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读书的启示
作者：宫苏艺 来源：光明日报 2006年10月16日 17:08
▲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正在公示中），《文学评论》主编，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30余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斯坦福，以及日本、法国诸名校。
读书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走向辉煌。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大家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拿书来读，那大家都会去称赞他，觉得他有出息。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
中国从南北朝以来，就有给周岁的小孩“抓周”的民间风俗：在小孩面前摆上书籍、笔墨、玩具等小物品，从他抓取什么上预测他的性情、志趣或未来的前程。《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面前的书籍、笔墨、乌纱帽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气得贾政老爷大骂他“将来酒色之徒耳”。如果他抓了书籍官帽，全家都会欢天喜地的。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
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但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兴衰的一件大事。
我出生在广东电白县，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同学里面，有许多人因为家境贫困，父母过早让他们回家务农了。我的父亲勒紧裤腰带也让我去读书，能读到哪一步就支持我读到哪一步，所以才读到有考大学的机会。中国农村教育普及，应该当作开发人才很重要的方法。
当时我在广东农村小学，除了学校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和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我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因为要种地，他两年私塾读得断断续续，不如人家两个月时间，但是《千家诗》、《论语》、《孟子》这些他当时都会背，而且是古腔古调地吟哦，使我受到最初的诗词音律和经典文化的启蒙。农村读书条件差，诱惑也少，不像现在有些青少年那样迷恋电子游戏，因而注意力比较集中。只要我们做有心人，能充分发挥有限的学习条件给我们提供的可能性，自小就形成浓郁的读书趣味，经过锲而不舍、日积月累，是可以发展成专门的知识系统的。
譬如《千家诗》，上图下文的版式很能吸引阅读兴趣，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什么“云淡风轻近午天，随花傍柳过前川”；还有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以及苏东坡的《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等等。这样的诗把它背下来，就知道了过去诗歌的音律声情之美。小时候读《千家诗》是音调把我领入门的，这一点可能会发展成为以后诗歌研究的新视角。
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比如读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檄》，就可以从它蕴含的历史典故中找到兴趣。据说武则天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只是笑笑；但是读到“一g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说的是高宗皇帝尸骨未寒，但是中宗DD武则天的儿子，六尺之孤现在在哪里呢？给武则天夺了他的权了。读到这个地方，就触动了武则天敏感的神经，她就很不高兴，说我们的丞相为什么不发现和收罗这样的人才？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
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
比如贺知章金龟换酒跟李白同喝，这个掌故见于唐人写的《本事诗》，根据是李白写的《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现在看贺知章诗的成就还不如李白，他用金龟换酒跟李白一起喝，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李白为什么如此感激涕零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还原到这个掌故当时发生的情形，就颇有意味了。贺知章是70多岁的秘书监，比李大40岁，部长级干部。李白一个文学青年30多岁写了几首诗，第一次到长安，在小旅馆里住，一个70多岁部长级干部，三品官员，到旅馆去看他，而且解下自己的金龟（唐朝是三品以上官员佩带金龟，四品银龟，五品铜龟），就像将军把自己的徽章拿下，做抵押去换酒陪你喝，称赞李白是天上被贬谪到人间的仙人。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诗和酒打破了官本位的等级制度，这种文明共享的情景在后世的唯官是崇、见钱眼开的世俗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
我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三国演义》。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像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演义》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从不同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
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现在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了些成绩，就是懂得如何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的人。这种走路方法，也就只有方向，没有终点。
学习的欲望是一种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要保持这欲望，使它长盛不衰，在一些关键时刻就要超越种种精神障碍，处劣势时发现自己的优势，翻过一面看问题。
刚上大学的时候，上海、北京的同学，一开口就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什么普希金、高尔基，而我在农村里只知道《说唐》里面李元霸是第一条好汉。对于自己与城市同学的知识落差，感到有些悲观。《琵琶记》中有句话：“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不可能一路坦途，可贵的是在忧患中不损志气，遇到坎坷就翻过一面看自己。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竟然跟城市里的同学考得分数差不多，说明我在同等条件下更有潜力。翻过一面看自己，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劣势，要看到自己还有潜力。我想，这种翻转式思维大概也是一种智慧，可以激发出一种精神力量，知不足而思补足，化劣势为另一个角度的优势。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就看你如何对待和处理。处置有方，这才是最要紧的。
自己是自身潜力的载体，潜力的释放，精神的解放，自己最知深浅，自己最知可能。所以，首先要有自己主体性的觉悟。最可怕者，是折断自己的主心骨。开拓可以认识自己的潜力。别人用8个小时读书，你花上10个小时读书，把应该读的文献都梳理一遍，才能在学科领域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同时，建立自己的信心。
有的人知识比较系统，本是好事，但是写文章容易落入教科书框套。有的人知识比较芜杂，本是坏事，却往往有自己的体会，不入框套，一旦成熟，就多少有点创造性。这很重要。研究工作贵在创新，如果别人怎么讲你就照着讲，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
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多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50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
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是耐人寻味的。泽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泞，不易看清鱼的真面目。要把这水呀、泥呀排尽，以便把鱼通通捉到，就要寻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
比如籍贯在我们广东省番禺县的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一些作家词典和文学史说，她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当过保定知府，这就泥水浑浊，难辨真假。怎样排除浊水，去伪存真？就需要找出有效的渠道。渠道之一，凌福彭既然出身翰苑，就应该查一下清朝后期历科进士的名录。一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鱼”就浮出水面了：他是光绪21年（1895）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渠道之二，他既然当过知府以上官员，《清代职官年表》应该有他的记载，一查就明白，他当的不是保定知府，而是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宣统元年（1909）晋升为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的行政财务省长，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地位比从四品的知府显要得多了。渠道之三，既然他的籍贯是番禺，就有必要查一查，清光绪年间编撰的《番禺县续志》，连她的祖父、曾祖父作为知名乡绅行善积福、创制器具的材料都找出不少。我和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通过信，她并不知道这些县志材料。如果我们还能找到凌叔华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古韵》（AncientMelodies），然后再去阅读她早期的小说，对于鲁迅评价她“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展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世族的精魂”DD就可以获得更深刻的领会了。
“竭泽而渔”，是陈垣先生倡导的治学方法，他当过北师大的校长，是与陈寅恪齐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210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读书是一个以我的生命来对证思量书中生命的过程
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英国诗人弥尔顿说过：“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正是有这种书中生命的存在，我们才有根据相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辨。”因为书中不同的生命方式，搜索着和激发着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潜能，读书也就成了在字里行间发现自我、丰富自我、调节自我的心理过程。当书触动你的生命感觉时，我建议你注意做好读书笔记。记笔记是人和书的生命对证。你读到哪点最有感觉，你觉得哪点最有价值，你感到哪点最为重要，你感到哪点最为可疑，都不妨记录下来。一字一句地记，可以加强你的印象和记忆；分门别类地记，可以积累你的知识和清理思路；提要钩玄地记，可以在提要中把握要领，在钩玄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张之洞讲：“读十遍，不如写一遍。”这也可以用在做笔记上。
笔记本子有个A、B面，最初的记录最好只写一面，然后在继续读书时发现同类问题，写在另一面，跟它对照，比较其间的同和异。积累多了，你对这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层次上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梳理它的渊源流变，或解释它的多重意义了。比如读王国维的一段话，觉得耐人寻味，就写在一面，以后不知道哪天读到《道德经》上相似的意思，又记在另一面。如果发现别的书上也有类似的话，再把它积累下来。相互参证，就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微妙差异。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要记住，一个人想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定得坚持这样做卡片、摘记。”唐|先生也认为，大凡读书，一定要做读书笔记，不要自恃年轻时记忆力好，就不做笔记，如果那样，书读多了容易混杂，年纪大后记忆衰退，就难免要吃亏。唐|先生晚年写鲁迅传的时候，想找一个材料，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喝醉时老打他母亲。所以，鲁迅从不喝醉。这段话在哪里？他查找了半年没查到，又找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也没查到，后来偶然读书时，发现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因此，他一再告诫，必须做笔记，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好。如果把鲁迅跟酒的关系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一查起来不就很方便吗？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了，一有感受就写下来，要赶快，不要偷懒。
既然把读书当作人与书的生命的对证过程，是过程，就要设计好自己阅读的阶段性，处理好阅读注意力的集中和转移，逐渐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设计自身学术拓展的战略家。记笔记，关注对证过程的生命痕迹的记录；设计，关注生命对证的过程性的衔接和超越。
我讲点自己的经历供大家批评和参考。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完后，我读了近两千种书，如果在同一领域继续做下去，写一二十本书是没问题的，只要加一点新的资料、新的角度。但我想再写这方面的书，短时间内在分量上是超不过自己的小说史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条件可以转移我的学术领域。考虑到当时才40出头，身体还好，精力充沛，在文学所读书时间相当充裕，完全可能再做一个领域。在国家研究所做学问做成模样，就不能拘束于三五十年的现代文学，有必要转到二三千年的古典文学，予以古今打通。
但是转古典怎么样入手，这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关键是能否找到切入口。考虑到我搞过现代小说史，从古典小说切入，也许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先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研究。
