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作品——
《我父亲的坎坷人生》(散文)
文/汪洋大海
我的父亲,汪铭新(1919—1989),民国简师毕业,解放前后长期任小学校长。他敬岗爱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是一位为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优秀人民教师。但是,苍天没有给他应有的回报,一生多苦多难,不禁令人唏嘘。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凄惨的一生。每当想起父亲,我心碎,我泪奔。
土改运动,是我父亲坎坷人生的开始。本来父亲是一介书生,一生从教,自食其力,与世无争,有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但是躺着也中枪,祸从天降,因为父亲做了一件该做但又不该的事,埋下了祸根,导致后来被恶人报复,被戴上了一顶较高成份的帽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便支离破碎了。事因是:一个名叫陈芳某的同乡人,解放初期的某一天清晨,他偷窃公家山林的杉木,在背回家的路上刚好被我父亲看见,于是极具正义感的父亲便向公家作了举报。陈芳某虽受到了一定的处罚,但没损其毫毛,故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土改运动开始,陈芳某摇身一变,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土改运动的急先锋,手里握着划分家庭成份的大权,想把谁划为什么成份就什么成份,易如反掌。如我一个伯父的女儿被他看中,但不肯嫁他,他就威胁若不嫁他,就把我伯父划为富农,最后伯父就范了,同意女儿嫁给了他。土改给了他公报私仇的机会,他便以“莫须有”的理由,把一顶较高成份的帽子扣在了我父亲的头上。然后是被抄家和批斗,一切财产被没收。这个不好的成份不仅害了我父亲和母亲,更是害了我兄弟五人,甚至影响到第三代。我们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利,受排斥,受打压,做人抬不起头,受尽欺凌,苦不堪言。直到1979年中央政策为我们摘掉帽子才有喘息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
十年文革,厄运再次降临到我父亲的头上。父亲因家庭成份不好,又是臭老九,在他任校长的地方,大队党支部书记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他,并当众剃十字头,然后叫我家乡红卫兵去接他回老家。跟着是教育行政机构解除了父亲的校长职务,降为普通教师,安排到另一间学校任教。后来政策有点改善了,才安排到另一间学校任教导主任。十年文革结束,父亲才被恢复校长职务。
青中年痛、失两子,更是对父亲致命的打击。我父亲在他四兄弟中,本来是人丁最兴旺的一个,生有五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但在出生或小时就夭折了。但是因为政治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青中年时期痛失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大儿子因为出身不好,受人欺负,在一次与与某伯父吵架之后选择了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英年早逝,尚未成婚呀。二儿子虽然结了婚,生有三个子女,但同样受家庭成份的影响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患了精神病,一次从家里逃出,饿死于荒山野岭之中。后来妻子带着小儿子改嫁他乡,留下的大女儿和大儿子由我父亲抚养,生活过得很艰难。
此外,我父亲还有诸多命运对他不公的地方,一生没开心过,一生没享福过,就不再赘述了。现赋诗一首,以缅怀我一生坎坷的父亲。
一生坎坷甚凄悲,
敢问人间尚有谁?
愿父天堂须快乐,
莫因惨史泪珠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