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6-05-06
- 帖子
- 6,725
- 反馈评分
- 3
- 点数
- 61
章立凡：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
（1945-1966）
章立凡
--------------------------------------------------------------------------------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89】【字号：大 中 小】
中国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五个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所创立，另外三个党派的历史虽然要早些，但其组织的活跃与发展，同样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有关。时至今日，这段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甲子。
从“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仍在中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之际，政治家们已在思考战后国家的重建问题了。当时，一般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已经厌倦，实现政治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在野的中间党派开始组合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断提出实施宪政的政见，批评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要求实现西方式的民主。例如1939年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同盟的前身）信约中，就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12条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度消沉的民主宪政运动再度兴起。1944年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督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第一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协议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则在将来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代表中国××党对民主宪政的诉求，及其在陕甘宁边区所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吸引了中国的中间势力党派。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y、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在谈到如何摆脱政权腐败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种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与中间党派的蜜月由此开始，并在同年秋的重庆谈判期间达到高潮。毛泽东的一阕咏雪词风靡了山城，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以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满足了人民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的憧憬。
但和平的迷梦很快被内战的阴影所替代，在国共两个军事集团的摩擦阶段，第三方面积极奔走调停，同时不断对两党提出批评建议，也招致了双方的不满。1946年是个转折之年，无法避免的内战终于爆发，同时导致了第三方面的分裂，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另一部分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一次最重要的政治洗牌终于到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中间党派的响应。各党派负责人分批秘密北上，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这些中间党派，也由此开始被称为民主党派。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民主主义的理念。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也用很大的篇幅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综观毛这一时期的言论和文章，较多的是对新政权国体和政体的思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思路也初现端倪，并公开转向“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这些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已有所不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除特别邀请人士外，与会的45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四类。14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基本上实现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则。
关于各民主党派代表人选的提名与确定，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谈到：“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的。”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记载，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y任政协代表，但中共“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直接选举产生，但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对新政权的性质作了如下表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对中国××党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未以文字加以强调；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则规定“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显示出对“军队国家化”的认同。
新政治协商会议被认为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党对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尊重。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中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这种安排在中共党内也引起了不满，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新政权成立后，民主党派的组织结构也有所整合。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救国会于宣布解散。11个民主党派中，最终保留下8个迄今。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
新政权成立后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对民主党派造成相当的影响。例如民革主要是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政治派系，但与旧军政及地方势力渊源较深，在土改、镇反运动中受到的触动比较大；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政党，“五反”运动中，中共统战部一度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很多会员遭到斗争甚至自杀；思想改造运动及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触及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但民主党派对于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权。例如黄炎培曾主张“江南无封建”，对土改政策有所质疑；梁漱溟因反映农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泽东的责骂时，陈铭枢当场要求毛为梁的言论定性；统战部提出民建发展成员应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章乃器表示不同意；对于出兵朝鲜、粮食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民主党派中也有相当多的负面意见。
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原先的《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党领导下”的大前提。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也令人瞩目，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此，党外人士在国家高层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比例，均比建国时下降。此后，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的色彩更趋淡化，××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从“改造资本主义”到“改造民主党派”
1952年“五反”期间，习惯于用政治、军事思维规划一切的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作出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原来设想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同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的讲话。从第二年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就开始了。“对资改造”在1956年初掀起高潮，年底基本完成。
1956年，毛泽东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八大”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但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私下表示“监督不了”、“监督不敢”。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1955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不久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自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民主党派的政治批评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民主党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1952年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于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
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中共划定的民主党派发展方针表示不满，对政协的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11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重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民主党派人士多已缄口不言。但毛泽东的竭诚邀请，重新激发了他们的参政热情。批评广泛涉及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观点：“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 “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对中共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浪潮，在全国的机关团体和大专院校迅速蔓延，形势有失控的危险。在毛泽东的部署下，“整风”于6月初急转为“反右”。通过这场运动，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其中不少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成员。“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重创，《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在“反右”以后相继被收编，党外民主被“一言堂”所取代，民主党派从此被戏称为“花瓶”。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7月制定的《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37%降至22.8%。
毛泽东在“反右”后乘胜追击，对1956年党内的“反冒进”进行了清算，于1958年发动并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随后，他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中共党内民主也遭受重大挫折。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民主法制建设，逐渐被人治所取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3、24日，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自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陆续贴出“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狂潮从北京向全国各地席卷，民主党派人士横遭抄家、批斗、殴打、侮辱，民主党派濒临灭顶之灾。
“文革”期间，民主党派组织停止活动长达10年之久，一些成员遭到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恢复活动。
2006年6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9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时间：2006-07-11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07-11