进入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既是乐趣，又是冒险，下的功夫要比人家加倍。所以，《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每一章都力求广泛阅读，精心写作，光是在《中国社会科学》，5年间就发了6篇文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也各发1篇，英文转载过4篇，《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过15篇30万字，这可见自己在读与写上都是下了功夫的。尤其到新领域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你。古典小说史论的系列文章发表的过程中，韩国、新加坡都有一些学者说，中国有两个杨义，一个搞现代，一个搞古典，后来开会在一起时大家才知道是同一个人。
赤坎天趣
■杨 义
说起我的家乡电白县，北京的朋友觉得名字生辣奇怪。我免不了总要解释几句，这大概来自广东民俗“天上雷公最大，人间舅公最大”的自然信仰，以雷电白光名之，比如我们的旧县城就曾取名“神电卫”。
人之初，性近自然。如果谁有兴趣去寻根，这个根的原始点，是与自然浑然难分的。小时称海边沙滩为“沙母”，这个细白绵软的母亲送来过鱼虾，也送来过红薯、木薯。但是母亲一翻脸，乘风扬尘，就眼睛是沙，灶头也是沙，日积月累，可能把田畴、村庄也吞到肚子里去。子民们用竹筐载土养苗，终于在沙母胸膛上栽成绵延数十里的木麻黄防风林。只要你看过岭南画家关山月的《绿色长城》就知道了，沙母已换上绿装。一条六车道的公路成了沙母身上的经络，经络尽头是一座轮船云聚、吊机林立的大港口，旧日的名字叫赤坎头。
电白的不少地名，简直是乡下农夫随手从沙滩草丛中捡得的，还带着一股草腥味儿。这方圆数十里的南海半岛，白沙茫茫，难得有尖端处的一座红壤坡坎，顺嘴就叫它“赤坎头”。坎下一方巨石，顺嘴叫作“牛母石”，仿佛谁家的母牛避暑浴波，卧对沧海一般。赤坎头把苍茫海域隔分为大海、小海，小海湾上有三座沙洲，叫做大洲、二洲、三洲，似乎是大海怀胎的三兄弟，为之来个排行。洪涛缥缈的大南海一侧，有如螺如髻的大、小放鸡岛，海水明澈，能见度达八米，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与放鸡岛隔海相望，是山不大而险峻的狗岭，俯视一马平川的沙原，仿佛一个巨大无比的月牙儿，吐纳着沧海万顷波涛。狗岭已更名虎头山，与放鸡岛和附近的龙头山，组合成天生丽质的龙、虎、凤旅游金三角，名闻遐迩。但是我们祖先从海滩草丛间，为它们捡来草腥味儿的名字，却是牛、狗、鸡，似乎赤坎头就是贴在半岛上的过年红纸，写的是“六畜兴旺”。
这次回到电白，是荔枝将尽，龙眼未熟的仲夏季节。龙眼树下，走来一位清癯秃顶的老者，递给我一本诗词楹联合集《七叶一枝花》，谦恭地说：“这是我的七个子女，省下为我办七十大寿的钱，用来出书了我心愿的。见笑，见笑……”书的扉页写着“启蒙愚师邓枢干”，这使我想起来了：一别四十几年了，他和另一位李启渊老师，是给我们那个只会把天地钟灵毓秀称鸡称狗的地方，带来小学读书声的人。他教过我们两年，教室已从掉白蚁灰的瓦屋，搬到新搭的茅屋。村中的猪狗经常从茅草缝中钻进来，学生踢猪狗的叫声也就和读书声响成一片，听家父说，他调到别的学校后，被打成右派，回乡当裁缝，每年春节还摆摊写对联。前些年，曲阜要创建中国楹联第一城，向全国征联，他有三联入选，其中“入座慢斟，孔府醇醪堪醉客；停车暂住，名城景物最宜人”，最为传诵。
“你还记得甘湘吗？”邓先生提起我同村的一位同学，他在一次骑摩托车的车祸中丧生了，“那时学校种了几十棵榕树，他爬上树杈，撒尿浇同学。”与海浪搏斗长大的孩子，确实野性难驯。记得一次与邻村的学生用土块打仗，追逐着踏坏了一片木薯地。村民告到学校，罚我们扛水浇木薯。有同学辩解说：“这棵木薯是我踩断的，那棵不是。”邓老师问“你看得这么准，那你是存心踩断木薯了？”辨解者天真，质问者机智，激起了满园笑声。
邓先生的书，记载着一个有关赤坎头的故事，大概是他在那里当小学教员的收获。牛母石旁，本有一座神庙，额匾题曰“天后宫”，两边楹联是“南天圣母，海国慈航”，供奉着年轻美貌的“天后”。这座天后庙已荡然无存，变成千万吨级的港口码头了。但是当年香火颇盛。出海的渔船货轮，都须在此摆正船头，鸣笛三声，奉上三牲酒礼，向天后宫虔诚跪拜。然后向内海回航三丈六尺，行了俗称的“回澳礼”，才能平安吉利地驶向茫茫大海。农历三月廿三是天后娘娘诞辰，远近十来个渔港都备办金猪三牲来还愿，并在庙后搭棚演十几天大戏。
天后，也叫做“妈祖”，是福建、台湾至今香火依然极盛的海上保护神。据记载，她是宋朝时候福建省莆田县林姓女子，近千年来护航济难，神迹广扬，给南中国海向外开拓发展带来平安。我曾经查过族谱，我的祖先由华阴迁闽，落脚在福建莆田，南宋初年迁居潮州，又过百余年。西迁到粤西沿海的电白，至于徙居南海半岛，大概已是明清之际了。天后信仰，大概也是这八、九百年的近两千里的迁徙中，由莆田而潮州、而电白，逐站承传而来，这简直可以看作由闽而粤的一条潜在的精神线索。赤坎头附近的浪里石牛、海中鸡岛和沙滩上的狗岭，是我们的祖先仿三牲酒礼之例，设想来献祭给天后的吗？其间有狗，非祭祀之物，大概也只能说，是乡间农夫某日清晨醒来，与自然愕然相对，从沙滩草莽间随手捡来的几分几厘的天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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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的相关新闻
勤学精思 学者杨义 孙立峰
1997年48岁的杨义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50万字三卷本）与同单位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一起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庆20年科研成果一等奖。钱老称道后学杨义：“后起之秀，君最特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祖王瑶先生还推举杨义：“体大精思，多有创见……”
现年54岁的杨义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万寿口村农家，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被列入英国剑桥和美国《世界名人录》、获剑桥“20世纪成就奖”……当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镜头，一直追拍到朝阳区团结湖的社科院宿舍杨义40来平方米的家里。跟社科院的许多学者一样，杨义家也有丁零当啷的钢铁防盗门，真不知道贼来了会偷什么？哪儿哪儿都摞着堆着山似的书，没一件新式家具，没一样儿时髦电器，四壁都让破旧但实在的书架遮着，全没装修，地皮还是水泥的原版，甚至当年施工的残迹还依稀可辨。
杨义（当时）的书房对着厨房傍着厕所挨着大门，杨义的书桌上玻璃板碎了还铺着几层厚纸，纸要常换才成，几天就磨秃了。杨义写东西没香烟恐怕不行，满桌子不是纸和书，就是笔和卡片，要不就是烟和烟头。另外的小间里有床有柜还有杨义的妻子和刚念中学的儿子。亲戚来了根本没法住得下，而杨义带的中外研究生，来到家里连身子都转不开。真不知道“东方之子”的镜头怎么跟拍？好在大都是定位的“长镜头”，如果“东方之子”把镜头沿着杨义走来的足迹再回溯得久远一些，开阔一些，那样捕摄的杨义的业绩大概就会翔实和厚重得多，也会真实和现实得多。
杨义这层年龄段的中国学者几乎全有“发配”的经历，1970年24岁的杨义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分到京西深山石化总厂当徒工，好在杨义本来就是“山里人”，吃的苦比喝过的水还多，“打工”之余从不放下手里的笔，读书和写作成了杨义的生活追求。当满8年的石化职工后，1978年杨义在一个偶然条件下报考了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唐孪壬的研究生。4年的研究生学涯，6人一间集体宿舍，杨义下了床就是桌子，出门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加上研究生院盖在京郊菜地里，进城一趟就荒废一天，杨义索性省了，省钱省力省时还省心……
1981年杨义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研究。当时，30好几的杨义成家了，租赁了一间东郊大山子西八间房生产队农民房享用。这种民房冬凉夏暖、雨漏暑照，内外交融，别具情致。因杨家门前有三株柳树，所以杨先生也像其他“酸腐”的学者一样，称自己的斋名“三柳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杨义开始了个人的“现代小说史”工程。发奋著述，没有“三柳堂”的艰辛，可能不会产生《中国现代小说史》。
洋洋150万言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只是杨义的主打业务，杨义什么都写，散文、随笔、翻译、杂感、理论、批评、古典文论……此外，杨义作品还有图文并茂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至于数百封文坛名家跟杨义的通讯，一部人情浓郁的“信史”正在编纂中……
杨义以自己的勤恳、艰辛、精致和实在的治学风格赢得了众多盛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费德林称“杨义的小说史是里程碑式著作”。萧乾先生赞杨义“是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最有成就的‘知音’文学史家。”
杨义写过现代、写过当代、写过近代，现在又把笔端伸触向古代的《古典文学图志》、《楚辞诗学世界》，杨义一出手，两千三百年前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的名篇《天问》又破天荒顿生新意―――“天问”由170多个问题组成，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等方面进行质问，表现出对旧的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深刻探索，屈原遥居上苍发问人间，纵横时空肆意天论，显然是世界上最早的意识流作品……
1997―1998年间，《杨义文存》（9卷12册）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家国家级的权威出版社为一位中年学者推出如此大规模的学术文集，实在是一道前所未见的亮丽风景。据说《杨义文存》是一部不封底的文存。杨义又正处在自己学术研究的盛年，他还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000新年之际，杨义来到了所务领导的工作岗位上，但愿他能把所长和搞学问更完美地更科学地统一到位。杨义最新的创作将是一部随笔集《耕海者语》，这套“七星随笔”由季羡林先生作序……
图：杨义近影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4月11日第七版)
杨义：水塘里拉上来的研究员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3 月15 日 | 文章来源：新京报
杨义 1946年生于广东电白一个农民家庭，1965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后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等。《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个人独立撰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出版后赢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作者因此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杨义才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杨义已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
“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
杨义的经历跟他的学术文章有很大不同，他的文章独辟蹊径，但他的经历却循规蹈矩。他笑着问我：“你打算知道什么？我的经历？早年的感性一些，近年的则偏于学理的思考。”我选择了前者。就这样，我们进入了杨义贫困的童年。在童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我是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以前，整个乡里还没有小学生，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乡里第一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我们那里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放牛。外祖父在土改中分到了一头小黄牛，他家中没有小孩，就让我去放牛。
有一年，外乡来了一个穿白褂子的陌生人，他来的时候正是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正在水塘里戏水。他站在岸上跟我们说：“我跟你们的父母商量过了，让你们去上学。”他把我们一个个从水塘里拉出来，给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成了我们乡里第一代的小学生。
学校的条件很简陋，是当时一个跑到香港的地主的瓦房。天花板上的木头都被蚂蚁蛀了，簌簌地往头上掉木粉。一个教室里有两个班，中间用屏风隔起来。这边坐二年级，那边坐四年级。老师教完这边留下作业又开始教那边。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十几二十岁，有的才八九岁七八岁。那个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既是老师也是校长，做饭要自己做，敲钟要自己敲。
后来学生渐渐多了，老师用茅草搭了个棚子，在里面上课，外面的猪啊狗啊都能跑进来，我们小孩子一边上课，一边用脚踢得猪啊狗的哇哇叫。
那时候完全是靠考分的，在读县一中的时候，我的总成绩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数理化成绩又明显比文科高出很多，所以在高二我准备转到文科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让我读理科。老师们这种工作持续了半年多，但是我当时的兴趣已经转到文学方面，也就选择了文科。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咨询，只能看排行榜上大学的名次。在六十年代，文科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大学，第二是北京大学。我就报考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不习惯穿鞋的大学生
大学四年期间，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到底给杨义留下什么影响？我没有在他的讲述中找到答案，他的经历远远没有想像中那样起伏跌宕。杨义选择读书，这是杨义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杨义的开始。
当县城的同学把人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乡下我们家的时候，我正跟父母在地里干活，中午在树阴下休息。母亲一听就掉眼泪了，说：“这怎么支持你去上大学啊？”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还有四个弟弟一个姐姐。当时农村一个劳动日才几毛钱。
后来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拿了一个麻袋，装了棉套，连个箱子都没有。到北京之后，学校补贴了被面和棉衣棉裤。在广东的时候，因为穷，从来没有穿破过一双鞋，经常是打赤脚的。上体育课跳远的时候，我穿着鞋不习惯，还要把鞋子脱下来跳。我买那双球鞋还是因为二年级的一个老乡告诉我，在北京上街不穿鞋是不礼貌的。
那时候是靠助学金过日子的，政府一个月给十七块五毛钱，十五块五吃饭，还有两块钱的零花。每年到了年终，每个人发一张布票，再加上家里寄来的一点钱，买点布做衣服。
在大学一年级，上了一点基础课之后，就到乡下去劳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是农村来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都觉得脸红，所以注定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另一方面，也觉得父母那么辛苦地供自己读书，自己再东蹿西蹿浪费时间对不起他们。我就开始自己看书。
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已经停了，把书都处理了，我用五毛钱买了一本《资本论》，三卷本，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书读。我的同学当中有出身干部家庭的，他们能从家里带来一些其他的书，我也借来读。就这样也读了不少，主要是马列方面的著作，还有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俄罗斯文学方面的书。
