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过去，有一个国家叫欧麦拉，那里的人民据说快乐又富足。
美好的背后，却暗含罪恶。在城邦的某个阴暗地牢之中，有一个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忍受一切非人的折磨――地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但是他们相信生活的一切幸福都建立在这个孩子的痛苦之上；这个孩子一旦被拯救，那么欧麦拉人的一切喜悦，瞬间将灰飞烟灭。
这是哈佛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多次引用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却又有着无比真实。如果你是欧麦拉人，你该如何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用费心设想情境，一切正在实时上演，“计划生育”政策，已使得中国变为现实版的“欧麦拉”：多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有人被告知，只有控制生育才换来中国的稳定繁荣，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将降生，中国为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计划生育成为公民义务，生育权也被交出，换来无数孩子的“不见天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那一年是1983年。最新的惊心动魄案例来自陕西安康，一位怀孕7月的母亲，据说因为没有办法交足四万元罚金，在没通知家人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已经成型的孩子就在母亲旁边，境况令人惨不忍睹。
很可惜，上述逻辑并不成立，中国的繁荣并不维系于计划生育，甚至这一政策很可能对明天的经济成长构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中国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过是各种人祸天灾的借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国，却需要更多孩子；换而言之，地牢外的国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时，无数“中国孩子”白白牺牲了，而预期中的繁荣并没等来。
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不由得我们反思其政策根源。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来一笔糊涂账，往往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更大的错误。
节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旨并非一味要求强制，在于从无节制生育中解放妇女。1950年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议节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于身后；告别毛时代的某一时期的鼓励生育之后，官方从1970年之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情况究竟如何？这同样充满争议。根据中国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长率 5.84%，年平均增长 0.57%，已经属于世界较低水准；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14.41亿人，2050年时下降到13.92亿人，届时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将被印度取而代之――这一数据比起不少学界测算乐观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亿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也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响经济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其动力学作用之大超过我们想象，劳动人口比例、年轻人口比例、老龄人口比例、抚养比等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经济，更可能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前工业时代，人口往往被视为负累，马尔萨斯等理论应运而兴；而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往往由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红利构成，如果辅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口可以突破资源的局限，人力资本往往被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本，这一点即使在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学上所谓“人口红利”,表示一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抚养率比较低，这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就中国而言，60年代人口红利已经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徒然成为人口压力，白白错过机会；直到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广袤农村劳动力有机会得到兑换，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伴随着人口峰值的预期降低，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几年行将结束将成为现实。按照学界普遍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2015年后将步入负增长,之后将进入与人口红利期对应的人口负债期，经济学家蔡P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人口红利将大概将在2013年结束。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日本红利消耗之后，步入经济停滞往往视为中国前车之鉴，但对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积累，中国的未来更加暗淡，看起来更像是未富先老，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只是开始。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印度。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印度不仅在1952年就提出计划生育，甚至其前总理甘地夫人曾经在1970年代试图强硬推行，却导致自身的下台。此后印度的人口继续膨胀，曾经被视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时移事往，伴随着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变为印度的优势，印度也将迎来人口红利，而且或许将维持数十年――从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来看，或许从2010年的7.8亿持续增加，2030年将可能超过10亿。
也正因此，不少人士断言“龙象之争”已分胜负，原因就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或许将2013年超过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倍增。根据他们测算，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而届时印度将由55.6%下降至 47.2%。
