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omsday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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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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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铭先生说：“朝鲜战争不但使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二十二年隔绝，而且跟苏联本身的关系表面是把苏联的一套制度引进来了，把苏联的这套极权制度引进来了，可是这两个极权制度之间产生了冲突。
因为当时朝鲜，战争引进苏联计划经济的体系，引进了军事重工业的体系，又没有资金的来源，只好去剥夺农民。统购统销粮食，一步一步走向合作化，走向人民公社。
朝鲜战争的教训不但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课题，而且对今后，中国究竟是选择和平民主的道路，还是采取战争、霸权、独裁的道路，对今天来讲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反右’后，不同意见都被镇压下去，当时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认为‘反右’以后形势很好，当时斯大林也去世了，他对赫鲁晓夫也看不起，说赫鲁晓夫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先超过英国，也可以进一步超过美国，超过苏联，可以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完全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头脑是非常发热。
当时在游泳池里，毛泽东问薄一波‘今年钢铁指标准备有多少？’薄一波讲‘我当时正好翻了个身，说，翻一翻，1957年是535万吨，翻一番就是1，070万吨钢’。
到了北戴河，毛主席就公开向记者宣布‘1，070万吨钢’1958年要达到。这样一种决策，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出来的。那毛泽东是‘皇帝’啊，不能不实现哪！后来查一下，钢铁业没有那么大炼钢能力，怎么办？大家都来炼。家家户户都来炼。”
*“大跃进”“钢铁时代的歌声”回放*
主持人：“对于家家户户大炼钢铁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儿离奇。但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无论是当时的歌曲，还是当时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大跃进”年代歌曲“钢铁时代的歌声”录音）：
（合唱）“ 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
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
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
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男朗诵）我们的祖国，光辉灿烂。
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
我们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
我们的母亲，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女合唱）共产党好比红太阳，嘿！
照得六亿人民心头亮。
（男朗诵）东方的巨龙翻腾在蓝色的天空，
歌唱吧，歌唱吧，
歌唱我们亲爱的党！
歌唱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歌唱幸福的共产主义天堂！
（合唱）多炼钢，多炼钢，
炼钢炼钢日夜忙啊，
炼钢炉旁建天堂。”
*“大跃进‘钢铁时代’”亲历者回忆*
主持人：“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仲维光先生回忆起‘大跃进’年代全民大炼钢铁和驱赶麻雀的往事。他说：“我是1949年出生的，因此对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是亦步亦趋整个伴随它的。想起大炼钢铁，当时就是我们小学校，整个院子里操场四周大概架起了三个四个土高炉。我们自己都要去搜集废钢废铁，回家啊、在路上啊，要去捡。记得甚至当时我家有个脸盆架，是生铁的，我当时跟妈妈说‘是不是把这个也拿走’。因为学校让学生去找，学生找不着，在班里总是表现不是很好的，因此当时真是家家破铜烂铁都被收集出来。
现在想起来，炼出来的那些钢，觉得是一块一块的破渣滓似的，因为当时小，觉得这就是钢啊，现在想起来都是些废铁。”
住在北京的郭先生说：“炼钢的时候，包括有些大的古的铜钟都砸烂了，炼出来的都是废渣。因为温度达不到，就不可能‘脱硫’，或者是纯净化，结果弄出来的都是‘四氧化三铁’这类东西，把铁炼成铁渣滓了。”
仲维光先生接下来回忆了大跃进年代驱赶麻雀的活动。他说：“当时打麻雀，整个北京的大街小巷各个房顶上都是人。大家都在挥舞着飘带、竿子、‘咣咣咣’敲脸盆。我住的离西单北大街很近，整个西单北大街两侧全部都是敲脸盆的声音。麻雀到处飞飞飞，飞不动了，有的就累死了，掉地上。
当时饭店里突然就卖的‘炸铁雀儿’比较多了，都是累死的麻雀。”
*阮铭先生：50年代整提意见者，巩固极权制度，1960年前后三年饿死几千万人*
阮铭先生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作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看起来是笑话，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样一个制度本身，完全是由一个领袖，一个领导人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决策。根本没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制度。
‘反右派’运动主要是整知识分子里敢于讲意见的人，1959年‘反右倾’，主要是整党内敢于讲意见的人。那就是彭德怀。把知识分子里的、党内的一些敢于讲意见的优秀分子，都给打下去。
这样，从1950年代建设起来的极权制度更巩固了，反民主、反自由的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党内原来存在的一些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力量到了1959年，差不多基本打下去了。1960年以后，完全是一片所谓歌颂毛泽东的力量起来。然后就是三年的‘大跃进’饿死人。”
*高昂歌声背后的事实*
主持人：“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大跃进’之后，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就在一律由官方控制的广播电台从早到晚播放着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中国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正人人饥肠辘辘，各地饿殍遍野。”
（当时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录音）：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革命红旗迎风飘扬，