考上了唐|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之后，杨义被分配到北京西南的石化总厂（现在的燕山石化）。所学和所用的差距如此之大，时代的底色在杨义那一代人中特别浓重。在那种环境中，杨义依然没有放弃读书，考取了社科院文学所唐|的研究生。
1978年研究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本来我没有打算去考，因为那些指定的文学史教材我都没有看过，还要交论文。当时石化总厂的一个同事正要考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跟我说：“咱们去考一下吧，不要钱不要本，考一次也算有一次的经验。”
之所以从新闻跨越到文学，是因为一方面觉得自己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交往。二来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大多是通过小道消息来的，觉得自己没有那种灵敏的揣摩某种动向的神经。过去读过那些书，似乎为我这次毫无准备的考研早就做好了准备，我选择了现代文学，竟然考过了。
考过之后还没复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寄给唐|先生。唐先生让人给我带口信，希望“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见见我”。那个夏天，我从石化总厂坐车大汗淋漓地赶到永安里唐先生的寓所。我跟唐先生谈到在工厂的读书情况，说自己在那时的情况下没有读过系统的文学史，但是在文史哲方面很多书都读过。唐先生微笑着回答我：“你的知识很杂，但是知识面比较广。
将来你接触一个具体的领域之后，可能深入得比别人还要快。“
20多块钱“经费”重写小说史
在社科院文学所，杨义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在学者夏志清写给杨义的信中，杨义被誉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在夏志清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话：“《小说史》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必将永垂不朽。”但是听杨义讲述撰写时的过程，却有一种悲凉。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在了文学所，报了一个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在80年代还没有人这么做。那时候都集体写史，可能由一两个老先生带着一二十个人，或者是由好几个高校联合起来写，这样写好多人都能够评上职称。
我当时是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才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我的项目当时既不是国家重点项目，也不是院里、所里的重点项目。在我们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它排行第七。
我就是在一分钱的科研经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这么一个大工程的。我当时住的房子很差，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的房子，冬天刮风把树叶都刮进屋里来。当时自己也说不上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问题应该重新思考，而且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使学术思维完全可以超越五六十年代。
在写小说史的十年之间，从1981年到1989年底，我没有到外地开过一次会，也从来没有考虑到出国。后来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大概读了两千多种书。1985年初，我把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的初稿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完稿子就决定出版，而且表示第二卷、第三卷只要我能写出来，水平还能通过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出。当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出版我的书，这让我很感激。
第一卷出版之后，我在文学所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第二卷出版之后，在我写第三卷的时候，《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国家教委（现在称教育部）定为高校的文科教材，我在文学所的研究员职称也破格通过了。第三卷完成的时候，博士生导师也破格降临到我的身上。而这个项目我只在所里的财务那儿报了20多块钱的复印费。
转向古典文学的“迟到”博士
《中国现代小说史》完成之后，杨义正值中年，他把学术研究延伸到了古典文学，在几十篇论文发表之后，古典文学界发出惊叹：“古典文学又冒出一个老手。”但是在2001年，已经是博导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考到武汉大学门下，去当博士生。这在当年成了爆炸性新闻。我有点忐忑地问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一个人，即使当了博士生导师，学问也并没有到头。当我以一种学生的姿态去考博士的时候，只是一种角色的转换。当时我就跟那些古典文学的老师说：“我是你们的学生，我进入古典文学比你们晚，你们的著作是我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要读的。”
另一方面，如果要我花很多的时间，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一门门去读，我肯定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武汉大学相信我，比如说相信我的英语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比如说相信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基础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学校尊重我现有的学术成果，把该免试的环节都免掉了。这样，让我可以腾出精力按照学校的要求写出博士论文。博士论文通过的程序是很严格的，我曾经三次、四次地修改我的文章。
如果说到读博士的渊源，那就是我硕士毕业之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到了有了博士机制之后，唐|先生招博士生的时候，我已经是文学所的副研究员了。当时的制度是副研究员以上不允许考博士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学制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属于过渡性的一代人，我考博士，也算是尊重现在的学术制度。一顶博士帽，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迟到的东西”。
口述：杨义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新京报》2005年3月15日
博导杨义读博各方关注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
本身就是博士导师的著名学者杨义研究员却在武汉大学“读”本专业的博士。这一消息近日经传媒披露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学术问题的关注。这没有影响杨义近日正式获得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相反使得杨义的这个学位更具象征意义。
很多人都认为，杨义自己已经是博导了，已经指导了若干博士研究生，使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并且杨义有非同一般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的尊崇地位和那么高的学术职务(见背景资料)。而现在，他还来读博士，而且是读本专业的博士，这显得很荒谬。难道杨义还要用一个并不重要的博士学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学术水平？
博导读博士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博导考博是利益使然，因为在现在的高校体制内，一些待遇往往是与学位高低联系在一起的。“博士”学位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利益“优待证”。有人将博导读博士与时下的“考研热”、“考博热”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社会上普遍的功利主义导致的“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方向上的迷惘。
也有很多人为杨义此举叫好，认为博导读博士，无论其个人动机如何，但所传递出的却是中国学术界泡沫泛滥的真实信息。杨义考博，以他的学术良知和勇气，在泡沫的学术酱缸中，丢下一块巨石。杨义读的是“论文博士”杨义前年在武汉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就是人们经常讲的“论文博士”。其申请程序大致是，申请人在报名时要带博士论文的初稿，经过资格审查，和经相当于博士入学考试的一次考试后，再经过3个月的时间修改论文，再经专家审阅，方有资格答辩。答辩结束后，要经学院学位委员会和学校学位委员会两级审查通过，最后授予学位。
据杨义的指导老师陆耀东教授介绍，杨义虽没有经过“考试”，但一样经过了相应的程序审查，对他的学术进行了全面的考查，包括专业基础和外语等。杨义符合武汉大学关于博士学位申请的有关规定：对于在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申请人，经本人申请、专家推荐、由学校组成专家小组审查后，可免除部分或全部资格考试。
杨义为申请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论文是《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这是在他的一本专著《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去年12月，杨义赴武汉大学进行了论文答辩并顺利通过答辩，武汉大学学位办公室今年1月初发布公告，决定授予杨义博士学位。按国家有关规定，博士学位从获得之日起须有3个月的异议期，若3个月期满无异议，发放博士学位证书。因没有人对杨义提出异议，今年4月，杨义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何“读”博士，记者三问杨义
昨天，一直保持低调的杨义，就其为何“读”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坦陈了他的真实想法。
记者：您有那么高的学术地位，并已经是博导了，为什么还要“读”博士呢？
杨义：我要拿博士学位，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我尊重现代学术制度，我认为高学位应该授予给那些有创造力的学术人才。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制度才能健康正常地发展下去。具体对我个人来说，我是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国的博士制度还没有建立，我不可能连着读下去。而从1981年到1991年，我在从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全部精力投在这一研究上，我读了2000多本原版小说，十年磨一剑，我又不可能为了一个学位而停下手中的研究，而去拿个博士学位。其后，又因种种原因，我没有去拿博士学位。我现在拿博士学位，是我不中断自己的研究，同时又尊重学术制度的结果。
第二、学术是无止境的。我是搞现代文学的，后来我也搞古典文学，我写过《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我的学术成绩的取得过程是我在学术上不断努力开拓的过程，我多次说过，我是一个不偷懒的学生，我去拿博士学位，去当学生，去学习，表明了我一贯的学术态度。当博导并不是学术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是动力。
第三、博导当学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博导为什么不能当学生呢？一方面，博导去当学生，体验一下学生的甘苦，有利于自己作为一个导师更好地指导学生；另一方面，在论文答辩时，很多老师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这对我今后的学术思维、知识的积累有很大的启发，这么多学有专长的人在学术上敲打你，指点你，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我平时听不到的。听不同的声音，是学术上不断超越的动力。学术只有不断地吸取别人的长处，倾听不同的声音，才能不衰竭，才能保持创造力。如果博导只当老师而不愿意当学生，我认为是学术衰竭的表现；如果认为博导不能当学生，那就是对学术的不理解。
记者：为什么要选陆耀东教授做导师？
杨义：凡学有专长的人都应该成为我的老师。陆耀东教授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是我的前辈学者，能得到他的指点，是件难得的事情。我选择陆老师作为我的导师，是偶然也是必然。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陆老师看了我的论文《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认为我这篇只有七八万字的论文比一篇30万字的博士论文水平还高。我开玩笑，那您给我一个博士学位吧？随后，我到武汉大学申请博士学位，陆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这个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必然是我的求知欲望和前辈学者对后辈学者的赏识。
记者：您的博士是如何读的？
杨义：由于我工作很忙，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个研究所的所长，我不可能在武汉呆上3个月作论文的。但这并不妨碍陆老师对我的指导，真正的好的学生不是靠导师的耳提面命，而是靠悟性，导师一讲即透，学术其实只是一张纸，一点就破。我在读硕士时，唐孪壬也是很长时间才见一次。陆老师对我要求很严格，对我的论文修改提出了意见，这其间，我四易其稿，将原稿改成近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包含着陆老师对我的指点，也包含了10多年来我对学术的理解，温故而知新啊。陆耀东：我没有理由拒绝
陆耀东教授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认为，杨义“读”博士是平常事，也是不平常事。杨义拿到硕士学位，现在来拿博士学位，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但杨义已经是一个博导，是全国著名学者，这又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如何理解博导读博士现象，陆耀东认为，博导只是中国有的，国外没有，国外的教授也不是终身制，但博士是终身制。博导读博士主要是围绕学术制度向国际的接轨，是很正常的。杨义要读博士，表现了其学术上的追求，谁也没有理由对他说三道四，我拒绝他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是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的，如果将杨义读博士与学术腐败联系起来，是很荒谬的。博导读博士并非个别现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博导读博士，并不始于杨义，也并非只有杨义。只是杨义以其尊崇的学术地位、职位等攻读博士学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
