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东站沿着常东路往西走，到南城路往左拐两百米，在东莞公安局常平分局特警大队一侧就能看到一大片宽阔低矮的厂房。在这里，高宝路、土塘第一工业路与不远处的一条北上铁轨平行。这一片座落着高宝塑胶电子厂、高盛电子厂、高宝化妆品公司，组成了高宝科技园。围绕着这些工厂，周边衍生出大片小超市、网吧、电话吧、饭馆、小旅馆以及桌球吧等配套。
在这里，摩托车时常飞驰而过，如果听到加大油门的轰鸣声夹杂着尖叫，不出所料就是有人的包被抢了。高宝塑胶电子厂一侧有一间小超市，小超市有一排用玻璃隔出来的电话亭。那时候手机还没现在普及，每天会有好几百人拖着大小行李，在电话亭里给家里报平安。电话亭外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在买着拖鞋洗发水一类的生活用品。
抵达高宝塑胶电子厂已经是晚上8点多。从大门进来，右侧是数层亮着灯的厂房，机器低沉的运转声不绝于耳，厂房绵延几百米后就是工人宿舍。填表格时，人事部会将持假身份证人员特别划分。后来我才知道，工厂里大部分人，尤其是来自河南、湖南等地的人，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证，这其中有因为年龄还不到16岁没获得身份证，也有证件遗失或有犯案记录等原因。我所在宿舍里就有个13岁的小孩拿着的是假证。12、13岁的孩童在流水线上一抓一大把，往前边一看，被普通身高挡住的看不见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二是有人犯了事或者觉得自己总会犯事的，就直接拿假证来护身。厂方对此现象深谙在心，但年龄未满或者没有身份证的人员太多，如果态度坚决，会影响工人数量。将持假身份证人员另外登记，是因为假证无法办理银行卡，这些人直接以现金领取薪水。
按照人事部分配，我的工作职位就是在流水线上给不断传送下来的电话话筒接线，打螺丝，再放回流水线上传送到下一岗位。一望无际的流水线承载着你将要按时按量完成的半成品，手脚不得松懈，否则你面前的货品会堆积成山，招来拉长一顿臭骂。大多数拉长是在普工位置做了七八年升上去的，因此能站在流水线普工的立场，但作为一个被指标要求的管理人员，来自农村的他们，管理方法只有父母棍棒教育的那一套。因此拉长对灵活勤快者较为关照，但对贪玩懒散，或者是动作较迟钝者，言语尽是人身攻击。对于大约占流水线1/4的童工，敲头踹肚的行为是常有发生的。在流水线上，若你要上厕所，需要和拉长递交申请，等拉长同意了，由其他装卸工顶上几分钟。但若是拉长对你各种不爽，上厕所申请会被延迟或者拒绝。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工厂管理层与普工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外加餐饮低劣，工作环境差，前途渺茫收入有限，对抗情绪每日都在积累。
在东莞打工的人员必定知道治安员这么个角色。东莞拥有各种没有门槛的工作机会，由此聚集成千上万农村青少年；然而东莞并没有泡沫剧中底层人能拥有的梦想。流水线上的工作繁复而无望，使得心志不坚者无法忍受。数百万的人们，总会通过各种方式产生联系，同乡会是最普遍的一种。各个群体相互联系、相互摩擦，在群体的保护下，打破守则，铤而走险。在工厂里两个普通员工的斗殴，随时都会滚雪球一般演变成两个地域的战争。人数膨胀鱼龙混杂，治安员正是社会管理能力无法跟上带来的产物。治安员遍布东莞每一个村组，行使职能与警察相差不大。区别在于他们并没有什么规则管束。他们常常坐在摩托车上，后座时常插着一根钢管。或者戴着墨镜，或者穿着迷彩服。呼啸而过，不可一世。
我当时在东莞所写的文章稿子，都是下班时间在纸张上完成，晚上再到附近的网吧录入电子版。2004年4月30号晚，我在网吧交了钱准备通宵上网。在电脑前录入不到800字时，网吧忽被一群身穿黑色工作服的治安员包围。所有上网的人悉数被带走，稍有反抗随即被拳打脚踢。我第一反应是，应该是查暂住证的，并故意从后门逃走。结果被治安员大步追上，朝背后狠狠踹了两脚，爬起来后被拖着头发塞到了漆黑无光的货车车厢里。期间他们横扫了工业区周边所有的网吧，继续将人一个个塞了进来。
