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金正日的逝世与东北亚局势
作者：徐亮
金正日突然逝世，既令我们无比震惊和哀悼，也丝毫不觉得奇怪。早在2009年，即有消息传出金正日的身体患癌症，生命堪忧。对于朝鲜的高层，早已经做好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已经为最高权力的交接做好了预备。对于朝鲜而言，很可能进入一个“弱权时代”。这个弱权时代是否会与当年华国锋接替毛泽东之后发生的局势有一定的重合性。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观察。
朝鲜如果出现问题，应该是在国内。堡垒是内部攻破的。国际舆论的所谓观望或观察，就是在等待朝鲜国内的变化。金正日的逝世给了敌对势力以两大机遇，一是借助于朝鲜国内潜藏的敌对势力来进行颠覆性的活动；而另外一个机遇则是乘机插手朝鲜国内事务，搞乱东北亚。问题在于，插手朝鲜已基本不可能。由于中国对金正恩的实际肯定，使得政权的移交得以和平进行。但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将可能出现在朝鲜政权的上层。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局势在2011年“北松南紧”之际，中韩两国对所谓的“中国渔民杀死韩国海警”事件尚没有澄清真相，中国南部的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东北部的朝鲜陷入一个隐晦不明的政治前景，对于中国乃是更为恐惧的心理效应。有关朝鲜的方方面面的观察者，陷入了观察者特有的沉闷气氛。
12月16日 ，中国伟人蜡像馆向朝鲜人民赠送金正淑蜡像（金正日生母）送行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次仪式似乎有所暗指。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正日逝世后的第二天，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去世了。这样一个分裂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国家罪人，居然成为了民主的典范，真是历史的滑稽。
金正日作为一名卓越的国际战略家，成功地吸引了美国等西方霸权对东亚的注意力，从而在中东、东南亚、南亚等战略枢纽方向缓和了中国的战略压力。从国家利益进行考虑，朝鲜在金日成时代，金正日时代成功地维护了朝鲜的国家利益，也照顾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追求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体，不是美国价值观的代言人，动辄拿西方民主价值观来攻击朝鲜的人，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将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人，请你们滚出中国 。这些无聊的中国人，在朝鲜帮助中国的时刻，却带着对中国政府的仇恨来辱骂朝鲜，达到指桑骂槐的效果。当朝鲜自私地追求国家利益，中国学者辱骂他们忘记中国志愿军的鲜血；当朝鲜人以牺牲自己的国际形象为代价帮助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时，中国学者辱骂他们不遵守国际规则。大国的过招，已经不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体现在小国博弈上；和平演变的战场，也不体现在金戈铁马上，而体现在国际舆论权的斗争上。
金正日作为一名政治家，给朝鲜人民的安全提供了核武器的保障，使西方国家在面对朝鲜时，再不能象针对利比亚一样，随意地轰炸和实行战略威慑。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武器除了核武器，就是国际规则。一个遵循国际规则，在国际规则前亦步亦趋的政治家，丧失了对国际秩序的独立权，也就失去了于霸权对抗的资源。而朝鲜不遵守所谓的守则，因此就被称为流氓国家。利比亚充分证明了做一个走狗国家的代价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任由西方霸权蹂躏。那些在国际整肃中被杀死的政治家，是普世价值血淋淋一面的表现。
金正日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他遵守与中国的友好互助条约，从1994年以来延续金日成主席的体制，给于中国在军事、经济方面充分的支援。在中国需要体面的时候，朝鲜并不一定给于中国这分虚荣。但是在事关中国存亡的时刻，总是朝鲜出现在敌人枪口的视野里。朝鲜人鄙视中国人对所谓崛起虚荣的贪婪，而直接告诉中国人国际关系中铁一样的权力与利益的真相逻辑。
金正日的去世，使东北亚方向丧失了一位能够与西方霸权周旋的政治家，它利用朝鲜不受国际体系束缚的特点来挑战国际规则。在过去，这样的角色通常是由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来完成的。一战时期是德国和美国，二战时期是德国和日本。在中国周边的局部两级格局中，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朝鲜等中间地带国家，发挥了 特殊的纽扣国家作用，这些大国的缓冲地带是大国力量对比的晴雨表。正如当年中国在美苏争霸中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度和裁量权一样，朝鲜也获得了在众多国家中进行博弈游戏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这种博弈必然要损害西方国家的战略部署和利益，金正日这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承受着西方媒体在自己国家利益上的肆意辱骂。奇怪的是，中国的学者们却是吃着西方得残羹冷炙来攻击朝鲜，做着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金正日的失败在于，他忽视了国际舆论的斗争，他没有学会某些政治家的“秀”和演员本领，也没有给自己减肥以提高帅哥形象。他知道，那些都是糊弄无知者的计量，不是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他可能深谙这样一个真理：政治家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民众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民众需要娱乐就提供娱乐，民众需要堕落就提供堕落，那么民族将丧失希望。张伯伦正是充分满足了人民的和平欲望而牺牲了英国人民真正的和平。金正日懂得：和平的愿望不能带来和平，仰仗霸权的鼻息更不能带来和平与安全，只有武装自己，给敌人以威慑，才能够带来安全与和平。