博导读博士的现象其实几年前就出现，虽然人数不多，但范围很广，很多高校都有这种现象。仅中山大学哲学系就有两位教授在读博士前就已经是博导了，他们是鞠实儿教授和陈少明教授。其中，鞠实儿教授1999年获博士导师资格，2000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成功申请到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博士”)；陈少明教授1998年获得博士导师资格，2000年在中山大学成功申请到哲学博士学位。
鞠实儿教授和陈少明教授在学术上也有相当的造诣，前者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曾主持包括国家863课题、攀登计划课题在内的5项国家级课题的研究，有关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陈少明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科研工作集中在中国哲学与人文科学方法两个领域，在《哲学研究》、《学人》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谈到，我读博士，主要原因是我个人有兴趣和学校鼓励中青年学者拿博士学位，拿了博士学位对我个并没有什么影响，不会因此而增加津贴等，也不能靠这个证实自己的学术水平。但博导读博士是很正常的事，因为现在高校中80年代初毕业的学者，很多都没有博士学位，而高校又鼓励他们拿博士学位。如果有兴趣，去拿一个博士学位，为什么不可以呢？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很难留在高校，因此，博导读博士现象很快将失。
背景资料
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1946年出生，197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1978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唐拢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9年破格成为研究员，1993年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还是牛津大学、英国学术院、荷兰莱顿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员。
杨义的成就在9卷本的《杨义文存》一览无余，其中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著名学者王瑶认为该书“体大思精，多有创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该书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该书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一道，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届科研成果奖，被列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十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中国新文学图志》，萧乾先生称为“这将是文学史上一部旷世奇书，图固然稀罕，更有嚼头的是一篇篇短文……”；《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都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叙事学》充分体现了杨义力图建立与西方文化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体系这一学术理想。钱钟书先生赞赏杨义“积学深功”、“后起之秀，君最突出”。著名学者夏志清称赞杨义是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第一人”。(撰文：郑君)
杨义简介
杨义，男，汉族，1946年8月30日生于广东省电白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五岁放牛，为家乡第一代小学生。在电白一中读完中学之后，1965-1970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1978年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当工人、宣传干事。1978―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2000年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1年毕业后留文学研究所工作，1985年破格为副研究员（社科院首批破格的六人之一），1989年再破格为研究员（社科院当年破格的二人之一）。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为当时五十岁以下的二人之一），同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学位获得者荣誉。1993年为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文学年鉴》主编，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主要有《鲁迅小说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鲁迅小说会心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88、1991）、《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陕西太白出版社，1994），《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台北业强出版社，1998），《中国叙事学》（台湾南华出版社，1998），《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1），《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杨义文存》1―7卷10册（人民出版社1997―1998）以及论文300余篇，总著作量在八百万字以上。
《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150万字）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开了个人独立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作者为此书读过2000多种原版书刊，论述的作家600人以上，流派30个以上。此书各卷陆续出版，海内外好评如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夏志清称作者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苏联科学院费德林院士说“作者一人做了我们需要一个研究所做的工作”。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此书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此书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已出十几版，被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列为教学基本参考书和研究生基本必读书。又被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列为建所四十周年最有影响的十部著作之一，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1979-1991）优秀科研著作奖、新闻出版总署首届（1978-1990）“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者也因此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上下卷）创造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在台湾与大陆先后出版，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引起强烈的影响，被认为是文学史写作独创性和多样性的一个范本。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专门为此书召开年会（1996）加以研讨。著名作家萧乾称“这是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书”。著名藏书家姜德明说“《图志》是把死材料用活的典范，唐|先生地下有知，当亦鼓掌称快”。自此以后， 以图来讲文学和历史成为出版界的一个热点，出现许多图志类的著作，始作俑者当为此书。
1990年以后，杨义开始贯通古今的学术研究，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所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被“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推为近年成果斐然的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七本功力深厚的著作的第一部，并被国外博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典范”。
《中国叙事学》是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它的原创性和学术功力在海内外深得好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之后，被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专家认为是第一次探索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力作。此书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以及“中国文学研究奖”。
在小说史和叙事学研究之后，杨义又开始了中国诗学的学理体系的研究。1998年出版的《楚辞诗学》从文化诗学和生命诗学的角度对《楚辞》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被古典文学界的一些专家定位为：“《楚辞诗学》一书在对《楚辞》进行经学的读法、训诂学的读法、考据学的读法和鉴赏学的读法之外，开创了诗学的读法的一大宗派，为新世纪的楚辞学拓展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成为楚辞学研究历史的一块崭新的里程碑，因此 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2001年出版的《李杜诗学》被誉为新世纪的诗学力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的十位博士专门为此书召开读书会，认为它是一本“具有整体性的创新体系的著作，把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诗史上超一流诗人的诗作研究推进了一步”。许多学者纷纷著文评述，认为“《李杜诗学》的突出价值在于开辟了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大气、大智慧的新境界。它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于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李杜诗学》是一部充满人文激情的杰作，是近年来中国诗学研究的重大创获之一。作者以深厚的西方美学背景为基础，广泛涉猎中国典籍，让西方美学理论与华夏传统诗学作了一次成功的对话……其价值已超出李杜诗学研究本身，而具有更加深广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针对性”（《文学遗产》，2001，6）。本书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2）。
1998年人民出版社一次性推出《杨义文存》十本，成为国家出版社为中年学者出文存的第一次战略性出版行为，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在《杨义文存》出版座谈会上，许多学者高度评价了杨义贯通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并进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深层次对话的通才式的研究方式。有的中年学者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一个极至”；并有学者说：“当人们忧心忡忡地发出‘学术大师安在’、‘培养新一代大师’的呼吁，如今看着杨义跋涉于学术旅程上的身影，分明又听到大师的足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杨义在著述之余，还先后主编过《不怕鬼的故事》（修订本）、《不信神的故事》，《台湾爱国文鉴》、《台湾爱国诗鉴》、《古今文学名篇》、《顾毓L文集》16卷、《唐宋名篇》四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五卷以及插图本中国诗词经典《李白》、《杜甫》、《王维》、《苏轼》，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他为第一主编的《顾毓L文集》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杨义曾为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1992），曾在英国学术院（1998）、荷兰莱顿大学（1998）、新加坡国立大学（2001）、剑桥大学（2003）任客座教授。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荷兰莱顿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名古屋大学，韩国汉城大学、釜山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国内各主要大学。被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诸高校聘为兼职教授。杨义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讲演被该校的教授认为是“多年来请到该校讲中国文化和文学最好的一位”，是“经典的讲演”。他在英国剑桥、牛津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学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自称他的讲学“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学术方向”，“听他的讲演是一种难得的智慧的享受”。杨义作为英国学术院的客座教授期间，曾普查过大英图书馆东方部6万余种中文古籍收藏，对中国文学与中国绘画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考察，复印了一百余种、数千件罕见的古代图文资料。此举曾被海外的著名汉学家称为“郑振铎先生当年伦敦访书之后一次引人注目的海外访书行为”。
杨义从现代文学到古典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在每一个领域都成绩斐然。这种贯通古今的研究进路不仅需要超乎常人的勤奋与毅力，而且需要开拓的思维和自觉的创新意识。他最具个性的研究方法，是始终自觉地建立具有开拓价值的思维路线和具有体系性的写作战略。眼力+功力+魄力是杨义的座右铭。凭着敏锐的眼力和悟性，杨义的学术专著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往往以境界独辟而赢得众口交誉。
作者：宫苏艺 来源：光明日报 2006年10月16日 17:08
▲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正在公示中），《文学评论》主编，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30余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斯坦福，以及日本、法国诸名校。