货车是全封闭车厢的五十铃汽车，两个车门在外反锁以后，任凭你再用力也无法推开。车厢里一丝亮光不得，只闻到周边焦急的喘息。有人刚出世道，紧张害怕而敲打车厢铁皮；有人在此打工数年，对这一套都有了解，言语淡定。我自幼听说广东有很多小作坊地下工厂，只要是没暂住证就都会被抓去干活，没个一年半载是出不来的。因为在几年前我的一个堂叔就在此失踪了，所以我有些许紧张，想着若被扔到地下工厂，该怎么逃走。黑暗里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对我说，别紧张，没事的，估计就是罚点钱而已。
后来货车开始爬坡，来到了一个小土墩上面，车尾朝着一个铁栅栏大门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尾下来，通过铁栅栏的小门一个个进到一个杂物凌乱摆放的院子里。这时一辆面包车在货车旁边停了下来，里边出来的是某一个网吧的老板，他进了院子旁边的办公室，不一会出来，在他网吧上网的人就可以跟着走了，这也使得日后更多的人只去他的网吧上网。最后被带过来的人只剩下37个，所有携带物品均被缴纳，包括我的手稿本子。凌晨2点，我们被塞进了一个7平米的小房子，用一根铁链缠绕锁住。
7平米的小房子装37个人。要只是如此，倒是幸运的。那房子是铁条焊制，外加一层铁皮封闭，旁边就是治保所的办公室。房里只要声音大一点，就会有人前来踹打铁门，以作警示。小房子里最难受的是熏臭的气味。由于随时都有人关进来，不少人直接在里面大小方便，站着的时候除了气味刺鼻难闻，还得忍受疯狂穿梭的蚊虫。转来转去的几只大苍蝇，外加无数的蚊子，嘤嘤的叫声带来浑身鸡皮疙瘩，并且全身上下叮咬。5月初广东天气已经变热，穿着以短袖为主。所以你必须不断走动以驱赶叮在身上的蚊子。另外就算能忍受蚊子的骚扰，要找地方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地板都是潮湿的泥巴，里面除了一个生锈潮湿的铁框架，没任何放松舒展物什。
一群人就这样局促不安的地等着，在窗外天边泛鱼肚白的时候，一个柳州的小伙子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开始用力敲打铁门。不出两分钟一个头发栗黄的治安员冲过来伸手抓住他的脑袋用力朝铁门撞了几下。面对黄毛治安员的大声呵斥，柳州小伙子一边擦着额头上流下来的血，一边软弱的回答想上厕所而已，其实他当时是想质问为什么将我们抓到这里来。然而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你连获得说法的机会都没有，更莫谈尊严所为何物。
天亮以后，值班的治安员开始刷牙洗脸吃饭，音箱里放着《断点》之类的歌，但没有将人放出来的意思。到了9点，其他治安员陆续上班。一个胖子将人放到院子里，人们大多开始问为什么抓我们进来，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你们过了晚上12点还在上网”。这就是终极答复，没有任何后续解释。如果你质疑，得到的是拳头与棍棒。随后要求每个人交罚款200元便可自行离去。其中10人交了钱，另外有7、8人称没带足够的钱，先把身份证押在这里回去拿钱来赎回。
不过他们身份证大多是假的。一张假证当年在东莞也就20、30块，押着不拿，于他们而言并没太多损失。然后剩下的人开始被指挥着干活，因为院子里几颗树刚刚被砍倒下来，几个人将堆积在院子里的木头劈开，堆叠整齐。另外一部分打扫卫生，拖地，洗涮厕所。
完了以后已经是下午3点，那会已经饿得浑身发软了，一夜未睡，我在想着接下去会有什么境遇。期间有人陆续交200元罚款离去，最后剩下几人死撑着。有人是身上的确没钱，有人是有钱不愿给。还有人有另外想法，就是等着200块的价钱降下来再给。到了下午5点，50块钱就可以走了。随后走得只剩下3人，我依然坚持不愿掏钱，在那干耗着。最后饿得快瘫倒在地，担心继续关押小房子，只好交钱作罢。
临走的时我要求拿回我写稿的本子，被刚睡醒的黄发治安员指着骂你还找什么找，小心我等会继续把你关进去。在我一再坚持以后，胖子治安员让我进去搜寻，却不见任何踪影。大概是早晨清理房子，被当做垃圾扔走了。