也许应该警惕的恰恰是中国。在21世纪，国际话语权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国际舆论，特别是韩国敌对实力捕风捉影下，中国大陆的舆论充斥着韩联社的报道，充斥着韩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韩国、朝鲜这个话语领域内，中国的媒体完全是被韩国奴化了。腾讯网对中国渔民的审判使我们几乎可以将腾讯看成韩国舆论的传声筒，我们对于中国渔民的消息完全来源于韩联社的报道好评论，我们的舆论阵地成了懒惰、不愿意做任何调查的懒虫。懒虫的代价就是被国际舆论养猪，养肥了就杀了来吃。
金正日之所以显得让人讨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霸权规则的反抗与挑战，这已经成为民族主义在东亚层面绝无仅有的回响。这种反抗由于特殊的穿透力，因而国际国内的某些势力，有目的的搞臭朝鲜政权。其核心目标是阻止中国援助朝鲜，或者迫使朝鲜服膺于美国，以彻底损害中国对于霸权国际联合抵抗能力。从中国外交决策当局对于朝鲜核爆炸时期的反应来看，已经部分达到了目标。只不过由于中国国内现实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援助，使得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回归到国家利益本位上来了。
中国在朝鲜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朝鲜政权的和平过渡，维护东北亚的安全。这种安全未必非要通过和平来获得，通过和平来获得的安全就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服从。但是有尊严的安全可能未必是和平的。中国永远学不会美国。美国人判断一个国家的标准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无论对方是否独裁。但是中国人现在好象也受意识形态影响，过去是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则是民主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就谁也不说了。
从中国国家利益层面上来考虑，我对金正日阁下的逝世表示最为沉痛的哀悼；从国际主义层面上，我对金正日同志的逝世表示惋惜，希望朝鲜人民在主体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奋斗，朝中友谊万古长青。（ 2011-12-19 ）
作者：徐亮
金正日突然逝世，既令我们无比震惊和哀悼，也丝毫不觉得奇怪。早在2009年，即有消息传出金正日的身体患癌症，生命堪忧。对于朝鲜的高层，早已经做好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已经为最高权力的交接做好了预备。对于朝鲜而言，很可能进入一个“弱权时代”。这个弱权时代是否会与当年华国锋接替毛泽东之后发生的局势有一定的重合性。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观察。
朝鲜如果出现问题，应该是在国内。堡垒是内部攻破的。国际舆论的所谓观望或观察，就是在等待朝鲜国内的变化。金正日的逝世给了敌对势力以两大机遇，一是借助于朝鲜国内潜藏的敌对势力来进行颠覆性的活动；而另外一个机遇则是乘机插手朝鲜国内事务，搞乱东北亚。问题在于，插手朝鲜已基本不可能。由于中国对金正恩的实际肯定，使得政权的移交得以和平进行。但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将可能出现在朝鲜政权的上层。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局势在2011年“北松南紧”之际，中韩两国对所谓的“中国渔民杀死韩国海警”事件尚没有澄清真相，中国南部的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东北部的朝鲜陷入一个隐晦不明的政治前景，对于中国乃是更为恐惧的心理效应。有关朝鲜的方方面面的观察者，陷入了观察者特有的沉闷气氛。
12月16日 ，中国伟人蜡像馆向朝鲜人民赠送金正淑蜡像（金正日生母）送行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次仪式似乎有所暗指。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正日逝世后的第二天，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去世了。这样一个分裂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国家罪人，居然成为了民主的典范，真是历史的滑稽。
金正日作为一名卓越的国际战略家，成功地吸引了美国等西方霸权对东亚的注意力，从而在中东、东南亚、南亚等战略枢纽方向缓和了中国的战略压力。从国家利益进行考虑，朝鲜在金日成时代，金正日时代成功地维护了朝鲜的国家利益，也照顾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追求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体，不是美国价值观的代言人，动辄拿西方民主价值观来攻击朝鲜的人，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将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人，请你们滚出中国 。这些无聊的中国人，在朝鲜帮助中国的时刻，却带着对中国政府的仇恨来辱骂朝鲜，达到指桑骂槐的效果。当朝鲜自私地追求国家利益，中国学者辱骂他们忘记中国志愿军的鲜血；当朝鲜人以牺牲自己的国际形象为代价帮助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时，中国学者辱骂他们不遵守国际规则。大国的过招，已经不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体现在小国博弈上；和平演变的战场，也不体现在金戈铁马上，而体现在国际舆论权的斗争上。