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
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
主持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的丁抒博士，发表了有关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安徽全省情况到处都差不多，宿松县人口减少了9.5万，差不多也是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霍邱县死了近四万人。灵璧县八万以上，涡阳县死了约十万人。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无为县志》仅仅含糊其辞地说‘逃荒和非正常死亡情况非常严重，其实该县饿死的约二十万人。。。。。。
1991年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2，470万，最近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阮铭先生：“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背景*
刘少奇说“三年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阮铭先生谈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的成因”。他说：“在1962年的时候，开过一个所谓‘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有个报告，他分析我觉得比较符合实际。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当时地方上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都已经当成‘右倾分子’已经打掉了。有一些人故意哗众取宠，故意讨好领导，顺着爬。有一些人迫于这种形势，也不敢讲话。
大家就是干‘高指标’。农民种了粮食，统统交给国家，自己手里就没粮食。因为统统交给国家还不够那个指标。1958年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吃饭不要钱，到时候就吃掉，有的是在地里没有收成过来，浪费掉，因为炼钢铁去了。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发现很多地方开始挨饿。1958年底，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或浮肿病的表现。
有些省委就说‘这不是没有粮食，是瞒产’，说有的地方把粮食藏起来了。把人家家里藏的那些粮食都把它搜出来，所以最后就是饿死人。
当然现在这个统计数字，中共没有公布，估计有两、三千万的，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从中苏分歧到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
阮铭先生又从“三年大饥荒”成因，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1956年以后，毛泽东想批判苏联，来走一条所谓‘中国式的道路’，他如果坚持像1956年‘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那样来批斯大林的‘左’，把它深入到制度里去，把这套苏联的极权制度改变过来，比如说，改变成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么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他开始的时候是想，斯大林死了，要批斯大林的左，后来他发现赫鲁晓夫起来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不错呢。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他当时不是完全反对的，他讲过这样的话，说赫鲁晓夫批斯大林，说揭开斯大林的盖子，这还是对的。当时在1957年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作过秘密报告以后，赫鲁晓夫跟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们作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莫洛托夫他们的教条主义，比赫鲁晓夫更危险’。所以当时他一度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中苏从1958年分歧越来越严重。
1959年赫鲁晓夫到美国，从美国直接到北京参加当时的国庆十周年。他讲了一句话‘应该对对表’。就是当时毛泽东已经提出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些，当然他是非常不赞成的，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我认为毛泽东反赫鲁晓夫，当然赫鲁晓夫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比如说，他要控制中国的军事，毛泽东反对他控制是对的。毛泽东当时‘批修’，搞得比斯大林更左、更荒唐。结果就一步一步越来越走得远。国内有人反对他的话，他就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家看‘五。一六’通知就可以知道，‘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认为不能跟他一起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甚至把过去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在延安的时候就支持他的刘少奇，都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认为，党内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所以就发动了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
*文革：刘少奇之死与至少二百万非正常死亡者*
（插播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纪录片录音片段）（合唱）：“东方红，太阳升”（朗诵）“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阮铭先生：“按毛泽东来讲，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躺在我们身边。大家都猜想，到底躺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是谁？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展起来以后，才发现毛泽东指的就是刘少奇。”
主持人：“196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南开封一个戒备森严的屋子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孤独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和嘴都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专包谷先生：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
