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门”，这是捐助者与受捐者之间，甚至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又一次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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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楚天都市报》发表一条消息 《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这条消息被新浪网转载后，短短一天时间里，就有评论跟贴1万多条，成为当天跟贴最多的新闻。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感恩门”成为人们竞相评论的话题，至今余波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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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与受助，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捐助与受助是发生在经济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甚至是发生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之间，因而，如何对待捐助与受助，直接反映了不同地位的人们甚至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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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身很简单。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金秋助学”活动，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学前，该市总工会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但一年多来，部分受助大学生的表现令人失望，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未给资助者写信，有一名男生倒是给资助者写过一封短信，但信中只是一个劲地强调其家庭如何困难，希望资助者再次慷慨解囊，通篇连个“谢谢”都没说，让资助者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夏，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女企业家们捐赠时，部分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结果22名贫困大学生中只有17人再度获得资助，共获善款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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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孙俪停捐事件中就有人说，“把爱心的、慈善的、公益的好人好事搞成童话寓言，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这话其实说得有点过于含蓄，无论是孙俪停捐还是这次的所谓 “感恩门”，实际上都已经最终演变成一种恩怨故事。而且，这种恩仇故事，已经不仅是发生在捐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同时也发生在更为广大的社会舞台上。换句话来说，捐助者与受捐者之间的恩仇故事，不过是更广大的社会舞台上，富人与穷人之间恩仇故事的缩影。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无法完全以个人行事的方式或个人品行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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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的调查中，结果是，认为“应该取消，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期望他们将来回馈社会”的154129人，占185569人参人数的83.21%。认为“不应该取消，既然主动资助别人，主观上就不应图回报”的只占8.76%。认为“不好说，也许事情没那么简单”的占8.04%。尽管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但总起来看，在无计其数的跟贴或评论中，受到指责最多的还是受助者，但捐助者受到的指责和抨击也为数可观。“捐者虚伪功利，受者冷漠无情”，一句话概括了对双方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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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不赞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人们的动机做过多的揣测。善事就是善事，不管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一起善事却演变为恩仇故事。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荒谬的逻辑，因为事件的前因后果之间太不对称，中间的逻辑太过扭曲。事实上，那5位因为没有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学生，在这场风波中所承受的指责和心理压力，更强化了整个事情的荒谬性。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其中有的学生的心灵中，这也许成为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件不说是好事，但退一万步也不应该是坏事的事情，为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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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感恩门事件，如同去年的孙俪停捐事件一样，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可能面对和重新审视贫富分化背景下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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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报道说，如今，一场“感恩门”风波，将双方之间微妙的“度”击得七零八落。在各种媒体上发表的无计其数的评论与跟贴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评论者的立场是什么，无论其指责的是哪一方，都往往与“穷人”、“富人”或“穷人与富人”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对捐助者的指责中就更是如此。其间，激愤之词更是不绝于耳。在这样的一种抨击与功讦中，“强求感恩的实质是精神奴役”、“以感恩为前提的捐助与豢养宠物没有什么区别”、“索要感恩的捐助是为富假仁”。在指责富人的同时，是站在穷人立场为受助者的辩护。相反，在对受助者的指责中，对穷人的轻蔑也是随处可见，有的甚至臆想性地将受助者的贫困与其父辈的无能和超生相联系。在此，我们其实并非要评论其中的是非曲直，许多指责也许都自有其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当中体现的以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划界为基础的对立。于是，一种私人性的事件演变为公共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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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双方关系中 “微妙的度”，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这种“微妙的度”来自什么地方？它应该来自贫富迅速分化背景下的 “敏感心态氛围”。在这种心态氛围之下，许多事情就会被扭曲。索取感恩，也许应当受到指责，但相对于更多分文不出的人，无论如何最应受到指责的不是这些作为捐助者的女企业家，尽管可能她们出的钱也不多，要求感恩的做法也欠妥，而被指为忘恩负义白眼狼的学生，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不给捐助者写信并不意味着不知道感恩，贫困所导致的自卑与自尊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因素。然而，在一种特殊的敏感心理氛围中，这一切都可能被扭曲和放大。有人曾半开玩笑地说：“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那就是阶级矛盾。”这里问题的实质是，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深，“富人”与“穷人”的分野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各种各样的指责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人们总是力图将对方置于道德不正义的位置。而这种做法的背后是群体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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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根本上说，心态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唐昊先生曾经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多位慈善人士在北京一个慈善活动上谈了亲身经历的索捐：有求助者没拿到钱就躺在慈善人士经营的饭店门前要钱；也有人在慈善人士家属的病床前吵闹，逼人捐款。青岛市的王明殿多年来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100余万元，其事迹被报道后遭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12人，不给钱就叫骂威胁，还打恐吓电话。唐昊先生说，看到这则新闻，不仅想起前几天炒得沸沸扬扬的农民工讨薪成功后拖欠律师费、受捐助学子不感恩等事件。在这些被描述为不感恩、“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人们身上，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些不约而同的行为是一个信号――弱势群体不再唯唯诺诺承受命运的不公，而是理直气壮地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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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孙俪停捐事件时，我曾经指出，“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是出在捐助者和直接受捐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可以把捐助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捐助者直接对受捐者的，可以称为直接捐助；一种是通过慈善机构实施的，可以称为间接捐助。孙俪对贫困学生的捐助就属于直接捐助。直接捐助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中承载了太多的个人因素，尤其是施恩与感恩的关系，甚至其中有一种拟亲属化的因素”。现在看来，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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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看一下这次社会为这种一对一的直接捐助所安排的具体场景：“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一位受捐者回忆起去年跳集体舞时的情景，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是屈辱。还有受助者家长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句歌词，“宋总（一位捐助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一篇报道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捐助仪式的现场上，一位受助者向前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在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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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索一个问题：在一个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的社会里，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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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与受助，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捐助与受助是发生在经济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甚至是发生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之间，因而，如何对待捐助与受助，直接反映了不同地位的人们甚至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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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身很简单。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金秋助学”活动，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学前，该市总工会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但一年多来，部分受助大学生的表现令人失望，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未给资助者写信，有一名男生倒是给资助者写过一封短信，但信中只是一个劲地强调其家庭如何困难，希望资助者再次慷慨解囊，通篇连个“谢谢”都没说，让资助者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夏，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女企业家们捐赠时，部分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结果22名贫困大学生中只有17人再度获得资助，共获善款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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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孙俪停捐事件中就有人说，“把爱心的、慈善的、公益的好人好事搞成童话寓言，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这话其实说得有点过于含蓄，无论是孙俪停捐还是这次的所谓 “感恩门”，实际上都已经最终演变成一种恩怨故事。而且，这种恩仇故事，已经不仅是发生在捐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同时也发生在更为广大的社会舞台上。换句话来说，捐助者与受捐者之间的恩仇故事，不过是更广大的社会舞台上，富人与穷人之间恩仇故事的缩影。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无法完全以个人行事的方式或个人品行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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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的调查中，结果是，认为“应该取消，不知感恩的人很难期望他们将来回馈社会”的154129人，占185569人参人数的83.21%。认为“不应该取消，既然主动资助别人，主观上就不应图回报”的只占8.76%。认为“不好说，也许事情没那么简单”的占8.04%。尽管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但总起来看，在无计其数的跟贴或评论中，受到指责最多的还是受助者，但捐助者受到的指责和抨击也为数可观。“捐者虚伪功利，受者冷漠无情”，一句话概括了对双方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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