投入责任的做法，在社区教育委员会那里行得通吗？在教师那里行得通吗？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制度，“民办教师”先登场，退场之后，出现“代课教师”，现在，“代课教师”开始清退，又出现了“临时代课教师”、“合同代课教师”……而这些“教师”的维权之路十分艰难，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也许有人说，以前对于学校管理，不可能有那么先进的理念，什么校本管理，什么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那是外来的东西。那么，随着教育的发展，这些理念，早已不新鲜。在前不久刚审议通过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中关于中小学管理的描述是：“完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扩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
300多名民办教师下跪，失去的不是他们个人的尊严，而是在控诉教育尊严与教师尊严的丧失。他们的下跪，或可获得“圆满”解决，但绝对唤不回教育的尊严和教师的尊严。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口号，是靠不住的，只有改革我国教育管理，建立权责明晰，尤其是可以保障办学者和教育者权益的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谈得上教育尊严与教师尊严。
300多名民办教师下跪，失去的不是他们个人的尊严，而是在控诉教育尊严与教师尊严的丧失。
近日网络曝光了湖北省公安县314名民办教师打着“要工作要生存，要民师补贴”的横幅，到县政府下跪的事件。据了解，这些教师是2000年和2003年被县政府先后辞退的合格民办教师，为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这几年来上访不断，但地方政府一直采取哄、推、拖、压的办法，不予解决。
这些被辞退的教师，也只有采取这一招了。那些劝诫他们采取其他“体面”、“有尊严”方式来维护权益的人士，不知想过没有，假如他们能有其他有效的维护权益的方式，他们会走这一步吗？这些曾经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站起来堂堂做人的教师，是怀着怎样痛苦的心情去下跪的呢？如果县政府中，有官员当年接受过这些民办教师的教诲，目睹自己的老师举着“要生存要工作”的横幅下跪，该是怎样一种心情？
说实在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一直未曾体面过。他们中可能有一部分，学历不合格，没有教师资格证，但更多的是完全合格的教师，只是由于当地政府部门没有足够的教育投入，才用“民办”和“代课”的“身份”，给这些付出与公办教师一样劳动的教师，半薪或者三分之一薪水。
我一直认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根本原因，不是国家贫穷，办学资金有限――放眼世界，比我国贫穷的国家不少，可是却很少有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护教师权益的基本办学制度。这一制度就是中小学实行校本管理，政府不直接参与学校管理，而是通过社区教育委员会（在农村，可为村民委员会）做出办学决策；学校中则有负责教育事务、教师评价的教师委员会。在这一制度中，社区教育委员会按当地教育需求，确定当地学校规模、办学条件、师资招聘，进而要求政府履行责任保障学校拨款；教师则有维护自己权利的专门机构，如遇同工不同酬现象，可通过教师委员会与校方沟通、维权。
如果有这样的基本制度，政府部门招募“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以回避教育投入责任的做法，在社区教育委员会那里行得通吗？在教师那里行得通吗？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制度，“民办教师”先登场，退场之后，出现“代课教师”，现在，“代课教师”开始清退，又出现了“临时代课教师”、“合同代课教师”……而这些“教师”的维权之路十分艰难，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也许有人说，以前对于学校管理，不可能有那么先进的理念，什么校本管理，什么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那是外来的东西。那么，随着教育的发展，这些理念，早已不新鲜。在前不久刚审议通过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中关于中小学管理的描述是：“完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扩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
300多名民办教师下跪，失去的不是他们个人的尊严，而是在控诉教育尊严与教师尊严的丧失。他们的下跪，或可获得“圆满”解决，但绝对唤不回教育的尊严和教师的尊严。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口号，是靠不住的，只有改革我国教育管理，建立权责明晰，尤其是可以保障办学者和教育者权益的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谈得上教育尊严与教师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