读书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走向辉煌。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大家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拿书来读，那大家都会去称赞他，觉得他有出息。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
中国从南北朝以来，就有给周岁的小孩“抓周”的民间风俗：在小孩面前摆上书籍、笔墨、玩具等小物品，从他抓取什么上预测他的性情、志趣或未来的前程。《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面前的书籍、笔墨、乌纱帽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气得贾政老爷大骂他“将来酒色之徒耳”。如果他抓了书籍官帽，全家都会欢天喜地的。所以人创造了文字，进而形成了书册典籍，这就成为人创造文明、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基本标志。
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但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积累、交流、传播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中国人力潜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怎么样把我们人口的资源转化为人才的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教育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普及，将是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运兴衰的一件大事。
我出生在广东电白县，是整个乡里第一代小学生。同学里面，有许多人因为家境贫困，父母过早让他们回家务农了。我的父亲勒紧裤腰带也让我去读书，能读到哪一步就支持我读到哪一步，所以才读到有考大学的机会。中国农村教育普及，应该当作开发人才很重要的方法。
当时我在广东农村小学，除了学校功课之外，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就是一本《千家诗》和一本《古文观止》，还有乡村木偶戏，比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我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因为要种地，他两年私塾读得断断续续，不如人家两个月时间，但是《千家诗》、《论语》、《孟子》这些他当时都会背，而且是古腔古调地吟哦，使我受到最初的诗词音律和经典文化的启蒙。农村读书条件差，诱惑也少，不像现在有些青少年那样迷恋电子游戏，因而注意力比较集中。只要我们做有心人，能充分发挥有限的学习条件给我们提供的可能性，自小就形成浓郁的读书趣味，经过锲而不舍、日积月累，是可以发展成专门的知识系统的。
譬如《千家诗》，上图下文的版式很能吸引阅读兴趣，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什么“云淡风轻近午天，随花傍柳过前川”；还有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以及苏东坡的《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等等。这样的诗把它背下来，就知道了过去诗歌的音律声情之美。小时候读《千家诗》是音调把我领入门的，这一点可能会发展成为以后诗歌研究的新视角。
读《古文观止》没有读《千家诗》那么轻松，轻松可以刺激兴趣，沉闷可以磨炼毅力。对于读书而言，毅力和兴趣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当中，也能激发出更深沉耐久的兴趣。比如读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檄》，就可以从它蕴含的历史典故中找到兴趣。据说武则天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只是笑笑；但是读到“一g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说的是高宗皇帝尸骨未寒，但是中宗DD武则天的儿子，六尺之孤现在在哪里呢？给武则天夺了他的权了。读到这个地方，就触动了武则天敏感的神经，她就很不高兴，说我们的丞相为什么不发现和收罗这样的人才？古诗文往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掌故的世界，据说一些老先生学问好，就因为他懂很多与诗文相关的轶闻传说、故实原委。
过去文学史不怎么写掌故，我主张写，这可以增加文学史的史料厚度和阅读趣味。当然，有些掌故考证起来可能有问题，但你对它的虚构成分心中有数，反而可以扩展阐释的空间。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有人却要杜撰这件事，这本身可能就是个精神史的问题。
比如贺知章金龟换酒跟李白同喝，这个掌故见于唐人写的《本事诗》，根据是李白写的《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现在看贺知章诗的成就还不如李白，他用金龟换酒跟李白一起喝，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李白为什么如此感激涕零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还原到这个掌故当时发生的情形，就颇有意味了。贺知章是70多岁的秘书监，比李大40岁，部长级干部。李白一个文学青年30多岁写了几首诗，第一次到长安，在小旅馆里住，一个70多岁部长级干部，三品官员，到旅馆去看他，而且解下自己的金龟（唐朝是三品以上官员佩带金龟，四品银龟，五品铜龟），就像将军把自己的徽章拿下，做抵押去换酒陪你喝，称赞李白是天上被贬谪到人间的仙人。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诗和酒打破了官本位的等级制度，这种文明共享的情景在后世的唯官是崇、见钱眼开的世俗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
我小学三四年级就读《三国演义》。读这部书，就懂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像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学、载道的文学的起伏，说成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言志是个性的、抒情的，载道是政治的、说教的，两种文学互相起伏，构成文学史。他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就是根据《三国演义》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个历史循环的理论。所以，一个人小时候接触的书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为一个有心人继续读书和思考问题的兴趣，也就可能发芽生长成一个专门的学问体系。人的内在潜能是多方面的，要从不同角度开发自己的潜能。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
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现在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了些成绩，就是懂得如何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的人。这种走路方法，也就只有方向，没有终点。
学习的欲望是一种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要保持这欲望，使它长盛不衰，在一些关键时刻就要超越种种精神障碍，处劣势时发现自己的优势，翻过一面看问题。
刚上大学的时候，上海、北京的同学，一开口就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什么普希金、高尔基，而我在农村里只知道《说唐》里面李元霸是第一条好汉。对于自己与城市同学的知识落差，感到有些悲观。《琵琶记》中有句话：“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不可能一路坦途，可贵的是在忧患中不损志气，遇到坎坷就翻过一面看自己。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竟然跟城市里的同学考得分数差不多，说明我在同等条件下更有潜力。翻过一面看自己，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劣势，要看到自己还有潜力。我想，这种翻转式思维大概也是一种智慧，可以激发出一种精神力量，知不足而思补足，化劣势为另一个角度的优势。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就看你如何对待和处理。处置有方，这才是最要紧的。
自己是自身潜力的载体，潜力的释放，精神的解放，自己最知深浅，自己最知可能。所以，首先要有自己主体性的觉悟。最可怕者，是折断自己的主心骨。开拓可以认识自己的潜力。别人用8个小时读书，你花上10个小时读书，把应该读的文献都梳理一遍，才能在学科领域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同时，建立自己的信心。
有的人知识比较系统，本是好事，但是写文章容易落入教科书框套。有的人知识比较芜杂，本是坏事，却往往有自己的体会，不入框套，一旦成熟，就多少有点创造性。这很重要。研究工作贵在创新，如果别人怎么讲你就照着讲，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
我写小说史读了近两千多种书，也是因为有北京的各家图书馆，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为地方图书馆所不及。守着文学所的50万专业藏书，而不认真读书，实在有点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了。
围绕着一些有价值的、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是耐人寻味的。泽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泞，不易看清鱼的真面目。要把这水呀、泥呀排尽，以便把鱼通通捉到，就要寻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
比如籍贯在我们广东省番禺县的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一些作家词典和文学史说，她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当过保定知府，这就泥水浑浊，难辨真假。怎样排除浊水，去伪存真？就需要找出有效的渠道。渠道之一，凌福彭既然出身翰苑，就应该查一下清朝后期历科进士的名录。一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鱼”就浮出水面了：他是光绪21年（1895）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渠道之二，他既然当过知府以上官员，《清代职官年表》应该有他的记载，一查就明白，他当的不是保定知府，而是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宣统元年（1909）晋升为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的行政财务省长，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地位比从四品的知府显要得多了。渠道之三，既然他的籍贯是番禺，就有必要查一查，清光绪年间编撰的《番禺县续志》，连她的祖父、曾祖父作为知名乡绅行善积福、创制器具的材料都找出不少。我和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通过信，她并不知道这些县志材料。如果我们还能找到凌叔华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古韵》（AncientMelodies），然后再去阅读她早期的小说，对于鲁迅评价她“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展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世族的精魂”DD就可以获得更深刻的领会了。
“竭泽而渔”，是陈垣先生倡导的治学方法，他当过北师大的校长，是与陈寅恪齐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210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读书是一个以我的生命来对证思量书中生命的过程
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英国诗人弥尔顿说过：“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正是有这种书中生命的存在，我们才有根据相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辨。”因为书中不同的生命方式，搜索着和激发着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潜能，读书也就成了在字里行间发现自我、丰富自我、调节自我的心理过程。当书触动你的生命感觉时，我建议你注意做好读书笔记。记笔记是人和书的生命对证。你读到哪点最有感觉，你觉得哪点最有价值，你感到哪点最为重要，你感到哪点最为可疑，都不妨记录下来。一字一句地记，可以加强你的印象和记忆；分门别类地记，可以积累你的知识和清理思路；提要钩玄地记，可以在提要中把握要领，在钩玄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张之洞讲：“读十遍，不如写一遍。”这也可以用在做笔记上。
笔记本子有个A、B面，最初的记录最好只写一面，然后在继续读书时发现同类问题，写在另一面，跟它对照，比较其间的同和异。积累多了，你对这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层次上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梳理它的渊源流变，或解释它的多重意义了。比如读王国维的一段话，觉得耐人寻味，就写在一面，以后不知道哪天读到《道德经》上相似的意思，又记在另一面。如果发现别的书上也有类似的话，再把它积累下来。相互参证，就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微妙差异。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要记住，一个人想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定得坚持这样做卡片、摘记。”唐|先生也认为，大凡读书，一定要做读书笔记，不要自恃年轻时记忆力好，就不做笔记，如果那样，书读多了容易混杂，年纪大后记忆衰退，就难免要吃亏。唐|先生晚年写鲁迅传的时候，想找一个材料，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喝醉时老打他母亲。所以，鲁迅从不喝醉。这段话在哪里？他查找了半年没查到，又找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也没查到，后来偶然读书时，发现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因此，他一再告诫，必须做笔记，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好。如果把鲁迅跟酒的关系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一查起来不就很方便吗？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了，一有感受就写下来，要赶快，不要偷懒。
既然把读书当作人与书的生命的对证过程，是过程，就要设计好自己阅读的阶段性，处理好阅读注意力的集中和转移，逐渐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设计自身学术拓展的战略家。记笔记，关注对证过程的生命痕迹的记录；设计，关注生命对证的过程性的衔接和超越。
我讲点自己的经历供大家批评和参考。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完后，我读了近两千种书，如果在同一领域继续做下去，写一二十本书是没问题的，只要加一点新的资料、新的角度。但我想再写这方面的书，短时间内在分量上是超不过自己的小说史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条件可以转移我的学术领域。考虑到当时才40出头，身体还好，精力充沛，在文学所读书时间相当充裕，完全可能再做一个领域。在国家研究所做学问做成模样，就不能拘束于三五十年的现代文学，有必要转到二三千年的古典文学，予以古今打通。
