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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农村选举之痛 (8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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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看哭的博士论文后记，道尽农村的黑暗、愚昧与势利1
叶克飞
原创
·前天 15:53前天 15点53分
·网易号原创作者
这两天，一篇十几年前的博士论文后记刷了屏，看哭了不少人，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肖清和。资料显示，肖清和生于1980年，2003年9月师从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于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目前担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宗教哲学等。引起舆论关注的博士论文后记来自其论文《“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与交往研究（1580-1722）》，在这篇后记中，肖清和讲述了自己本是一位放牛娃，从安徽潜山一个小山村出发，最后考入北大的经历。肖清和写道：“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中，充满了坎坷与风雨”。7岁时，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入读小学，只能多上一年幼儿园。12岁时，差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无法参加小升初考试。即使班主任代交费用，他考了全乡第二名，仍然为初中学费发愁。
肖清和的家庭，即使在小山村里也是最窘迫的那一个。奶奶去世早，大叔有腿脚残疾，二叔是盲人且早早去世，父亲也怯懦无主见。爷爷病逝时，家中无一分钱积蓄，丧事全靠医生资助。这篇后记不乏人性的闪光点，比如母亲的坚持，“大叔”（母亲改嫁的丈夫）的包容，还有老师的资助等，但更让人慨叹的是农村的黑暗，包括村民的霸凌、势利、迷信和守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农村的价值判断，是我衡量一个作家乃至一个人的标准之一。比如我喜欢的鲁迅，就在小说中道尽农村的愚昧不堪。
我喜欢的张爱玲也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对马尔克斯影响极深的胡安·鲁尔福，也曾在《燃烧的原野》中道尽农村的粗鄙、陋习、冷漠和暴力。鲁尔福的这种意识，实则是反抒情与反思乡的思维。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学层面，这种思维都是如假包换的现代意识。可时至今日，在中文世界里，抒情与家乡仍然是许多文字的基础，甚至是一种天然正确。可是，抒情显得虚假或老土，思乡则往往沦为乡愿——一群早早抛弃家乡、在城市打拼的人，坐在现代化房子里，拿着智能手机慨叹自己的家乡如何如何凋敝，经济发展如何摧毁自己的记忆，高呼“人类应该回归乡村”，在我看来简直是最可笑也最虚伪无耻的事情。他们永远不知道，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对乡村的阻碍，而是最好的推动。肖清和写道，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小山村依然落后封建。“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位生意上的异性朋友，并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当晚，小村里的人冲入家中，将这位朋友抓走，送去村公所“审问”。在他们眼中，满是“捉奸”的兴奋，即使当事人是清白的。因为父亲的怯懦，肖清和一家常被邻居欺负。有一次，邻家妇女甚至拿起掏粪的粪勺盖在肖清和头上：“在农村来说，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其用意也很明显，是希望我永远晦气，永远也不会长大。”面对这种压抑，母亲最终选择离婚。但所幸的是，她并未放弃儿子，不顾村里人的白眼，让他重返校园。即使“她改嫁到的地方也是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这位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给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母亲仍坚持让肖清和上学。当肖清和考上北大后：“村里人不知所措。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从小受到晦气的我会有这么好的成绩……村民们变得比谁还快。他们马上给我家送礼，还张罗了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这样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人性之恶。在许多人的固有认知中，总将农村等同于“淳朴”，事实上并非如此。乡土中国的传统看似朴素，看似田园牧歌，其实暗面始终存在，而且越是贫困乡村，就越是如此。
因为物质匮乏，贫困的村民们往往将物质的获取置于道德之上，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择手段。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哪怕是邻里之间几尺地方之争，哪怕是一个鸡笼的问题，都很有可能出现纷争。也正因为这样，村民们更信奉丛林法则，甚至习惯以拳头说话。他们崇拜强势者，欺凌弱势者，肖清和一家的经历便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有人所说，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单亲家庭的孩子、随母改嫁的孩子、服刑犯的孩子、非亲生被抱养的孩子是最容易被起欺负被欺凌的对象。家庭越弱势，越是身体有缺陷，越是缺乏关爱，越是容易被奚落、取笑、欺凌”。因为村子封闭，人们生活圈子极度狭窄，习惯在背后议论是非，也更容易形成熟人社会，进而依靠关系纽带和守旧观念维系日常行为。肖清和母亲的朋友被“捉奸”，便是这种守旧思维的体现。守旧又必然导致各种压抑，所以村民们才会通过“捉奸”过程满足某种窥私欲。从这样的村子走出来，肖清和当然不易，其他有着同样的经历的人也十分不易。但有人将之总结为“苦难成就伟大”，就让我感觉反胃。中国人一向有“吃苦哲学”，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吃苦从来都不是“人上人”的必要条件，而许多中国人热衷赞美苦难的行为，也是一种极端化的病态。狄马前几年有一篇文章，名为《荒谬的苦难哲学》。他写道：“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正因为这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维，所以所谓的成功人士总是要渲染自己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的苦难，甚至中小学生的作文也沾染这种习气，以苦难为抒情素材。但实际上，苦难并不一定制造伟大，相反，正如狄马所写：苦难“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讲吃苦，总将辛苦与苦难混淆。一个人若要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必须要付出巨大努力，比如音乐领域的“一万小时定律”，但这样的辛苦跟社会对个人施加的苦难，完全是两回事。2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要面对的苦难不但多，而且复杂。天灾是苦难，人祸也是苦难，能与命运抗争者永远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则选择了屈服与沉沦。极少数人用自己的成功论证苦难的伟大，不但没有逻辑，甚至有些无耻。因为苦难从不伟大，它耗尽了一代人的青春，影响了一代人的一生。真正清醒的人，应该质问为何有这样的苦难，又该如何避免这样的苦难，而不是歌颂苦难伟大。
