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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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影响教育成效的诸多因素
DD学生的成果与学校教育的比例关系
QUOTE(农夫 @ 2011年05月20日 Friday, 10:44 AM)
我只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次一中的事尚不知原因，但却不能不让人想起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不懂教育，因为身边有教书的，所以对教育问题也有一些看法，“特殊环境”已经形成，也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改变的，领导拿分数来跟老师算奖金，群众拿升学率评判学校，三流学校的学生来学校的目的是带一个对象回家，可老师又不用教学生如何做人，大师你觉得老师好当吗？――请不必说大道理，说说电白的情况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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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菜农的自杀可以引起全国的轰动，希望电白学生的事故同样可以引起电白土著居民甚至行政当局的高度重视。如若一位学生的离去能够撩起电白教育甚至社会治理的适度反思，这不能不承认“塞翁失马”的真谛。可是“农夫”先生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就算是温家宝总理也未必有能力应付得了，更甭说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九”了（孔子老婆说的）。
一、如何评价教师的劳动
关于“特殊环境犯罪”论，鄙人早有评说，在此就毋庸多说了。至于学校领导用分数衡量教师的说法，鄙人觉得有必要为教育说说话。我们的社会存在激烈的竞争，这与自然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之道不无关系。教学的质量如何？教师劳动效果如何评价？恐怕这样的话题确实太大了。可是，如果不解决教师劳动效率的评价，学校的管理确实无从抓起，“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会制约着电白乃至全国教育的效果。当然，许多人反对将教师的劳动进行量化评价，其同有理论的支撑，因为许多教育教学工作的数量与质量确实难以用数据来加以分析。可是如若连起码的、完全可以量化的东西都像泼水连着孩子都甩出去了的话，相信这也是教育评价手段的不完善。例如，一个学期后，在经过了不同教师的指导下的两个程度大体相同的教学班却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如若没有像许多人抨击的考试作为手段，没有考试后出来的数据的比较，我们怎么反思我们学校的教学效率？怎么评价各位态度各异、程度不同的教师的劳动？莫非当下的中国还要走回头路，为白卷英雄张铁生鸣冤叫屈？因此，进步了的时代呼唤科学的评价，也只有对教师的劳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的评价后，教师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才能得以最大的调动，才能将我们电白乃至全国的教育推向前进。因此，任何对教育盲目的指责都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许多学校做了许多沉重地打击了教师的创造性，束缚了教师的智能发展的量化条文规定，例如每日的作业批改量，一周一测或者一月一测的大统考等，将教师捆绑在应付学校硬性规定的耻辱柱上，钉死了教师能动的发展。再加上现在教学班人数的急剧增加，试问一个教师要在课余时间完成那么多的硬性工作外，还有什么时间进行自身素质的提升？还有什么时间对自己的教学效果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思？现在学校重要学科教师的工作负荷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在教师的身心倍受摧残，体能急剧损耗的情况下，作为与我们一样同食人间烟火的教师来说，他们会不会再有如同当年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会不会真的像人们所描绘的“蜡烛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可见，是我们学校当局愚蠢地在不该量化的地方使用了量化标准，招致了我们许多本应做得更好而完全被量化所折损了的效率。我们许多校长，本来源于第一线的教师，理应对第一线的教师工作有较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可是由于虚荣心的作用还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完全忘却了自己曾是教师的经历和体验，完全溶入了行政管理的思维模式，将教师看成了只会制作成品的机器，而非教书育人的活人，因此对社会传承过来的量化标准看作自己行驶公权力的封神大棒，冀望量化的灵丹妙药能在一夜之间解除管理的愚钝与落后的病魔。殊不知，正是这种量化的灵丹妙药像吸血鬼那样吸干了我们教师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耗尽了我们电白教育的精髓，使电白教育回天乏力。有的校长甚至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与班主任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与学生签订高考某学科得分协议；有人甚至要求科任教师用两份试题包罗该学科浩如烟海的知识。不知我们这些校长是否懂得偶然与必然，连学生本人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事故，一纸空文能否将学生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不知我们的校长是否知道协议并非智慧之神，其在高考的考场上根本就一钱不值！鄙人也不知我们的校长是否认真考究过本学科究竟有多少个知识点，莫非小小的电白真的出了奇人，竟然可以将十二年所学的知识浓缩进两份小小的试卷？从这些奇谈怪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师正经受着怎样的蒸熬！我们的教师如何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动？电白教育何日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怪圈？
