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决策自主
潜江市张金镇，东郊500亩的土地上机器轰鸣。数月前，湖北齐力华盛铝业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的新厂区竣工，有意在这里延续一个当年乡镇企业的传奇。
1995年，华盛铝厂筹划动土兴厂之时，张金镇还只是潜江西南边陲的一个无人问津之地。现在，它已经是多年的“湖北乡镇企业十强乡镇”。2006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2亿元，人均GDP达到2.98万元。
担任过张金镇镇委书记的张明刚经历了这里的创业时代。当年华盛铝厂初建时，急需一大笔资金，而一般而言乡镇企业很不容易申请到大宗银行贷款。
“但这个企业生逢其时。”张明刚告诉记者，当时潜江由省直管后，大量决策权已经下放到市里，其中包括限额审批与协同申报乡镇企业贷款的职权。
经过市政府的直接沟通和协调，银行和省里高层亲自下来考察，大家在镇上拍板表态，要解决企业发展资金问题。
后来，这个铝厂为该镇的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2002 年，张金镇被国务院体改办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在直管市产业经济“大跃进”的时代，张金的崛起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原潜江市政协主席程家弼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以前，潜江的招商引资金额还是零。
“决策不能自主，申报和审批程序冗繁，企业不敢贸然前来投资。”很长一段历史，坐拥丰富的油气盐资源、又有江汉油田落地的潜江，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工业。
成为省直管市后，潜江逐步根据自己的资源特色，自主确定了产业振兴战略。市里加强了与江汉油田的联系，协同建立了“石油―机械―化工―纺织”的一整套产业链，并利用潜江的地下资源发展出配套的工业体系。十年中，潜江成立了三个经济开发区、四个工业园，不少投资过亿元的重点项目纷纷落户。
目前，遍布开发园区的石化、冶金、制药、纺织四大产业，已经成为潜江经济的支柱。随着油田资源日渐枯竭，它们当为这座城市的未来转型谋篇布局。
潜江的东邻仙桃，这个曾遍唱着“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的地方，如今亦沧海桑田，成为民营企业之乡和华中纺织基地。
刚从仙桃市市长任上出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的陈吉学也将此变化归功于省直管体制。他说，1994年设立为直管市后，仙桃利用政策体制转变和权力下放的机遇，实施开放强市战略，大力度推进招商引资，引来了一批新的产业，使仙桃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变革。
陈吉学介绍，仙桃的民营企业从那时起步，经十余年发展，已形成了以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食品、建材等产业为主体的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产品外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武汉城市圈的9市共荣格局中，仙桃和其他两个直管市均以与地级市同等的身份和地位，参与到更大的产业发展平台上来。下一步，则是努力将仙桃建成武汉“千亿元产业”的加工配套区、建成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集聚区。
“回顾仙桃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受益于体制创新的历程。”陈吉学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三座城市的人们都有这个共识，即产业经济的快速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制改变带来的决策自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道，相较于如今大多数落实扩权的县市，天潜仙三个省直管市在14年前就具备了更为重要的条件――不仅是财政直管，而且是行政直辖，这比现在的“扩权县”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
本报记者也从潜江市委获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今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鼓励三个直管市：“只要国家法律、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你们就可以大胆尝试、放手试验。”
5. 经济整合之思
硬币亦有两面。
当年三市合分之争遗留下来的裂痕，多年后仍然可以轻松地从采访对象的言谈中捕捉到。关于“地位”和“名号”的争议虽已成往事，但至今还在悄悄影响这三个邻居的共同远景。
“每次省里公布‘十强县市区’的排名时，三市的市长首先会找自己和另外两座城市的名次，如果发现落后于它们，就感觉很没面子。”一位接近三市高层的人士告诉记者。
这种私下的竞争甚至表现在“跑部钱进”上面。“都是直管市，政策空间是一样的，就看谁会拉项目、谁和省里关系搞得好。”
一条横贯东西的高铁，最近就让这几座城市的人们沉不住气。这条过境湖北的沪蓉客运专线从武汉一路向西，境内将设7个车站。规划者未曾料到，高铁车站的设置地点居然引发了三个直管市之间的口水战：大家都希望将车站设在自己本市的地盘上。
最终，潜江和天门（仙北）两地得以设站。尽管仙北与仙桃仅一江之隔，仙桃的官员们还是着实惆怅了一把。
不仅仅是口水战。从天门去往武汉的乘客们发现，路经仙桃、投资6个亿的天仙一级公路两年来正在等待两地的最后拉锯：他们不得不让高速客车在低等级公路上多颠簸42公里，而车主每月要额外消耗4500元。