叶克飞
原创
·前天 15:53前天 15点53分
·网易号原创作者
这两天，一篇十几年前的博士论文后记刷了屏，看哭了不少人，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肖清和。资料显示，肖清和生于1980年，2003年9月师从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于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目前担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宗教哲学等。引起舆论关注的博士论文后记来自其论文《“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与交往研究（1580-1722）》，在这篇后记中，肖清和讲述了自己本是一位放牛娃，从安徽潜山一个小山村出发，最后考入北大的经历。肖清和写道：“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中，充满了坎坷与风雨”。7岁时，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入读小学，只能多上一年幼儿园。12岁时，差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无法参加小升初考试。即使班主任代交费用，他考了全乡第二名，仍然为初中学费发愁。
肖清和的家庭，即使在小山村里也是最窘迫的那一个。奶奶去世早，大叔有腿脚残疾，二叔是盲人且早早去世，父亲也怯懦无主见。爷爷病逝时，家中无一分钱积蓄，丧事全靠医生资助。这篇后记不乏人性的闪光点，比如母亲的坚持，“大叔”（母亲改嫁的丈夫）的包容，还有老师的资助等，但更让人慨叹的是农村的黑暗，包括村民的霸凌、势利、迷信和守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农村的价值判断，是我衡量一个作家乃至一个人的标准之一。比如我喜欢的鲁迅，就在小说中道尽农村的愚昧不堪。
我喜欢的张爱玲也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对马尔克斯影响极深的胡安·鲁尔福，也曾在《燃烧的原野》中道尽农村的粗鄙、陋习、冷漠和暴力。鲁尔福的这种意识，实则是反抒情与反思乡的思维。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学层面，这种思维都是如假包换的现代意识。可时至今日，在中文世界里，抒情与家乡仍然是许多文字的基础，甚至是一种天然正确。可是，抒情显得虚假或老土，思乡则往往沦为乡愿——一群早早抛弃家乡、在城市打拼的人，坐在现代化房子里，拿着智能手机慨叹自己的家乡如何如何凋敝，经济发展如何摧毁自己的记忆，高呼“人类应该回归乡村”，在我看来简直是最可笑也最虚伪无耻的事情。他们永远不知道，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对乡村的阻碍，而是最好的推动。肖清和写道，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小山村依然落后封建。“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位生意上的异性朋友，并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当晚，小村里的人冲入家中，将这位朋友抓走，送去村公所“审问”。在他们眼中，满是“捉奸”的兴奋，即使当事人是清白的。因为父亲的怯懦，肖清和一家常被邻居欺负。有一次，邻家妇女甚至拿起掏粪的粪勺盖在肖清和头上：“在农村来说，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其用意也很明显，是希望我永远晦气，永远也不会长大。”面对这种压抑，母亲最终选择离婚。但所幸的是，她并未放弃儿子，不顾村里人的白眼，让他重返校园。即使“她改嫁到的地方也是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这位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给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母亲仍坚持让肖清和上学。当肖清和考上北大后：“村里人不知所措。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从小受到晦气的我会有这么好的成绩……村民们变得比谁还快。他们马上给我家送礼，还张罗了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这样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人性之恶。在许多人的固有认知中，总将农村等同于“淳朴”，事实上并非如此。乡土中国的传统看似朴素，看似田园牧歌，其实暗面始终存在，而且越是贫困乡村，就越是如此。
因为物质匮乏，贫困的村民们往往将物质的获取置于道德之上，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择手段。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哪怕是邻里之间几尺地方之争，哪怕是一个鸡笼的问题，都很有可能出现纷争。也正因为这样，村民们更信奉丛林法则，甚至习惯以拳头说话。他们崇拜强势者，欺凌弱势者，肖清和一家的经历便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有人所说，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单亲家庭的孩子、随母改嫁的孩子、服刑犯的孩子、非亲生被抱养的孩子是最容易被起欺负被欺凌的对象。家庭越弱势，越是身体有缺陷，越是缺乏关爱，越是容易被奚落、取笑、欺凌”。因为村子封闭，人们生活圈子极度狭窄，习惯在背后议论是非，也更容易形成熟人社会，进而依靠关系纽带和守旧观念维系日常行为。肖清和母亲的朋友被“捉奸”，便是这种守旧思维的体现。守旧又必然导致各种压抑，所以村民们才会通过“捉奸”过程满足某种窥私欲。从这样的村子走出来，肖清和当然不易，其他有着同样的经历的人也十分不易。但有人将之总结为“苦难成就伟大”，就让我感觉反胃。中国人一向有“吃苦哲学”，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吃苦从来都不是“人上人”的必要条件，而许多中国人热衷赞美苦难的行为，也是一种极端化的病态。狄马前几年有一篇文章，名为《荒谬的苦难哲学》。他写道：“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正因为这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维，所以所谓的成功人士总是要渲染自己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的苦难，甚至中小学生的作文也沾染这种习气，以苦难为抒情素材。但实际上，苦难并不一定制造伟大，相反，正如狄马所写：苦难“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讲吃苦，总将辛苦与苦难混淆。一个人若要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必须要付出巨大努力，比如音乐领域的“一万小时定律”，但这样的辛苦跟社会对个人施加的苦难，完全是两回事。2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要面对的苦难不但多，而且复杂。天灾是苦难，人祸也是苦难，能与命运抗争者永远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则选择了屈服与沉沦。极少数人用自己的成功论证苦难的伟大，不但没有逻辑，甚至有些无耻。因为苦难从不伟大，它耗尽了一代人的青春，影响了一代人的一生。真正清醒的人，应该质问为何有这样的苦难，又该如何避免这样的苦难，而不是歌颂苦难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