二、如何评价学校的德育问题
我们应用什么来评价学校？首先我们应知道学校的中心工作性质，如若连学校的中心工作都不考虑，那无论什么层次、什么规格的评价都是脱离了实际的瞎说，更不用说什么科学的评价了。学校乃学生学习之所，自然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业为重，当然不能忽视了学生首先学会做人的教育DD德育。可是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养成，并非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如若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与否归结于我们的学校，恐怕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没有这样的能量。如若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可以在学校教育中解决了的话，我们中国历朝历代就没有了这么多的汉奸、卖国贼了。鄙人并非在此为学校的德育教育开脱责任，而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的成效远远达不到社会教育的效果，而并非学校教育教坏了我们的青年学生。例如电话诈骗吧！相信我们电白没有任何一个教师曾经教过自己的学生利用这么个手段去骗取国防部大员女婿的钱，可是我们的同乡中确实有人这么得手了。这能责怪我们的教师么？因此，我们对学校的评价只能用社会上公认的标准DD升学率。如果没有了升学率，你怎么能说你学校的德育工作是如何的扎实，如何的到家？当然，当下对学校工作的评价并没有像鄙人所说，而是完成了多少的校舍建设，得了多少个县级、市级的奖励等等，譬如学生事故为零，教师是否遵纪守法，没有上访，有没有超生现象等等。难道对学校这样的评价就科学么？学生发生了事故，是学校有能力控制得了的么？好像某年电白教育的安全工作会议当天就在黄岭召开，横额刚刚挂出来，不料一个学生却在食堂的粥里投下了剧毒农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当然，可以将学校对学生道德品质的教育缺失作为解释，但古今中外，何时何地解决了犯罪的问题？如若将学生的犯罪都归结于学校的德育教育，那学校才是罪恶的制造商。如若学校都冠以罪恶的制造商的封号，那么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岂不要寄托于另外一个尚未诞生的行业了？当然，鄙人并非否定学校对学生正面道德教育的作用，适当的正面教育与适度的反面教育可以使得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的青年学生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并非完全的效果，因为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与改变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正如我们的家庭教育一样，本想儿女人人成人成才，不料有人高中状元，有人却落草为寇。可是毛时代官风的清正，民风的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使人不得不考虑教育环境与理念的重要。因此，我们学校的教育只能尽力而为之，而社会可不能强求之。
三、道德品质教育问题
上面已经提到家庭教育，本想儿女人人成人成才的家庭教育，不料有人高中状元，有人却落草为寇。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教育的正面努力，并非证明什么教育的效果，因为人的成长促成因素并非当今的人类可以理解，更不能解释。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然而岳飞的母亲教出了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而秦桧的母亲却培育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难道两个母亲的用心不同？非也！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儿孙被万人称颂。或许有人提出不同环境论，可是敌对阵营的两兄弟又如何解释？爱迪生的弟弟为何不能像爱迪生那样神思涌现？爱因斯坦的哥哥们怎么不能发现相对论或者否定相对论？同样，颇得世界褒议的爱因斯坦怎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或者提出反物质的理论？这一切，恐怕我们这代的电白人甚至华人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教育问题，只能尽力而为罢了。因此，“农夫”问鄙人，“电白的事怎么办？”恐怕是“农夫”对鄙人寄予了过高的期望，鄙人还没有具备用几个简单的句子来浓缩电白治县的大纲的能力。就算有那么几条算作治国的东西，你就能肯定其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若中华已经具备了这样水平的专家人才，“中南海”也不至于任用几个只会说“谷贱伤农”、“菜贱伤农”，而不谙“米贵伤民”、“菜贵伤民”的部长了！如若鄙人能用简单的几句话解决电白的教育问题，也不至于“中南海”任用几个竟然提出竭尽净土功能的“教育产业化”的国策和逻辑混乱的“新课程标准”的总理和国务委员了！
当然，德育教育不能因为未曾找到真谛而停滞，还得按照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理念对我们的青年学生进行力所能及的教育，例如，前途、诚信、爱国、生存甚至挫折教育。我们不能否定学校正面德育教育的功能，不能否定国家“宣传口”的作用，因为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足可以说明国家宏观教育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当下之所以民风混乱，官吏贪腐，乃由于中华在国运转折的关口缺失了精神的支柱，人们的信仰空前迷茫空虚。就在中华传统意识尽失的当口，西方腐朽的意识形态乘机而入，植根于中华的土地，再加上“黑猫白猫”理念所具有的政府公权力的作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理念便如溃堤之洪水猛兽冲击着中华传统的道德价值，经过二三十年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中华传统道德可以说犹如命悬一线的病夫，危如累卵。这是谁之过？除了“中南海”的“宣传口”有资格负起这样伟岸的责任外，恐怕学校的教育没有承受责备的资格了。因此，我们不可过份将学生的事故归罪于学校的教育，当然，学校应尽己所能，多做些有助于学生个体发展的道德引导工作，像挽救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那样，拯救正在逐渐消失的中华道德和价值。