但是转古典怎么样入手，这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关键是能否找到切入口。考虑到我搞过现代小说史，从古典小说切入，也许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先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研究。
进入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既是乐趣，又是冒险，下的功夫要比人家加倍。所以，《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每一章都力求广泛阅读，精心写作，光是在《中国社会科学》，5年间就发了6篇文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也各发1篇，英文转载过4篇，《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过15篇30万字，这可见自己在读与写上都是下了功夫的。尤其到新领域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你。古典小说史论的系列文章发表的过程中，韩国、新加坡都有一些学者说，中国有两个杨义，一个搞现代，一个搞古典，后来开会在一起时大家才知道是同一个人。
赤坎天趣
■杨 义
说起我的家乡电白县，北京的朋友觉得名字生辣奇怪。我免不了总要解释几句，这大概来自广东民俗“天上雷公最大，人间舅公最大”的自然信仰，以雷电白光名之，比如我们的旧县城就曾取名“神电卫”。
人之初，性近自然。如果谁有兴趣去寻根，这个根的原始点，是与自然浑然难分的。小时称海边沙滩为“沙母”，这个细白绵软的母亲送来过鱼虾，也送来过红薯、木薯。但是母亲一翻脸，乘风扬尘，就眼睛是沙，灶头也是沙，日积月累，可能把田畴、村庄也吞到肚子里去。子民们用竹筐载土养苗，终于在沙母胸膛上栽成绵延数十里的木麻黄防风林。只要你看过岭南画家关山月的《绿色长城》就知道了，沙母已换上绿装。一条六车道的公路成了沙母身上的经络，经络尽头是一座轮船云聚、吊机林立的大港口，旧日的名字叫赤坎头。
电白的不少地名，简直是乡下农夫随手从沙滩草丛中捡得的，还带着一股草腥味儿。这方圆数十里的南海半岛，白沙茫茫，难得有尖端处的一座红壤坡坎，顺嘴就叫它“赤坎头”。坎下一方巨石，顺嘴叫作“牛母石”，仿佛谁家的母牛避暑浴波，卧对沧海一般。赤坎头把苍茫海域隔分为大海、小海，小海湾上有三座沙洲，叫做大洲、二洲、三洲，似乎是大海怀胎的三兄弟，为之来个排行。洪涛缥缈的大南海一侧，有如螺如髻的大、小放鸡岛，海水明澈，能见度达八米，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与放鸡岛隔海相望，是山不大而险峻的狗岭，俯视一马平川的沙原，仿佛一个巨大无比的月牙儿，吐纳着沧海万顷波涛。狗岭已更名虎头山，与放鸡岛和附近的龙头山，组合成天生丽质的龙、虎、凤旅游金三角，名闻遐迩。但是我们祖先从海滩草丛间，为它们捡来草腥味儿的名字，却是牛、狗、鸡，似乎赤坎头就是贴在半岛上的过年红纸，写的是“六畜兴旺”。
这次回到电白，是荔枝将尽，龙眼未熟的仲夏季节。龙眼树下，走来一位清癯秃顶的老者，递给我一本诗词楹联合集《七叶一枝花》，谦恭地说：“这是我的七个子女，省下为我办七十大寿的钱，用来出书了我心愿的。见笑，见笑……”书的扉页写着“启蒙愚师邓枢干”，这使我想起来了：一别四十几年了，他和另一位李启渊老师，是给我们那个只会把天地钟灵毓秀称鸡称狗的地方，带来小学读书声的人。他教过我们两年，教室已从掉白蚁灰的瓦屋，搬到新搭的茅屋。村中的猪狗经常从茅草缝中钻进来，学生踢猪狗的叫声也就和读书声响成一片，听家父说，他调到别的学校后，被打成右派，回乡当裁缝，每年春节还摆摊写对联。前些年，曲阜要创建中国楹联第一城，向全国征联，他有三联入选，其中“入座慢斟，孔府醇醪堪醉客；停车暂住，名城景物最宜人”，最为传诵。
“你还记得甘湘吗？”邓先生提起我同村的一位同学，他在一次骑摩托车的车祸中丧生了，“那时学校种了几十棵榕树，他爬上树杈，撒尿浇同学。”与海浪搏斗长大的孩子，确实野性难驯。记得一次与邻村的学生用土块打仗，追逐着踏坏了一片木薯地。村民告到学校，罚我们扛水浇木薯。有同学辩解说：“这棵木薯是我踩断的，那棵不是。”邓老师问“你看得这么准，那你是存心踩断木薯了？”辨解者天真，质问者机智，激起了满园笑声。
邓先生的书，记载着一个有关赤坎头的故事，大概是他在那里当小学教员的收获。牛母石旁，本有一座神庙，额匾题曰“天后宫”，两边楹联是“南天圣母，海国慈航”，供奉着年轻美貌的“天后”。这座天后庙已荡然无存，变成千万吨级的港口码头了。但是当年香火颇盛。出海的渔船货轮，都须在此摆正船头，鸣笛三声，奉上三牲酒礼，向天后宫虔诚跪拜。然后向内海回航三丈六尺，行了俗称的“回澳礼”，才能平安吉利地驶向茫茫大海。农历三月廿三是天后娘娘诞辰，远近十来个渔港都备办金猪三牲来还愿，并在庙后搭棚演十几天大戏。
天后，也叫做“妈祖”，是福建、台湾至今香火依然极盛的海上保护神。据记载，她是宋朝时候福建省莆田县林姓女子，近千年来护航济难，神迹广扬，给南中国海向外开拓发展带来平安。我曾经查过族谱，我的祖先由华阴迁闽，落脚在福建莆田，南宋初年迁居潮州，又过百余年。西迁到粤西沿海的电白，至于徙居南海半岛，大概已是明清之际了。天后信仰，大概也是这八、九百年的近两千里的迁徙中，由莆田而潮州、而电白，逐站承传而来，这简直可以看作由闽而粤的一条潜在的精神线索。赤坎头附近的浪里石牛、海中鸡岛和沙滩上的狗岭，是我们的祖先仿三牲酒礼之例，设想来献祭给天后的吗？其间有狗，非祭祀之物，大概也只能说，是乡间农夫某日清晨醒来，与自然愕然相对，从沙滩草莽间随手捡来的几分几厘的天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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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的相关新闻
勤学精思 学者杨义 孙立峰
1997年48岁的杨义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50万字三卷本）与同单位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一起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庆20年科研成果一等奖。钱老称道后学杨义：“后起之秀，君最特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祖王瑶先生还推举杨义：“体大精思，多有创见……”
现年54岁的杨义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万寿口村农家，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被列入英国剑桥和美国《世界名人录》、获剑桥“20世纪成就奖”……当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镜头，一直追拍到朝阳区团结湖的社科院宿舍杨义40来平方米的家里。跟社科院的许多学者一样，杨义家也有丁零当啷的钢铁防盗门，真不知道贼来了会偷什么？哪儿哪儿都摞着堆着山似的书，没一件新式家具，没一样儿时髦电器，四壁都让破旧但实在的书架遮着，全没装修，地皮还是水泥的原版，甚至当年施工的残迹还依稀可辨。
杨义（当时）的书房对着厨房傍着厕所挨着大门，杨义的书桌上玻璃板碎了还铺着几层厚纸，纸要常换才成，几天就磨秃了。杨义写东西没香烟恐怕不行，满桌子不是纸和书，就是笔和卡片，要不就是烟和烟头。另外的小间里有床有柜还有杨义的妻子和刚念中学的儿子。亲戚来了根本没法住得下，而杨义带的中外研究生，来到家里连身子都转不开。真不知道“东方之子”的镜头怎么跟拍？好在大都是定位的“长镜头”，如果“东方之子”把镜头沿着杨义走来的足迹再回溯得久远一些，开阔一些，那样捕摄的杨义的业绩大概就会翔实和厚重得多，也会真实和现实得多。
杨义这层年龄段的中国学者几乎全有“发配”的经历，1970年24岁的杨义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分到京西深山石化总厂当徒工，好在杨义本来就是“山里人”，吃的苦比喝过的水还多，“打工”之余从不放下手里的笔，读书和写作成了杨义的生活追求。当满8年的石化职工后，1978年杨义在一个偶然条件下报考了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唐孪壬的研究生。4年的研究生学涯，6人一间集体宿舍，杨义下了床就是桌子，出门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加上研究生院盖在京郊菜地里，进城一趟就荒废一天，杨义索性省了，省钱省力省时还省心……
1981年杨义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研究。当时，30好几的杨义成家了，租赁了一间东郊大山子西八间房生产队农民房享用。这种民房冬凉夏暖、雨漏暑照，内外交融，别具情致。因杨家门前有三株柳树，所以杨先生也像其他“酸腐”的学者一样，称自己的斋名“三柳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杨义开始了个人的“现代小说史”工程。发奋著述，没有“三柳堂”的艰辛，可能不会产生《中国现代小说史》。
洋洋150万言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只是杨义的主打业务，杨义什么都写，散文、随笔、翻译、杂感、理论、批评、古典文论……此外，杨义作品还有图文并茂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至于数百封文坛名家跟杨义的通讯，一部人情浓郁的“信史”正在编纂中……
杨义以自己的勤恳、艰辛、精致和实在的治学风格赢得了众多盛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费德林称“杨义的小说史是里程碑式著作”。萧乾先生赞杨义“是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最有成就的‘知音’文学史家。”
杨义写过现代、写过当代、写过近代，现在又把笔端伸触向古代的《古典文学图志》、《楚辞诗学世界》，杨义一出手，两千三百年前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的名篇《天问》又破天荒顿生新意―――“天问”由170多个问题组成，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等方面进行质问，表现出对旧的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深刻探索，屈原遥居上苍发问人间，纵横时空肆意天论，显然是世界上最早的意识流作品……
1997―1998年间，《杨义文存》（9卷12册）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家国家级的权威出版社为一位中年学者推出如此大规模的学术文集，实在是一道前所未见的亮丽风景。据说《杨义文存》是一部不封底的文存。杨义又正处在自己学术研究的盛年，他还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000新年之际，杨义来到了所务领导的工作岗位上，但愿他能把所长和搞学问更完美地更科学地统一到位。杨义最新的创作将是一部随笔集《耕海者语》，这套“七星随笔”由季羡林先生作序……
图：杨义近影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4月11日第七版)
杨义：水塘里拉上来的研究员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3 月15 日 | 文章来源：新京报
杨义 1946年生于广东电白一个农民家庭，1965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后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等。《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个人独立撰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出版后赢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作者因此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杨义才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杨义已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
“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
杨义的经历跟他的学术文章有很大不同，他的文章独辟蹊径，但他的经历却循规蹈矩。他笑着问我：“你打算知道什么？我的经历？早年的感性一些，近年的则偏于学理的思考。”我选择了前者。就这样，我们进入了杨义贫困的童年。在童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我是我们乡的第一代小学生，在我以前，整个乡里还没有小学生，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乡里第一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我们那里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放牛。外祖父在土改中分到了一头小黄牛，他家中没有小孩，就让我去放牛。
有一年，外乡来了一个穿白褂子的陌生人，他来的时候正是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正在水塘里戏水。他站在岸上跟我们说：“我跟你们的父母商量过了，让你们去上学。”他把我们一个个从水塘里拉出来，给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成了我们乡里第一代的小学生。
学校的条件很简陋，是当时一个跑到香港的地主的瓦房。天花板上的木头都被蚂蚁蛀了，簌簌地往头上掉木粉。一个教室里有两个班，中间用屏风隔起来。这边坐二年级，那边坐四年级。老师教完这边留下作业又开始教那边。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十几二十岁，有的才八九岁七八岁。那个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既是老师也是校长，做饭要自己做，敲钟要自己敲。
后来学生渐渐多了，老师用茅草搭了个棚子，在里面上课，外面的猪啊狗啊都能跑进来，我们小孩子一边上课，一边用脚踢得猪啊狗的哇哇叫。
那时候完全是靠考分的，在读县一中的时候，我的总成绩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数理化成绩又明显比文科高出很多，所以在高二我准备转到文科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让我读理科。老师们这种工作持续了半年多，但是我当时的兴趣已经转到文学方面，也就选择了文科。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咨询，只能看排行榜上大学的名次。在六十年代，文科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大学，第二是北京大学。我就报考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不习惯穿鞋的大学生
大学四年期间，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到底给杨义留下什么影响？我没有在他的讲述中找到答案，他的经历远远没有想像中那样起伏跌宕。杨义选择读书，这是杨义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杨义的开始。
当县城的同学把人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乡下我们家的时候，我正跟父母在地里干活，中午在树阴下休息。母亲一听就掉眼泪了，说：“这怎么支持你去上大学啊？”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还有四个弟弟一个姐姐。当时农村一个劳动日才几毛钱。
后来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拿了一个麻袋，装了棉套，连个箱子都没有。到北京之后，学校补贴了被面和棉衣棉裤。在广东的时候，因为穷，从来没有穿破过一双鞋，经常是打赤脚的。上体育课跳远的时候，我穿着鞋不习惯，还要把鞋子脱下来跳。我买那双球鞋还是因为二年级的一个老乡告诉我，在北京上街不穿鞋是不礼貌的。
那时候是靠助学金过日子的，政府一个月给十七块五毛钱，十五块五吃饭，还有两块钱的零花。每年到了年终，每个人发一张布票，再加上家里寄来的一点钱，买点布做衣服。