专包谷先生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中说‘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刘少奇先生想了些什么，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无从猜测。作为这个国家的国家主席，他是否看出了文革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是否想过，如果他得以劫后余生，活到被平反的一天，重新成为国家主席，他将做出怎样的努力，来防止文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以免他和他的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文革浩劫，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中国当代史专家丁抒先生认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至少为两百万。
他说：“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例如北京地区因冤狱而死的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约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被逼疯、被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比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是，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案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为二百万，或许高达三百万。”
专包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知道文革浩劫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了吗？我们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问另一个问题，是谁结束了文革？1976年是文革结束的一年，结束文革的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和行动，真正结束文革灾难的，是凡是人都要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专包谷说：“文革真的不会再发生了吗？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就因为文革的一切荒唐透顶？那么，为什么在那十年里，我们这几亿人，就不觉得他荒唐呢？”
*文革：荒唐持续十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现场录音片段）：
（众呼）：“毛主席万岁！”“万岁！”（女孩狂呼）：“毛主席！”“毛主席！”。。。（众呼）“万岁！”“万岁！”。。。
居住在北京的郭先生回忆起文革中他的亲身经历：“我觉得最可笑的就是文革中那种‘忠字化运动’搞得极端的。。。大家都在那儿跳一种非常拙劣的‘忠字化’舞，而且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什么的，就是完全把毛主席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好像他就能听见，能够监督我们的言行。而且弄了一个‘忠’字，就是愚忠的忠，已经搞到那个份儿上。像我们所在的农场，就把这个‘忠’字用红色油漆喷在每家窗户的正中那块玻璃上，四周有一点装饰，呈一个心状的，到处都是。”
（文革歌曲录音）：“毛主席的像章挂在我胸前哪，
伊沙伊沙马尼拉，挂在我胸前。
唉―
金色的像章放光芒，
心中升起红太阳，
心中升起红太阳。。。。”
郭先生说：“那时在北京上公共汽车，登上车门要报出身，出身不好不让上车还是怎么的。在北京买东西，第一句话要背一句毛主席语录，打电话也是。”
专包谷先生的文章中说：“既然我们那个时候会让这一切发生，让荒唐整整持续了十年，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解脱。那么，以后我们就真的有能力阻挡文革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吗？”
因为当时朝鲜，战争引进苏联计划经济的体系，引进了军事重工业的体系，又没有资金的来源，只好去剥夺农民。统购统销粮食，一步一步走向合作化，走向人民公社。
朝鲜战争的教训不但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课题，而且对今后，中国究竟是选择和平民主的道路，还是采取战争、霸权、独裁的道路，对今天来讲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反右’后，不同意见都被镇压下去，当时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认为‘反右’以后形势很好，当时斯大林也去世了，他对赫鲁晓夫也看不起，说赫鲁晓夫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先超过英国，也可以进一步超过美国，超过苏联，可以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完全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头脑是非常发热。
当时在游泳池里，毛泽东问薄一波‘今年钢铁指标准备有多少？’薄一波讲‘我当时正好翻了个身，说，翻一翻，1957年是535万吨，翻一番就是1，070万吨钢’。
到了北戴河，毛主席就公开向记者宣布‘1，070万吨钢’1958年要达到。这样一种决策，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出来的。那毛泽东是‘皇帝’啊，不能不实现哪！后来查一下，钢铁业没有那么大炼钢能力，怎么办？大家都来炼。家家户户都来炼。”
*“大跃进”“钢铁时代的歌声”回放*
主持人：“对于家家户户大炼钢铁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儿离奇。但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无论是当时的歌曲，还是当时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大跃进”年代歌曲“钢铁时代的歌声”录音）：
（合唱）“ 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
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
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
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男朗诵）我们的祖国，光辉灿烂。
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
我们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
我们的母亲，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女合唱）共产党好比红太阳，嘿！
照得六亿人民心头亮。
（男朗诵）东方的巨龙翻腾在蓝色的天空，
歌唱吧，歌唱吧，
歌唱我们亲爱的党！
歌唱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歌唱幸福的共产主义天堂！
（合唱）多炼钢，多炼钢，
炼钢炼钢日夜忙啊，
炼钢炉旁建天堂。”
*“大跃进‘钢铁时代’”亲历者回忆*