关于为何阻止天门客车路经仙桃，仙桃市运管处的工作人员如此解释：“仙桃的车主们担心，如果天门的客车经过仙桃城区，可能会争抢客源，引发矛盾。”据说，天门也不允许仙桃的客车对开；仙桃人要去天门，得徒步走过汉江大桥到仙北去乘车。
“三市都是一衣带水的兄弟，如果互不服气，互掐脖子，倒霉的是百姓，吓跑的是客商，最后只会是两败俱伤。”上述接近三市高层人士认为，守土有责自然没有错，但在同一屋檐下，还有一个全局观念，只有互相支持，才会把蛋糕做大，三个和尚才会有水吃。
在长期参与三个直管市经济调研的新华社湖北分社政文部主任张先国看来，三市经济各有优劣。
仙桃离武汉最近，经济活力较强，但其境内矿产资源贫乏、工业又以外向型的轻工纺织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难逃经济环境的侵蚀。
潜江工业基础较扎实，财力最为雄厚，但资源枯竭的情势不可避免，甚至已经影响到工业经济。目前，部分大企业已将总部或研发基地悄然搬离潜江。
天门一直是华中地区有名的“侨乡”，据称有28万天门老乡旅居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几年天门市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但作为典型的农业县市，天门的经济活力相对较弱。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伍新木告诉本报记者，省直管虽然给城市带来了珍贵的自主，但另一方面，分散的决策权力和产业规划易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恶性竞争。
比如，在农业生产上会涉及水系水网的争夺、工业上则涉及跨区域原材料配置、产业链的建立与整合等等问题。
“直管县市的行政区划空间和资源整合余地不如地级市，这就需要大家重视合作，需要在行政上共同探求共赢的智慧。”伍新木表示。
如今进入操作阶段的武汉城市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作为“1+8”城市圈中的三员，天潜仙已经开始注重在区域经济上实现产业的角色分工和协调发展。在不久前公布的城市圈综改区整体方案中，每个区内的城市都被赋予了经济发展的角色定位，备受三地人们关注的城际公交也已经在规划中。
不久前，三市市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三市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国内的大市场，大家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合作和共同发展。
湖北省省委书记罗清泉在今年年初的人代会上亦提出，要把三市合作发展作为一个课题，请各位市长认真研究。
至今仍共用一个电话区号的三座直管市，至少已经看到了一个“黄金三角”的可能性未来。
6. 闭合型人事圈
在三座直管市采访时，天门市委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在这里当干部，就要有一直‘窝’在这里的心理准备。”
潜江人大主任刘明刚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表示，潜江历届领导干部，90%以上都被圈在了这个城市，没有向外的流动的机会。一般来说，在市委和政府岗位上干到了一定年龄，就进本市的人大政协，自己消化、内部流动。
刘本人也是遵从这样的体制惯性。他1996年出任潜江市委常委，后从副书记岗位然后转至人大。从出生开始，他没有真正离开过这个城市。
这种闭合性人事体制，让三市官员们感觉自己的从政前景甚至不如低他们半个级别的县市：由于有一个中间地级市的台阶，他们上升或对流的渠道反而畅通。
“在省直管市，五年下来有1到2个外调岗位指标就算很不错了。”刘明刚苦笑。
吴启柏告诉记者，前不久在省委组织部的一次座谈会上，三市提出为老干部争取个“名分”，省里研究后，最终给了几个处级名额“作为安慰”。
三市干部人事流动性偏弱，已经影响到当地的政经生态。
在三市的采访中，众多官员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官员要有一个职位预期的激励机制。新华社湖北分社政文部主任张先国告诉本报记者，从政者通常会对政治升迁持有预期，如果这个升迁或流动的渠道被封住了，激励机制就会因职位预期的丧失而失效。
如果取消地级市呢？
“如果不存在中间地级市的这个台阶，其他县市都省直管了，这个激励机制就正常了。”张占斌表示，现在三市的闭合型人事圈状况，属于体制“窜进”过程中，改革的不配套、不平衡使然。
张认为，在其它县市没有实现直管的情况下，直管市的级别地位才比较尴尬，以致出现在干部流通体制上两头落不着的情况。
事实上，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曙光撒进。
2007年初，时任湖北省长罗清泉宣布，除恩施自治州和市辖区外，赋予全省所有县(市)政府享受地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定调，要求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县(市)体制。
然而，在各地对“省直管”呼声四起之时，张先国则表示要警惕“一刀切”式的改革路径。他认为，省直管县，一定要因地制宜。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可以实行省直管县；经济基础不是很好的地区，其自我造血功能不强，需要地区内部的平衡和支援，而直管后省里难免因直管的县市太多而顾此失彼。你叫它独立，生存都有困难，又怎么会有发展呢？”
地市级官员群体的利益如何协调与保证，也许是关乎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张占斌认为，需要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渐寻求解决方式，但减少中间层级的行政体制改革大方向不能变。
“智慧、勇气和耐心，一样也不能少。”张占斌意味深长地说。