在大学一年级，上了一点基础课之后，就到乡下去劳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是农村来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都觉得脸红，所以注定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另一方面，也觉得父母那么辛苦地供自己读书，自己再东蹿西蹿浪费时间对不起他们。我就开始自己看书。
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已经停了，把书都处理了，我用五毛钱买了一本《资本论》，三卷本，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书读。我的同学当中有出身干部家庭的，他们能从家里带来一些其他的书，我也借来读。就这样也读了不少，主要是马列方面的著作，还有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俄罗斯文学方面的书。
考上了唐|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之后，杨义被分配到北京西南的石化总厂（现在的燕山石化）。所学和所用的差距如此之大，时代的底色在杨义那一代人中特别浓重。在那种环境中，杨义依然没有放弃读书，考取了社科院文学所唐|的研究生。
1978年研究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本来我没有打算去考，因为那些指定的文学史教材我都没有看过，还要交论文。当时石化总厂的一个同事正要考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跟我说：“咱们去考一下吧，不要钱不要本，考一次也算有一次的经验。”
之所以从新闻跨越到文学，是因为一方面觉得自己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交往。二来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大多是通过小道消息来的，觉得自己没有那种灵敏的揣摩某种动向的神经。过去读过那些书，似乎为我这次毫无准备的考研早就做好了准备，我选择了现代文学，竟然考过了。
考过之后还没复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寄给唐|先生。唐先生让人给我带口信，希望“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见见我”。那个夏天，我从石化总厂坐车大汗淋漓地赶到永安里唐先生的寓所。我跟唐先生谈到在工厂的读书情况，说自己在那时的情况下没有读过系统的文学史，但是在文史哲方面很多书都读过。唐先生微笑着回答我：“你的知识很杂，但是知识面比较广。
将来你接触一个具体的领域之后，可能深入得比别人还要快。“
20多块钱“经费”重写小说史
在社科院文学所，杨义开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在学者夏志清写给杨义的信中，杨义被誉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在夏志清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话：“《小说史》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必将永垂不朽。”但是听杨义讲述撰写时的过程，却有一种悲凉。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在了文学所，报了一个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在80年代还没有人这么做。那时候都集体写史，可能由一两个老先生带着一二十个人，或者是由好几个高校联合起来写，这样写好多人都能够评上职称。
我当时是初出茅庐，刚刚研究生毕业，才30多岁，自己想独立地写一部文学史，大家都不太相信。我的项目当时既不是国家重点项目，也不是院里、所里的重点项目。在我们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它排行第七。
我就是在一分钱的科研经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这么一个大工程的。我当时住的房子很差，就是农村生产大队的房子，冬天刮风把树叶都刮进屋里来。当时自己也说不上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问题应该重新思考，而且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使学术思维完全可以超越五六十年代。
在写小说史的十年之间，从1981年到1989年底，我没有到外地开过一次会，也从来没有考虑到出国。后来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大概读了两千多种书。1985年初，我把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的初稿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完稿子就决定出版，而且表示第二卷、第三卷只要我能写出来，水平还能通过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出。当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出版我的书，这让我很感激。
第一卷出版之后，我在文学所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第二卷出版之后，在我写第三卷的时候，《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国家教委（现在称教育部）定为高校的文科教材，我在文学所的研究员职称也破格通过了。第三卷完成的时候，博士生导师也破格降临到我的身上。而这个项目我只在所里的财务那儿报了20多块钱的复印费。
转向古典文学的“迟到”博士
《中国现代小说史》完成之后，杨义正值中年，他把学术研究延伸到了古典文学，在几十篇论文发表之后，古典文学界发出惊叹：“古典文学又冒出一个老手。”但是在2001年，已经是博导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考到武汉大学门下，去当博士生。这在当年成了爆炸性新闻。我有点忐忑地问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一个人，即使当了博士生导师，学问也并没有到头。当我以一种学生的姿态去考博士的时候，只是一种角色的转换。当时我就跟那些古典文学的老师说：“我是你们的学生，我进入古典文学比你们晚，你们的著作是我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要读的。”
另一方面，如果要我花很多的时间，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一门门去读，我肯定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武汉大学相信我，比如说相信我的英语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比如说相信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基础不比一般的博士生差。学校尊重我现有的学术成果，把该免试的环节都免掉了。这样，让我可以腾出精力按照学校的要求写出博士论文。博士论文通过的程序是很严格的，我曾经三次、四次地修改我的文章。
如果说到读博士的渊源，那就是我硕士毕业之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到了有了博士机制之后，唐|先生招博士生的时候，我已经是文学所的副研究员了。当时的制度是副研究员以上不允许考博士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学制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属于过渡性的一代人，我考博士，也算是尊重现在的学术制度。一顶博士帽，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迟到的东西”。
口述：杨义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新京报》2005年3月15日
博导杨义读博各方关注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
本身就是博士导师的著名学者杨义研究员却在武汉大学“读”本专业的博士。这一消息近日经传媒披露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学术问题的关注。这没有影响杨义近日正式获得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相反使得杨义的这个学位更具象征意义。
很多人都认为，杨义自己已经是博导了，已经指导了若干博士研究生，使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并且杨义有非同一般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的尊崇地位和那么高的学术职务(见背景资料)。而现在，他还来读博士，而且是读本专业的博士，这显得很荒谬。难道杨义还要用一个并不重要的博士学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学术水平？
博导读博士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博导考博是利益使然，因为在现在的高校体制内，一些待遇往往是与学位高低联系在一起的。“博士”学位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利益“优待证”。有人将博导读博士与时下的“考研热”、“考博热”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社会上普遍的功利主义导致的“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方向上的迷惘。
也有很多人为杨义此举叫好，认为博导读博士，无论其个人动机如何，但所传递出的却是中国学术界泡沫泛滥的真实信息。杨义考博，以他的学术良知和勇气，在泡沫的学术酱缸中，丢下一块巨石。杨义读的是“论文博士”杨义前年在武汉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就是人们经常讲的“论文博士”。其申请程序大致是，申请人在报名时要带博士论文的初稿，经过资格审查，和经相当于博士入学考试的一次考试后，再经过3个月的时间修改论文，再经专家审阅，方有资格答辩。答辩结束后，要经学院学位委员会和学校学位委员会两级审查通过，最后授予学位。
据杨义的指导老师陆耀东教授介绍，杨义虽没有经过“考试”，但一样经过了相应的程序审查，对他的学术进行了全面的考查，包括专业基础和外语等。杨义符合武汉大学关于博士学位申请的有关规定：对于在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申请人，经本人申请、专家推荐、由学校组成专家小组审查后，可免除部分或全部资格考试。
杨义为申请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论文是《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这是在他的一本专著《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去年12月，杨义赴武汉大学进行了论文答辩并顺利通过答辩，武汉大学学位办公室今年1月初发布公告，决定授予杨义博士学位。按国家有关规定，博士学位从获得之日起须有3个月的异议期，若3个月期满无异议，发放博士学位证书。因没有人对杨义提出异议，今年4月，杨义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何“读”博士，记者三问杨义
昨天，一直保持低调的杨义，就其为何“读”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坦陈了他的真实想法。
记者：您有那么高的学术地位，并已经是博导了，为什么还要“读”博士呢？
杨义：我要拿博士学位，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我尊重现代学术制度，我认为高学位应该授予给那些有创造力的学术人才。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制度才能健康正常地发展下去。具体对我个人来说，我是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国的博士制度还没有建立，我不可能连着读下去。而从1981年到1991年，我在从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全部精力投在这一研究上，我读了2000多本原版小说，十年磨一剑，我又不可能为了一个学位而停下手中的研究，而去拿个博士学位。其后，又因种种原因，我没有去拿博士学位。我现在拿博士学位，是我不中断自己的研究，同时又尊重学术制度的结果。
第二、学术是无止境的。我是搞现代文学的，后来我也搞古典文学，我写过《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我的学术成绩的取得过程是我在学术上不断努力开拓的过程，我多次说过，我是一个不偷懒的学生，我去拿博士学位，去当学生，去学习，表明了我一贯的学术态度。当博导并不是学术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是动力。
第三、博导当学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博导为什么不能当学生呢？一方面，博导去当学生，体验一下学生的甘苦，有利于自己作为一个导师更好地指导学生；另一方面，在论文答辩时，很多老师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这对我今后的学术思维、知识的积累有很大的启发，这么多学有专长的人在学术上敲打你，指点你，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我平时听不到的。听不同的声音，是学术上不断超越的动力。学术只有不断地吸取别人的长处，倾听不同的声音，才能不衰竭，才能保持创造力。如果博导只当老师而不愿意当学生，我认为是学术衰竭的表现；如果认为博导不能当学生，那就是对学术的不理解。
记者：为什么要选陆耀东教授做导师？
杨义：凡学有专长的人都应该成为我的老师。陆耀东教授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是我的前辈学者，能得到他的指点，是件难得的事情。我选择陆老师作为我的导师，是偶然也是必然。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陆老师看了我的论文《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认为我这篇只有七八万字的论文比一篇30万字的博士论文水平还高。我开玩笑，那您给我一个博士学位吧？随后，我到武汉大学申请博士学位，陆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这个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必然是我的求知欲望和前辈学者对后辈学者的赏识。
记者：您的博士是如何读的？
杨义：由于我工作很忙，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个研究所的所长，我不可能在武汉呆上3个月作论文的。但这并不妨碍陆老师对我的指导，真正的好的学生不是靠导师的耳提面命，而是靠悟性，导师一讲即透，学术其实只是一张纸，一点就破。我在读硕士时，唐孪壬也是很长时间才见一次。陆老师对我要求很严格，对我的论文修改提出了意见，这其间，我四易其稿，将原稿改成近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包含着陆老师对我的指点，也包含了10多年来我对学术的理解，温故而知新啊。陆耀东：我没有理由拒绝
陆耀东教授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认为，杨义“读”博士是平常事，也是不平常事。杨义拿到硕士学位，现在来拿博士学位，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但杨义已经是一个博导，是全国著名学者，这又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如何理解博导读博士现象，陆耀东认为，博导只是中国有的，国外没有，国外的教授也不是终身制，但博士是终身制。博导读博士主要是围绕学术制度向国际的接轨，是很正常的。杨义要读博士，表现了其学术上的追求，谁也没有理由对他说三道四，我拒绝他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是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的，如果将杨义读博士与学术腐败联系起来，是很荒谬的。博导读博士并非个别现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博导读博士，并不始于杨义，也并非只有杨义。只是杨义以其尊崇的学术地位、职位等攻读博士学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