主持人：“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仲维光先生回忆起‘大跃进’年代全民大炼钢铁和驱赶麻雀的往事。他说：“我是1949年出生的，因此对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是亦步亦趋整个伴随它的。想起大炼钢铁，当时就是我们小学校，整个院子里操场四周大概架起了三个四个土高炉。我们自己都要去搜集废钢废铁，回家啊、在路上啊，要去捡。记得甚至当时我家有个脸盆架，是生铁的，我当时跟妈妈说‘是不是把这个也拿走’。因为学校让学生去找，学生找不着，在班里总是表现不是很好的，因此当时真是家家破铜烂铁都被收集出来。
现在想起来，炼出来的那些钢，觉得是一块一块的破渣滓似的，因为当时小，觉得这就是钢啊，现在想起来都是些废铁。”
住在北京的郭先生说：“炼钢的时候，包括有些大的古的铜钟都砸烂了，炼出来的都是废渣。因为温度达不到，就不可能‘脱硫’，或者是纯净化，结果弄出来的都是‘四氧化三铁’这类东西，把铁炼成铁渣滓了。”
仲维光先生接下来回忆了大跃进年代驱赶麻雀的活动。他说：“当时打麻雀，整个北京的大街小巷各个房顶上都是人。大家都在挥舞着飘带、竿子、‘咣咣咣’敲脸盆。我住的离西单北大街很近，整个西单北大街两侧全部都是敲脸盆的声音。麻雀到处飞飞飞，飞不动了，有的就累死了，掉地上。
当时饭店里突然就卖的‘炸铁雀儿’比较多了，都是累死的麻雀。”
*阮铭先生：50年代整提意见者，巩固极权制度，1960年前后三年饿死几千万人*
阮铭先生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作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看起来是笑话，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样一个制度本身，完全是由一个领袖，一个领导人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决策。根本没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制度。
‘反右派’运动主要是整知识分子里敢于讲意见的人，1959年‘反右倾’，主要是整党内敢于讲意见的人。那就是彭德怀。把知识分子里的、党内的一些敢于讲意见的优秀分子，都给打下去。
这样，从1950年代建设起来的极权制度更巩固了，反民主、反自由的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党内原来存在的一些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力量到了1959年，差不多基本打下去了。1960年以后，完全是一片所谓歌颂毛泽东的力量起来。然后就是三年的‘大跃进’饿死人。”
*高昂歌声背后的事实*
主持人：“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大跃进’之后，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就在一律由官方控制的广播电台从早到晚播放着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中国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正人人饥肠辘辘，各地饿殍遍野。”
（当时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录音）：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革命红旗迎风飘扬，
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
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
主持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的丁抒博士，发表了有关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安徽全省情况到处都差不多，宿松县人口减少了9.5万，差不多也是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霍邱县死了近四万人。灵璧县八万以上，涡阳县死了约十万人。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无为县志》仅仅含糊其辞地说‘逃荒和非正常死亡情况非常严重，其实该县饿死的约二十万人。。。。。。
1991年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2，470万，最近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阮铭先生：“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背景*
刘少奇说“三年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阮铭先生谈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的成因”。他说：“在1962年的时候，开过一个所谓‘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有个报告，他分析我觉得比较符合实际。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当时地方上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都已经当成‘右倾分子’已经打掉了。有一些人故意哗众取宠，故意讨好领导，顺着爬。有一些人迫于这种形势，也不敢讲话。
大家就是干‘高指标’。农民种了粮食，统统交给国家，自己手里就没粮食。因为统统交给国家还不够那个指标。1958年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吃饭不要钱，到时候就吃掉，有的是在地里没有收成过来，浪费掉，因为炼钢铁去了。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发现很多地方开始挨饿。1958年底，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或浮肿病的表现。
有些省委就说‘这不是没有粮食，是瞒产’，说有的地方把粮食藏起来了。把人家家里藏的那些粮食都把它搜出来，所以最后就是饿死人。
当然现在这个统计数字，中共没有公布，估计有两、三千万的，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从中苏分歧到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
阮铭先生又从“三年大饥荒”成因，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1956年以后，毛泽东想批判苏联，来走一条所谓‘中国式的道路’，他如果坚持像1956年‘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那样来批斯大林的‘左’，把它深入到制度里去，把这套苏联的极权制度改变过来，比如说，改变成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么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他开始的时候是想，斯大林死了，要批斯大林的左，后来他发现赫鲁晓夫起来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不错呢。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他当时不是完全反对的，他讲过这样的话，说赫鲁晓夫批斯大林，说揭开斯大林的盖子，这还是对的。当时在1957年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作过秘密报告以后，赫鲁晓夫跟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们作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莫洛托夫他们的教条主义，比赫鲁晓夫更危险’。所以当时他一度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中苏从1958年分歧越来越严重。