DD学生的成果与学校教育的比例关系
QUOTE(农夫 @ 2011年05月20日 Friday, 10:44 AM)
我只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次一中的事尚不知原因，但却不能不让人想起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不懂教育，因为身边有教书的，所以对教育问题也有一些看法，“特殊环境”已经形成，也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改变的，领导拿分数来跟老师算奖金，群众拿升学率评判学校，三流学校的学生来学校的目的是带一个对象回家，可老师又不用教学生如何做人，大师你觉得老师好当吗？――请不必说大道理，说说电白的情况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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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菜农的自杀可以引起全国的轰动，希望电白学生的事故同样可以引起电白土著居民甚至行政当局的高度重视。如若一位学生的离去能够撩起电白教育甚至社会治理的适度反思，这不能不承认“塞翁失马”的真谛。可是“农夫”先生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就算是温家宝总理也未必有能力应付得了，更甭说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九”了（孔子老婆说的）。
一、如何评价教师的劳动
关于“特殊环境犯罪”论，鄙人早有评说，在此就毋庸多说了。至于学校领导用分数衡量教师的说法，鄙人觉得有必要为教育说说话。我们的社会存在激烈的竞争，这与自然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之道不无关系。教学的质量如何？教师劳动效果如何评价？恐怕这样的话题确实太大了。可是，如果不解决教师劳动效率的评价，学校的管理确实无从抓起，“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会制约着电白乃至全国教育的效果。当然，许多人反对将教师的劳动进行量化评价，其同有理论的支撑，因为许多教育教学工作的数量与质量确实难以用数据来加以分析。可是如若连起码的、完全可以量化的东西都像泼水连着孩子都甩出去了的话，相信这也是教育评价手段的不完善。例如，一个学期后，在经过了不同教师的指导下的两个程度大体相同的教学班却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如若没有像许多人抨击的考试作为手段，没有考试后出来的数据的比较，我们怎么反思我们学校的教学效率？怎么评价各位态度各异、程度不同的教师的劳动？莫非当下的中国还要走回头路，为白卷英雄张铁生鸣冤叫屈？因此，进步了的时代呼唤科学的评价，也只有对教师的劳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的评价后，教师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才能得以最大的调动，才能将我们电白乃至全国的教育推向前进。因此，任何对教育盲目的指责都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许多学校做了许多沉重地打击了教师的创造性，束缚了教师的智能发展的量化条文规定，例如每日的作业批改量，一周一测或者一月一测的大统考等，将教师捆绑在应付学校硬性规定的耻辱柱上，钉死了教师能动的发展。再加上现在教学班人数的急剧增加，试问一个教师要在课余时间完成那么多的硬性工作外，还有什么时间进行自身素质的提升？还有什么时间对自己的教学效果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思？现在学校重要学科教师的工作负荷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在教师的身心倍受摧残，体能急剧损耗的情况下，作为与我们一样同食人间烟火的教师来说，他们会不会再有如同当年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会不会真的像人们所描绘的“蜡烛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可见，是我们学校当局愚蠢地在不该量化的地方使用了量化标准，招致了我们许多本应做得更好而完全被量化所折损了的效率。我们许多校长，本来源于第一线的教师，理应对第一线的教师工作有较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可是由于虚荣心的作用还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完全忘却了自己曾是教师的经历和体验，完全溶入了行政管理的思维模式，将教师看成了只会制作成品的机器，而非教书育人的活人，因此对社会传承过来的量化标准看作自己行驶公权力的封神大棒，冀望量化的灵丹妙药能在一夜之间解除管理的愚钝与落后的病魔。殊不知，正是这种量化的灵丹妙药像吸血鬼那样吸干了我们教师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耗尽了我们电白教育的精髓，使电白教育回天乏力。有的校长甚至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与班主任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与学生签订高考某学科得分协议；有人甚至要求科任教师用两份试题包罗该学科浩如烟海的知识。不知我们这些校长是否懂得偶然与必然，连学生本人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事故，一纸空文能否将学生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不知我们的校长是否知道协议并非智慧之神，其在高考的考场上根本就一钱不值！鄙人也不知我们的校长是否认真考究过本学科究竟有多少个知识点，莫非小小的电白真的出了奇人，竟然可以将十二年所学的知识浓缩进两份小小的试卷？从这些奇谈怪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师正经受着怎样的蒸熬！我们的教师如何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动？电白教育何日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怪圈？
二、如何评价学校的德育问题