博导读博士的现象其实几年前就出现，虽然人数不多，但范围很广，很多高校都有这种现象。仅中山大学哲学系就有两位教授在读博士前就已经是博导了，他们是鞠实儿教授和陈少明教授。其中，鞠实儿教授1999年获博士导师资格，2000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成功申请到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博士”)；陈少明教授1998年获得博士导师资格，2000年在中山大学成功申请到哲学博士学位。
鞠实儿教授和陈少明教授在学术上也有相当的造诣，前者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曾主持包括国家863课题、攀登计划课题在内的5项国家级课题的研究，有关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陈少明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科研工作集中在中国哲学与人文科学方法两个领域，在《哲学研究》、《学人》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谈到，我读博士，主要原因是我个人有兴趣和学校鼓励中青年学者拿博士学位，拿了博士学位对我个并没有什么影响，不会因此而增加津贴等，也不能靠这个证实自己的学术水平。但博导读博士是很正常的事，因为现在高校中80年代初毕业的学者，很多都没有博士学位，而高校又鼓励他们拿博士学位。如果有兴趣，去拿一个博士学位，为什么不可以呢？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很难留在高校，因此，博导读博士现象很快将失。
背景资料
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1946年出生，197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1978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唐拢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9年破格成为研究员，1993年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还是牛津大学、英国学术院、荷兰莱顿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客座教授、研究员。
杨义的成就在9卷本的《杨义文存》一览无余，其中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著名学者王瑶认为该书“体大思精，多有创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该书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该书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一道，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届科研成果奖，被列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十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中国新文学图志》，萧乾先生称为“这将是文学史上一部旷世奇书，图固然稀罕，更有嚼头的是一篇篇短文……”；《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都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叙事学》充分体现了杨义力图建立与西方文化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体系这一学术理想。钱钟书先生赞赏杨义“积学深功”、“后起之秀，君最突出”。著名学者夏志清称赞杨义是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第一人”。(撰文：郑君)
杨义简介
杨义，男，汉族，1946年8月30日生于广东省电白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五岁放牛，为家乡第一代小学生。在电白一中读完中学之后，1965-1970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1978年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当工人、宣传干事。1978―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2000年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1年毕业后留文学研究所工作，1985年破格为副研究员（社科院首批破格的六人之一），1989年再破格为研究员（社科院当年破格的二人之一）。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为当时五十岁以下的二人之一），同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学位获得者荣誉。1993年为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文学年鉴》主编，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主要有《鲁迅小说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鲁迅小说会心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88、1991）、《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陕西太白出版社，1994），《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台北业强出版社，1998），《中国叙事学》（台湾南华出版社，1998），《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1），《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杨义文存》1―7卷10册（人民出版社1997―1998）以及论文300余篇，总著作量在八百万字以上。
《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150万字）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开了个人独立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作者为此书读过2000多种原版书刊，论述的作家600人以上，流派30个以上。此书各卷陆续出版，海内外好评如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夏志清称作者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苏联科学院费德林院士说“作者一人做了我们需要一个研究所做的工作”。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此书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此书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已出十几版，被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列为教学基本参考书和研究生基本必读书。又被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列为建所四十周年最有影响的十部著作之一，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1979-1991）优秀科研著作奖、新闻出版总署首届（1978-1990）“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者也因此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上下卷）创造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在台湾与大陆先后出版，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引起强烈的影响，被认为是文学史写作独创性和多样性的一个范本。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专门为此书召开年会（1996）加以研讨。著名作家萧乾称“这是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书”。著名藏书家姜德明说“《图志》是把死材料用活的典范，唐|先生地下有知，当亦鼓掌称快”。自此以后， 以图来讲文学和历史成为出版界的一个热点，出现许多图志类的著作，始作俑者当为此书。
1990年以后，杨义开始贯通古今的学术研究，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所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被“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推为近年成果斐然的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七本功力深厚的著作的第一部，并被国外博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典范”。
《中国叙事学》是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它的原创性和学术功力在海内外深得好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之后，被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专家认为是第一次探索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力作。此书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以及“中国文学研究奖”。
在小说史和叙事学研究之后，杨义又开始了中国诗学的学理体系的研究。1998年出版的《楚辞诗学》从文化诗学和生命诗学的角度对《楚辞》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被古典文学界的一些专家定位为：“《楚辞诗学》一书在对《楚辞》进行经学的读法、训诂学的读法、考据学的读法和鉴赏学的读法之外，开创了诗学的读法的一大宗派，为新世纪的楚辞学拓展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成为楚辞学研究历史的一块崭新的里程碑，因此 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2001年出版的《李杜诗学》被誉为新世纪的诗学力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的十位博士专门为此书召开读书会，认为它是一本“具有整体性的创新体系的著作，把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诗史上超一流诗人的诗作研究推进了一步”。许多学者纷纷著文评述，认为“《李杜诗学》的突出价值在于开辟了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大气、大智慧的新境界。它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于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李杜诗学》是一部充满人文激情的杰作，是近年来中国诗学研究的重大创获之一。作者以深厚的西方美学背景为基础，广泛涉猎中国典籍，让西方美学理论与华夏传统诗学作了一次成功的对话……其价值已超出李杜诗学研究本身，而具有更加深广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针对性”（《文学遗产》，2001，6）。本书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2）。
1998年人民出版社一次性推出《杨义文存》十本，成为国家出版社为中年学者出文存的第一次战略性出版行为，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在《杨义文存》出版座谈会上，许多学者高度评价了杨义贯通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并进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深层次对话的通才式的研究方式。有的中年学者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一个极至”；并有学者说：“当人们忧心忡忡地发出‘学术大师安在’、‘培养新一代大师’的呼吁，如今看着杨义跋涉于学术旅程上的身影，分明又听到大师的足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杨义在著述之余，还先后主编过《不怕鬼的故事》（修订本）、《不信神的故事》，《台湾爱国文鉴》、《台湾爱国诗鉴》、《古今文学名篇》、《顾毓L文集》16卷、《唐宋名篇》四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五卷以及插图本中国诗词经典《李白》、《杜甫》、《王维》、《苏轼》，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他为第一主编的《顾毓L文集》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杨义曾为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1992），曾在英国学术院（1998）、荷兰莱顿大学（1998）、新加坡国立大学（2001）、剑桥大学（2003）任客座教授。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荷兰莱顿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名古屋大学，韩国汉城大学、釜山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国内各主要大学。被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诸高校聘为兼职教授。杨义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讲演被该校的教授认为是“多年来请到该校讲中国文化和文学最好的一位”，是“经典的讲演”。他在英国剑桥、牛津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学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自称他的讲学“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学术方向”，“听他的讲演是一种难得的智慧的享受”。杨义作为英国学术院的客座教授期间，曾普查过大英图书馆东方部6万余种中文古籍收藏，对中国文学与中国绘画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考察，复印了一百余种、数千件罕见的古代图文资料。此举曾被海外的著名汉学家称为“郑振铎先生当年伦敦访书之后一次引人注目的海外访书行为”。
杨义从现代文学到古典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在每一个领域都成绩斐然。这种贯通古今的研究进路不仅需要超乎常人的勤奋与毅力，而且需要开拓的思维和自觉的创新意识。他最具个性的研究方法，是始终自觉地建立具有开拓价值的思维路线和具有体系性的写作战略。眼力+功力+魄力是杨义的座右铭。凭着敏锐的眼力和悟性，杨义的学术专著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往往以境界独辟而赢得众口交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