人口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参数，代表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老年抚养比更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刘易斯拐点悄然临近，中国的老龄化令人担忧――当下的诸多闹剧，无论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无理掠夺劳动者公积金，届时恐怕都无法应对庞大的养老大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区别，还是在于生育率。联合国的数据估算，每个印度妇女大约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中国妇女则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这一数据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低于1.5，这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2.1门槛。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已非常明显；进一步审视，即使计划生育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其反人性之恶，也应该被捐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如果计划生育已经不能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难以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之初，并非没有时间期限。1980年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三十年早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可以休矣，其退出显然阻碍甚多。任何机构和政策一旦形成，就有其路径依赖与利益惯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人口业已负增长情况之下，放开二胎政策尚且不能通过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多年，造成了大量的利益团体，利用生育权利设租寻租，大肆课罚；与之对应，赴港生子与赴美生子等现象，一方面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极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生育权利因为贫富而更加不均，加重了社会底层的被剥夺感。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余年，我们常为已经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欣慰，却不知计划的幽灵仍在逡巡，伺机进入包括指甲缝这样的私人空间。计划生育，无疑是其中最为隐蔽也最为恶劣的一种。
更进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规划？无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是最近离去的唯一的诺贝尔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朴素而现实的真理:公共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种方式，公共区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学更不应该成为反人道的帮凶，理性在人性与未知面前应该存有敬畏，政府并非全能。
每一个生活中个体，其实都天然是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很多自以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来似乎立竿见影，长期来看要么无效，要么只会扰动社会的自动调节。反观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会，通过多生子女来赡养自身，虽然原始却有其效应，天然具有极强的经济合理性与分散风险性，也是中国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及时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的鼓励其实效果令人怀疑。换而言之，中国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额抚养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长也回天乏力。对于中国而言，这虽然可能有些晚了，但却不得不做的一步，可以逐步推进，从放开二胎、一线城市开始试点――这不仅关系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毒树不结善果，建立在反人道基础的一时繁荣必然难以持久。回到奇幻城市欧麦拉，这里居民并不真正快乐。很多人见过那个孩子之后，无不充满自责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选择逃离欧麦拉。
这何尝不是中国的现状？陕西安康引产案曝光之后，任何关于计划生育的辩解都苍白无比，甚至关于计划生育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论证也显得无不伪善。习惯工具思维的国人，能否这一次从心灵而不是仅仅大脑来判断是非。“救救孩子”，应从逐步放弃计划生育开始，切切不沦落如游吟歌手周云蓬所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美好的背后，却暗含罪恶。在城邦的某个阴暗地牢之中，有一个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忍受一切非人的折磨――地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但是他们相信生活的一切幸福都建立在这个孩子的痛苦之上；这个孩子一旦被拯救，那么欧麦拉人的一切喜悦，瞬间将灰飞烟灭。
这是哈佛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多次引用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却又有着无比真实。如果你是欧麦拉人，你该如何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用费心设想情境，一切正在实时上演，“计划生育”政策，已使得中国变为现实版的“欧麦拉”：多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有人被告知，只有控制生育才换来中国的稳定繁荣，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将降生，中国为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计划生育成为公民义务，生育权也被交出，换来无数孩子的“不见天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那一年是1983年。最新的惊心动魄案例来自陕西安康，一位怀孕7月的母亲，据说因为没有办法交足四万元罚金，在没通知家人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已经成型的孩子就在母亲旁边，境况令人惨不忍睹。
很可惜，上述逻辑并不成立，中国的繁荣并不维系于计划生育，甚至这一政策很可能对明天的经济成长构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中国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过是各种人祸天灾的借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国，却需要更多孩子；换而言之，地牢外的国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时，无数“中国孩子”白白牺牲了，而预期中的繁荣并没等来。
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不由得我们反思其政策根源。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来一笔糊涂账，往往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更大的错误。
节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旨并非一味要求强制，在于从无节制生育中解放妇女。1950年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议节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于身后；告别毛时代的某一时期的鼓励生育之后，官方从1970年之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情况究竟如何？这同样充满争议。