潜江市张金镇，东郊500亩的土地上机器轰鸣。数月前，湖北齐力华盛铝业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的新厂区竣工，有意在这里延续一个当年乡镇企业的传奇。
1995年，华盛铝厂筹划动土兴厂之时，张金镇还只是潜江西南边陲的一个无人问津之地。现在，它已经是多年的“湖北乡镇企业十强乡镇”。2006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2亿元，人均GDP达到2.98万元。
担任过张金镇镇委书记的张明刚经历了这里的创业时代。当年华盛铝厂初建时，急需一大笔资金，而一般而言乡镇企业很不容易申请到大宗银行贷款。
“但这个企业生逢其时。”张明刚告诉记者，当时潜江由省直管后，大量决策权已经下放到市里，其中包括限额审批与协同申报乡镇企业贷款的职权。
经过市政府的直接沟通和协调，银行和省里高层亲自下来考察，大家在镇上拍板表态，要解决企业发展资金问题。
后来，这个铝厂为该镇的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2002 年，张金镇被国务院体改办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在直管市产业经济“大跃进”的时代，张金的崛起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原潜江市政协主席程家弼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以前，潜江的招商引资金额还是零。
“决策不能自主，申报和审批程序冗繁，企业不敢贸然前来投资。”很长一段历史，坐拥丰富的油气盐资源、又有江汉油田落地的潜江，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工业。
成为省直管市后，潜江逐步根据自己的资源特色，自主确定了产业振兴战略。市里加强了与江汉油田的联系，协同建立了“石油―机械―化工―纺织”的一整套产业链，并利用潜江的地下资源发展出配套的工业体系。十年中，潜江成立了三个经济开发区、四个工业园，不少投资过亿元的重点项目纷纷落户。
目前，遍布开发园区的石化、冶金、制药、纺织四大产业，已经成为潜江经济的支柱。随着油田资源日渐枯竭，它们当为这座城市的未来转型谋篇布局。
潜江的东邻仙桃，这个曾遍唱着“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的地方，如今亦沧海桑田，成为民营企业之乡和华中纺织基地。
刚从仙桃市市长任上出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的陈吉学也将此变化归功于省直管体制。他说，1994年设立为直管市后，仙桃利用政策体制转变和权力下放的机遇，实施开放强市战略，大力度推进招商引资，引来了一批新的产业，使仙桃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变革。
陈吉学介绍，仙桃的民营企业从那时起步，经十余年发展，已形成了以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食品、建材等产业为主体的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产品外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武汉城市圈的9市共荣格局中，仙桃和其他两个直管市均以与地级市同等的身份和地位，参与到更大的产业发展平台上来。下一步，则是努力将仙桃建成武汉“千亿元产业”的加工配套区、建成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集聚区。
“回顾仙桃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受益于体制创新的历程。”陈吉学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三座城市的人们都有这个共识，即产业经济的快速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制改变带来的决策自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道，相较于如今大多数落实扩权的县市，天潜仙三个省直管市在14年前就具备了更为重要的条件――不仅是财政直管，而且是行政直辖，这比现在的“扩权县”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
本报记者也从潜江市委获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今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鼓励三个直管市：“只要国家法律、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你们就可以大胆尝试、放手试验。”
5. 经济整合之思
硬币亦有两面。
当年三市合分之争遗留下来的裂痕，多年后仍然可以轻松地从采访对象的言谈中捕捉到。关于“地位”和“名号”的争议虽已成往事，但至今还在悄悄影响这三个邻居的共同远景。
“每次省里公布‘十强县市区’的排名时，三市的市长首先会找自己和另外两座城市的名次，如果发现落后于它们，就感觉很没面子。”一位接近三市高层的人士告诉记者。
这种私下的竞争甚至表现在“跑部钱进”上面。“都是直管市，政策空间是一样的，就看谁会拉项目、谁和省里关系搞得好。”
一条横贯东西的高铁，最近就让这几座城市的人们沉不住气。这条过境湖北的沪蓉客运专线从武汉一路向西，境内将设7个车站。规划者未曾料到，高铁车站的设置地点居然引发了三个直管市之间的口水战：大家都希望将车站设在自己本市的地盘上。
最终，潜江和天门（仙北）两地得以设站。尽管仙北与仙桃仅一江之隔，仙桃的官员们还是着实惆怅了一把。
不仅仅是口水战。从天门去往武汉的乘客们发现，路经仙桃、投资6个亿的天仙一级公路两年来正在等待两地的最后拉锯：他们不得不让高速客车在低等级公路上多颠簸42公里，而车主每月要额外消耗4500元。