我们应用什么来评价学校？首先我们应知道学校的中心工作性质，如若连学校的中心工作都不考虑，那无论什么层次、什么规格的评价都是脱离了实际的瞎说，更不用说什么科学的评价了。学校乃学生学习之所，自然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业为重，当然不能忽视了学生首先学会做人的教育DD德育。可是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养成，并非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如若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与否归结于我们的学校，恐怕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没有这样的能量。如若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可以在学校教育中解决了的话，我们中国历朝历代就没有了这么多的汉奸、卖国贼了。鄙人并非在此为学校的德育教育开脱责任，而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的成效远远达不到社会教育的效果，而并非学校教育教坏了我们的青年学生。例如电话诈骗吧！相信我们电白没有任何一个教师曾经教过自己的学生利用这么个手段去骗取国防部大员女婿的钱，可是我们的同乡中确实有人这么得手了。这能责怪我们的教师么？因此，我们对学校的评价只能用社会上公认的标准DD升学率。如果没有了升学率，你怎么能说你学校的德育工作是如何的扎实，如何的到家？当然，当下对学校工作的评价并没有像鄙人所说，而是完成了多少的校舍建设，得了多少个县级、市级的奖励等等，譬如学生事故为零，教师是否遵纪守法，没有上访，有没有超生现象等等。难道对学校这样的评价就科学么？学生发生了事故，是学校有能力控制得了的么？好像某年电白教育的安全工作会议当天就在黄岭召开，横额刚刚挂出来，不料一个学生却在食堂的粥里投下了剧毒农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当然，可以将学校对学生道德品质的教育缺失作为解释，但古今中外，何时何地解决了犯罪的问题？如若将学生的犯罪都归结于学校的德育教育，那学校才是罪恶的制造商。如若学校都冠以罪恶的制造商的封号，那么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岂不要寄托于另外一个尚未诞生的行业了？当然，鄙人并非否定学校对学生正面道德教育的作用，适当的正面教育与适度的反面教育可以使得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的青年学生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并非完全的效果，因为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与改变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正如我们的家庭教育一样，本想儿女人人成人成才，不料有人高中状元，有人却落草为寇。可是毛时代官风的清正，民风的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使人不得不考虑教育环境与理念的重要。因此，我们学校的教育只能尽力而为之，而社会可不能强求之。
三、道德品质教育问题
上面已经提到家庭教育，本想儿女人人成人成才的家庭教育，不料有人高中状元，有人却落草为寇。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教育的正面努力，并非证明什么教育的效果，因为人的成长促成因素并非当今的人类可以理解，更不能解释。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然而岳飞的母亲教出了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而秦桧的母亲却培育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难道两个母亲的用心不同？非也！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儿孙被万人称颂。或许有人提出不同环境论，可是敌对阵营的两兄弟又如何解释？爱迪生的弟弟为何不能像爱迪生那样神思涌现？爱因斯坦的哥哥们怎么不能发现相对论或者否定相对论？同样，颇得世界褒议的爱因斯坦怎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或者提出反物质的理论？这一切，恐怕我们这代的电白人甚至华人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教育问题，只能尽力而为罢了。因此，“农夫”问鄙人，“电白的事怎么办？”恐怕是“农夫”对鄙人寄予了过高的期望，鄙人还没有具备用几个简单的句子来浓缩电白治县的大纲的能力。就算有那么几条算作治国的东西，你就能肯定其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若中华已经具备了这样水平的专家人才，“中南海”也不至于任用几个只会说“谷贱伤农”、“菜贱伤农”，而不谙“米贵伤民”、“菜贵伤民”的部长了！如若鄙人能用简单的几句话解决电白的教育问题，也不至于“中南海”任用几个竟然提出竭尽净土功能的“教育产业化”的国策和逻辑混乱的“新课程标准”的总理和国务委员了！
当然，德育教育不能因为未曾找到真谛而停滞，还得按照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理念对我们的青年学生进行力所能及的教育，例如，前途、诚信、爱国、生存甚至挫折教育。我们不能否定学校正面德育教育的功能，不能否定国家“宣传口”的作用，因为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足可以说明国家宏观教育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当下之所以民风混乱，官吏贪腐，乃由于中华在国运转折的关口缺失了精神的支柱，人们的信仰空前迷茫空虚。就在中华传统意识尽失的当口，西方腐朽的意识形态乘机而入，植根于中华的土地，再加上“黑猫白猫”理念所具有的政府公权力的作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理念便如溃堤之洪水猛兽冲击着中华传统的道德价值，经过二三十年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中华传统道德可以说犹如命悬一线的病夫，危如累卵。这是谁之过？除了“中南海”的“宣传口”有资格负起这样伟岸的责任外，恐怕学校的教育没有承受责备的资格了。因此，我们不可过份将学生的事故归罪于学校的教育，当然，学校应尽己所能，多做些有助于学生个体发展的道德引导工作，像挽救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那样，拯救正在逐渐消失的中华道德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