根据中国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长率 5.84%，年平均增长 0.57%，已经属于世界较低水准；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14.41亿人，2050年时下降到13.92亿人，届时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将被印度取而代之――这一数据比起不少学界测算乐观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亿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也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响经济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其动力学作用之大超过我们想象，劳动人口比例、年轻人口比例、老龄人口比例、抚养比等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经济，更可能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前工业时代，人口往往被视为负累，马尔萨斯等理论应运而兴；而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往往由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红利构成，如果辅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口可以突破资源的局限，人力资本往往被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本，这一点即使在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学上所谓“人口红利”,表示一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抚养率比较低，这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就中国而言，60年代人口红利已经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徒然成为人口压力，白白错过机会；直到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广袤农村劳动力有机会得到兑换，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伴随着人口峰值的预期降低，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几年行将结束将成为现实。按照学界普遍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2015年后将步入负增长,之后将进入与人口红利期对应的人口负债期，经济学家蔡P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人口红利将大概将在2013年结束。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日本红利消耗之后，步入经济停滞往往视为中国前车之鉴，但对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积累，中国的未来更加暗淡，看起来更像是未富先老，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只是开始。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印度。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印度不仅在1952年就提出计划生育，甚至其前总理甘地夫人曾经在1970年代试图强硬推行，却导致自身的下台。此后印度的人口继续膨胀，曾经被视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时移事往，伴随着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变为印度的优势，印度也将迎来人口红利，而且或许将维持数十年――从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来看，或许从2010年的7.8亿持续增加，2030年将可能超过10亿。
也正因此，不少人士断言“龙象之争”已分胜负，原因就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或许将2013年超过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倍增。根据他们测算，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而届时印度将由55.6%下降至 47.2%。
人口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参数，代表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老年抚养比更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刘易斯拐点悄然临近，中国的老龄化令人担忧――当下的诸多闹剧，无论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无理掠夺劳动者公积金，届时恐怕都无法应对庞大的养老大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区别，还是在于生育率。联合国的数据估算，每个印度妇女大约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中国妇女则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这一数据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低于1.5，这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2.1门槛。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已非常明显；进一步审视，即使计划生育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其反人性之恶，也应该被捐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如果计划生育已经不能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难以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之初，并非没有时间期限。1980年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三十年早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可以休矣，其退出显然阻碍甚多。任何机构和政策一旦形成，就有其路径依赖与利益惯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人口业已负增长情况之下，放开二胎政策尚且不能通过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多年，造成了大量的利益团体，利用生育权利设租寻租，大肆课罚；与之对应，赴港生子与赴美生子等现象，一方面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极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生育权利因为贫富而更加不均，加重了社会底层的被剥夺感。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余年，我们常为已经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欣慰，却不知计划的幽灵仍在逡巡，伺机进入包括指甲缝这样的私人空间。计划生育，无疑是其中最为隐蔽也最为恶劣的一种。
更进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规划？无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是最近离去的唯一的诺贝尔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朴素而现实的真理:公共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种方式，公共区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学更不应该成为反人道的帮凶，理性在人性与未知面前应该存有敬畏，政府并非全能。
每一个生活中个体，其实都天然是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很多自以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来似乎立竿见影，长期来看要么无效，要么只会扰动社会的自动调节。反观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会，通过多生子女来赡养自身，虽然原始却有其效应，天然具有极强的经济合理性与分散风险性，也是中国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及时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的鼓励其实效果令人怀疑。换而言之，中国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额抚养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长也回天乏力。对于中国而言，这虽然可能有些晚了，但却不得不做的一步，可以逐步推进，从放开二胎、一线城市开始试点――这不仅关系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毒树不结善果，建立在反人道基础的一时繁荣必然难以持久。回到奇幻城市欧麦拉，这里居民并不真正快乐。很多人见过那个孩子之后，无不充满自责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选择逃离欧麦拉。
这何尝不是中国的现状？陕西安康引产案曝光之后，任何关于计划生育的辩解都苍白无比，甚至关于计划生育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论证也显得无不伪善。习惯工具思维的国人，能否这一次从心灵而不是仅仅大脑来判断是非。“救救孩子”，应从逐步放弃计划生育开始，切切不沦落如游吟歌手周云蓬所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