关于为何阻止天门客车路经仙桃，仙桃市运管处的工作人员如此解释：“仙桃的车主们担心，如果天门的客车经过仙桃城区，可能会争抢客源，引发矛盾。”据说，天门也不允许仙桃的客车对开；仙桃人要去天门，得徒步走过汉江大桥到仙北去乘车。
“三市都是一衣带水的兄弟，如果互不服气，互掐脖子，倒霉的是百姓，吓跑的是客商，最后只会是两败俱伤。”上述接近三市高层人士认为，守土有责自然没有错，但在同一屋檐下，还有一个全局观念，只有互相支持，才会把蛋糕做大，三个和尚才会有水吃。
在长期参与三个直管市经济调研的新华社湖北分社政文部主任张先国看来，三市经济各有优劣。
仙桃离武汉最近，经济活力较强，但其境内矿产资源贫乏、工业又以外向型的轻工纺织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难逃经济环境的侵蚀。
潜江工业基础较扎实，财力最为雄厚，但资源枯竭的情势不可避免，甚至已经影响到工业经济。目前，部分大企业已将总部或研发基地悄然搬离潜江。
天门一直是华中地区有名的“侨乡”，据称有28万天门老乡旅居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几年天门市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但作为典型的农业县市，天门的经济活力相对较弱。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伍新木告诉本报记者，省直管虽然给城市带来了珍贵的自主，但另一方面，分散的决策权力和产业规划易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恶性竞争。
比如，在农业生产上会涉及水系水网的争夺、工业上则涉及跨区域原材料配置、产业链的建立与整合等等问题。
“直管县市的行政区划空间和资源整合余地不如地级市，这就需要大家重视合作，需要在行政上共同探求共赢的智慧。”伍新木表示。
如今进入操作阶段的武汉城市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作为“1+8”城市圈中的三员，天潜仙已经开始注重在区域经济上实现产业的角色分工和协调发展。在不久前公布的城市圈综改区整体方案中，每个区内的城市都被赋予了经济发展的角色定位，备受三地人们关注的城际公交也已经在规划中。
不久前，三市市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三市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国内的大市场，大家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合作和共同发展。
湖北省省委书记罗清泉在今年年初的人代会上亦提出，要把三市合作发展作为一个课题，请各位市长认真研究。
至今仍共用一个电话区号的三座直管市，至少已经看到了一个“黄金三角”的可能性未来。
6. 闭合型人事圈
在三座直管市采访时，天门市委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在这里当干部，就要有一直‘窝’在这里的心理准备。”
潜江人大主任刘明刚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表示，潜江历届领导干部，90%以上都被圈在了这个城市，没有向外的流动的机会。一般来说，在市委和政府岗位上干到了一定年龄，就进本市的人大政协，自己消化、内部流动。
刘本人也是遵从这样的体制惯性。他1996年出任潜江市委常委，后从副书记岗位然后转至人大。从出生开始，他没有真正离开过这个城市。
这种闭合性人事体制，让三市官员们感觉自己的从政前景甚至不如低他们半个级别的县市：由于有一个中间地级市的台阶，他们上升或对流的渠道反而畅通。
“在省直管市，五年下来有1到2个外调岗位指标就算很不错了。”刘明刚苦笑。
吴启柏告诉记者，前不久在省委组织部的一次座谈会上，三市提出为老干部争取个“名分”，省里研究后，最终给了几个处级名额“作为安慰”。
三市干部人事流动性偏弱，已经影响到当地的政经生态。
在三市的采访中，众多官员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官员要有一个职位预期的激励机制。新华社湖北分社政文部主任张先国告诉本报记者，从政者通常会对政治升迁持有预期，如果这个升迁或流动的渠道被封住了，激励机制就会因职位预期的丧失而失效。
如果取消地级市呢？
“如果不存在中间地级市的这个台阶，其他县市都省直管了，这个激励机制就正常了。”张占斌表示，现在三市的闭合型人事圈状况，属于体制“窜进”过程中，改革的不配套、不平衡使然。
张认为，在其它县市没有实现直管的情况下，直管市的级别地位才比较尴尬，以致出现在干部流通体制上两头落不着的情况。
事实上，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曙光撒进。
2007年初，时任湖北省长罗清泉宣布，除恩施自治州和市辖区外，赋予全省所有县(市)政府享受地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定调，要求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县(市)体制。
然而，在各地对“省直管”呼声四起之时，张先国则表示要警惕“一刀切”式的改革路径。他认为，省直管县，一定要因地制宜。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可以实行省直管县；经济基础不是很好的地区，其自我造血功能不强，需要地区内部的平衡和支援，而直管后省里难免因直管的县市太多而顾此失彼。你叫它独立，生存都有困难，又怎么会有发展呢？”
地市级官员群体的利益如何协调与保证，也许是关乎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张占斌认为，需要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渐寻求解决方式，但减少中间层级的行政体制改革大方向不能变。
“智慧、勇气和耐心，一样也不能少。”张占斌意味深长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