1959年赫鲁晓夫到美国，从美国直接到北京参加当时的国庆十周年。他讲了一句话‘应该对对表’。就是当时毛泽东已经提出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些，当然他是非常不赞成的，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我认为毛泽东反赫鲁晓夫，当然赫鲁晓夫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比如说，他要控制中国的军事，毛泽东反对他控制是对的。毛泽东当时‘批修’，搞得比斯大林更左、更荒唐。结果就一步一步越来越走得远。国内有人反对他的话，他就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家看‘五。一六’通知就可以知道，‘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认为不能跟他一起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甚至把过去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在延安的时候就支持他的刘少奇，都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认为，党内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所以就发动了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
*文革：刘少奇之死与至少二百万非正常死亡者*
（插播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纪录片录音片段）（合唱）：“东方红，太阳升”（朗诵）“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阮铭先生：“按毛泽东来讲，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躺在我们身边。大家都猜想，到底躺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是谁？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展起来以后，才发现毛泽东指的就是刘少奇。”
主持人：“196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南开封一个戒备森严的屋子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孤独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和嘴都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专包谷先生：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
专包谷先生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中说‘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刘少奇先生想了些什么，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无从猜测。作为这个国家的国家主席，他是否看出了文革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是否想过，如果他得以劫后余生，活到被平反的一天，重新成为国家主席，他将做出怎样的努力，来防止文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以免他和他的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文革浩劫，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中国当代史专家丁抒先生认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至少为两百万。
他说：“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例如北京地区因冤狱而死的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约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被逼疯、被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比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是，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案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为二百万，或许高达三百万。”
专包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知道文革浩劫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了吗？我们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问另一个问题，是谁结束了文革？1976年是文革结束的一年，结束文革的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和行动，真正结束文革灾难的，是凡是人都要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专包谷说：“文革真的不会再发生了吗？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就因为文革的一切荒唐透顶？那么，为什么在那十年里，我们这几亿人，就不觉得他荒唐呢？”
*文革：荒唐持续十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现场录音片段）：
（众呼）：“毛主席万岁！”“万岁！”（女孩狂呼）：“毛主席！”“毛主席！”。。。（众呼）“万岁！”“万岁！”。。。
居住在北京的郭先生回忆起文革中他的亲身经历：“我觉得最可笑的就是文革中那种‘忠字化运动’搞得极端的。。。大家都在那儿跳一种非常拙劣的‘忠字化’舞，而且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什么的，就是完全把毛主席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好像他就能听见，能够监督我们的言行。而且弄了一个‘忠’字，就是愚忠的忠，已经搞到那个份儿上。像我们所在的农场，就把这个‘忠’字用红色油漆喷在每家窗户的正中那块玻璃上，四周有一点装饰，呈一个心状的，到处都是。”
（文革歌曲录音）：“毛主席的像章挂在我胸前哪，
伊沙伊沙马尼拉，挂在我胸前。
唉―
金色的像章放光芒，
心中升起红太阳，
心中升起红太阳。。。。”
郭先生说：“那时在北京上公共汽车，登上车门要报出身，出身不好不让上车还是怎么的。在北京买东西，第一句话要背一句毛主席语录，打电话也是。”
专包谷先生的文章中说：“既然我们那个时候会让这一切发生，让荒唐整整持续了十年，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解脱。那么，以后我们就真的有能力阻挡文革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