（1945-1966）
章立凡
--------------------------------------------------------------------------------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89】【字号：大 中 小】
中国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五个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所创立，另外三个党派的历史虽然要早些，但其组织的活跃与发展，同样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有关。时至今日，这段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甲子。
从“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仍在中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之际，政治家们已在思考战后国家的重建问题了。当时，一般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已经厌倦，实现政治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在野的中间党派开始组合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断提出实施宪政的政见，批评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要求实现西方式的民主。例如1939年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同盟的前身）信约中，就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12条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度消沉的民主宪政运动再度兴起。1944年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督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第一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协议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则在将来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代表中国××党对民主宪政的诉求，及其在陕甘宁边区所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吸引了中国的中间势力党派。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y、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在谈到如何摆脱政权腐败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种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与中间党派的蜜月由此开始，并在同年秋的重庆谈判期间达到高潮。毛泽东的一阕咏雪词风靡了山城，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以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满足了人民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的憧憬。
但和平的迷梦很快被内战的阴影所替代，在国共两个军事集团的摩擦阶段，第三方面积极奔走调停，同时不断对两党提出批评建议，也招致了双方的不满。1946年是个转折之年，无法避免的内战终于爆发，同时导致了第三方面的分裂，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另一部分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一次最重要的政治洗牌终于到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中间党派的响应。各党派负责人分批秘密北上，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这些中间党派，也由此开始被称为民主党派。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民主主义的理念。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也用很大的篇幅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综观毛这一时期的言论和文章，较多的是对新政权国体和政体的思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思路也初现端倪，并公开转向“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这些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已有所不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除特别邀请人士外，与会的45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四类。14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基本上实现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则。
关于各民主党派代表人选的提名与确定，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谈到：“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的。”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记载，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y任政协代表，但中共“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直接选举产生，但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对新政权的性质作了如下表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对中国××党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未以文字加以强调；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则规定“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显示出对“军队国家化”的认同。
新政治协商会议被认为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党对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尊重。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中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这种安排在中共党内也引起了不满，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新政权成立后，民主党派的组织结构也有所整合。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救国会于宣布解散。11个民主党派中，最终保留下8个迄今。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
新政权成立后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对民主党派造成相当的影响。例如民革主要是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政治派系，但与旧军政及地方势力渊源较深，在土改、镇反运动中受到的触动比较大；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政党，“五反”运动中，中共统战部一度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很多会员遭到斗争甚至自杀；思想改造运动及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触及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但民主党派对于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权。例如黄炎培曾主张“江南无封建”，对土改政策有所质疑；梁漱溟因反映农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泽东的责骂时，陈铭枢当场要求毛为梁的言论定性；统战部提出民建发展成员应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章乃器表示不同意；对于出兵朝鲜、粮食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民主党派中也有相当多的负面意见。
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原先的《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党领导下”的大前提。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也令人瞩目，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此，党外人士在国家高层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比例，均比建国时下降。此后，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的色彩更趋淡化，××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从“改造资本主义”到“改造民主党派”
1952年“五反”期间，习惯于用政治、军事思维规划一切的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作出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原来设想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同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的讲话。从第二年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就开始了。“对资改造”在1956年初掀起高潮，年底基本完成。
1956年，毛泽东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八大”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但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私下表示“监督不了”、“监督不敢”。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1955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不久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自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民主党派的政治批评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民主党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1952年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于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
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中共划定的民主党派发展方针表示不满，对政协的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11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重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民主党派人士多已缄口不言。但毛泽东的竭诚邀请，重新激发了他们的参政热情。批评广泛涉及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观点：“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 “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对中共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浪潮，在全国的机关团体和大专院校迅速蔓延，形势有失控的危险。在毛泽东的部署下，“整风”于6月初急转为“反右”。通过这场运动，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其中不少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成员。“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重创，《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在“反右”以后相继被收编，党外民主被“一言堂”所取代，民主党派从此被戏称为“花瓶”。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7月制定的《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37%降至22.8%。
毛泽东在“反右”后乘胜追击，对1956年党内的“反冒进”进行了清算，于1958年发动并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随后，他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中共党内民主也遭受重大挫折。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民主法制建设，逐渐被人治所取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3、24日，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自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陆续贴出“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狂潮从北京向全国各地席卷，民主党派人士横遭抄家、批斗、殴打、侮辱，民主党派濒临灭顶之灾。
“文革”期间，民主党派组织停止活动长达10年之久，一些成员遭到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恢复活动。
2006年6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9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时间：2006-07-11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