金正日作为一名政治家，给朝鲜人民的安全提供了核武器的保障，使西方国家在面对朝鲜时，再不能象针对利比亚一样，随意地轰炸和实行战略威慑。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武器除了核武器，就是国际规则。一个遵循国际规则，在国际规则前亦步亦趋的政治家，丧失了对国际秩序的独立权，也就失去了于霸权对抗的资源。而朝鲜不遵守所谓的守则，因此就被称为流氓国家。利比亚充分证明了做一个走狗国家的代价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任由西方霸权蹂躏。那些在国际整肃中被杀死的政治家，是普世价值血淋淋一面的表现。
金正日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他遵守与中国的友好互助条约，从1994年以来延续金日成主席的体制，给于中国在军事、经济方面充分的支援。在中国需要体面的时候，朝鲜并不一定给于中国这分虚荣。但是在事关中国存亡的时刻，总是朝鲜出现在敌人枪口的视野里。朝鲜人鄙视中国人对所谓崛起虚荣的贪婪，而直接告诉中国人国际关系中铁一样的权力与利益的真相逻辑。
金正日的去世，使东北亚方向丧失了一位能够与西方霸权周旋的政治家，它利用朝鲜不受国际体系束缚的特点来挑战国际规则。在过去，这样的角色通常是由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来完成的。一战时期是德国和美国，二战时期是德国和日本。在中国周边的局部两级格局中，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朝鲜等中间地带国家，发挥了 特殊的纽扣国家作用，这些大国的缓冲地带是大国力量对比的晴雨表。正如当年中国在美苏争霸中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度和裁量权一样，朝鲜也获得了在众多国家中进行博弈游戏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这种博弈必然要损害西方国家的战略部署和利益，金正日这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承受着西方媒体在自己国家利益上的肆意辱骂。奇怪的是，中国的学者们却是吃着西方得残羹冷炙来攻击朝鲜，做着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金正日的失败在于，他忽视了国际舆论的斗争，他没有学会某些政治家的“秀”和演员本领，也没有给自己减肥以提高帅哥形象。他知道，那些都是糊弄无知者的计量，不是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他可能深谙这样一个真理：政治家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民众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民众需要娱乐就提供娱乐，民众需要堕落就提供堕落，那么民族将丧失希望。张伯伦正是充分满足了人民的和平欲望而牺牲了英国人民真正的和平。金正日懂得：和平的愿望不能带来和平，仰仗霸权的鼻息更不能带来和平与安全，只有武装自己，给敌人以威慑，才能够带来安全与和平。
也许应该警惕的恰恰是中国。在21世纪，国际话语权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国际舆论，特别是韩国敌对实力捕风捉影下，中国大陆的舆论充斥着韩联社的报道，充斥着韩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韩国、朝鲜这个话语领域内，中国的媒体完全是被韩国奴化了。腾讯网对中国渔民的审判使我们几乎可以将腾讯看成韩国舆论的传声筒，我们对于中国渔民的消息完全来源于韩联社的报道好评论，我们的舆论阵地成了懒惰、不愿意做任何调查的懒虫。懒虫的代价就是被国际舆论养猪，养肥了就杀了来吃。
金正日之所以显得让人讨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霸权规则的反抗与挑战，这已经成为民族主义在东亚层面绝无仅有的回响。这种反抗由于特殊的穿透力，因而国际国内的某些势力，有目的的搞臭朝鲜政权。其核心目标是阻止中国援助朝鲜，或者迫使朝鲜服膺于美国，以彻底损害中国对于霸权国际联合抵抗能力。从中国外交决策当局对于朝鲜核爆炸时期的反应来看，已经部分达到了目标。只不过由于中国国内现实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援助，使得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回归到国家利益本位上来了。
中国在朝鲜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朝鲜政权的和平过渡，维护东北亚的安全。这种安全未必非要通过和平来获得，通过和平来获得的安全就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服从。但是有尊严的安全可能未必是和平的。中国永远学不会美国。美国人判断一个国家的标准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无论对方是否独裁。但是中国人现在好象也受意识形态影响，过去是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则是民主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就谁也不说了。
从中国国家利益层面上来考虑，我对金正日阁下的逝世表示最为沉痛的哀悼；从国际主义层面上，我对金正日同志的逝世表示惋惜，希望朝鲜人民在主体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奋斗，朝中友谊万古长青。（ 2011-12-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