我走出院子大门，忽然觉得像走出监狱一般。然而东莞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却像一个更大的监狱。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东莞早期被这个国家拿来做试验。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发展，工人的利益是不被顾及的。粗暴的治理更使得工厂以外的领域成为野蛮丛林。低廉的收入，繁复机械的劳动，漂泊他乡，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
多年以后，一场影响深远的用工荒袭击了东莞。工厂开始购买更先进的机器，开始提高工资待遇，增加娱乐设施，不久之前强烈抵触的新劳动法逐步施行。政府开始放下身段帮着企业全国招聘，开始帮着处理养老转移等各种问题。然而除了工资从2004年的800~1000元涨到了3000~3500元，其他一切并没有改变。很多症结早已形成，积重难返，也依然还是个野蛮的丛林。
在这些人的概念里，并不认为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工人”，而是略带嘲谑的“打工仔”。他们并不愿意当打工仔，只是他们没有更多机会，除非突破了底线，伤害他人或是伤害自己。在东莞，无论飞车盗贼还是“小姐”，于他们自己而言，不过是自己选择的某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摩托车时常飞驰而过，如果听到加大油门的轰鸣声夹杂着尖叫，不出所料就是有人的包被抢了。高宝塑胶电子厂一侧有一间小超市，小超市有一排用玻璃隔出来的电话亭。那时候手机还没现在普及，每天会有好几百人拖着大小行李，在电话亭里给家里报平安。电话亭外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在买着拖鞋洗发水一类的生活用品。
抵达高宝塑胶电子厂已经是晚上8点多。从大门进来，右侧是数层亮着灯的厂房，机器低沉的运转声不绝于耳，厂房绵延几百米后就是工人宿舍。填表格时，人事部会将持假身份证人员特别划分。后来我才知道，工厂里大部分人，尤其是来自河南、湖南等地的人，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证，这其中有因为年龄还不到16岁没获得身份证，也有证件遗失或有犯案记录等原因。我所在宿舍里就有个13岁的小孩拿着的是假证。12、13岁的孩童在流水线上一抓一大把，往前边一看，被普通身高挡住的看不见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二是有人犯了事或者觉得自己总会犯事的，就直接拿假证来护身。厂方对此现象深谙在心，但年龄未满或者没有身份证的人员太多，如果态度坚决，会影响工人数量。将持假身份证人员另外登记，是因为假证无法办理银行卡，这些人直接以现金领取薪水。
按照人事部分配，我的工作职位就是在流水线上给不断传送下来的电话话筒接线，打螺丝，再放回流水线上传送到下一岗位。一望无际的流水线承载着你将要按时按量完成的半成品，手脚不得松懈，否则你面前的货品会堆积成山，招来拉长一顿臭骂。大多数拉长是在普工位置做了七八年升上去的，因此能站在流水线普工的立场，但作为一个被指标要求的管理人员，来自农村的他们，管理方法只有父母棍棒教育的那一套。因此拉长对灵活勤快者较为关照，但对贪玩懒散，或者是动作较迟钝者，言语尽是人身攻击。对于大约占流水线1/4的童工，敲头踹肚的行为是常有发生的。在流水线上，若你要上厕所，需要和拉长递交申请，等拉长同意了，由其他装卸工顶上几分钟。但若是拉长对你各种不爽，上厕所申请会被延迟或者拒绝。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工厂管理层与普工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外加餐饮低劣，工作环境差，前途渺茫收入有限，对抗情绪每日都在积累。
在东莞打工的人员必定知道治安员这么个角色。东莞拥有各种没有门槛的工作机会，由此聚集成千上万农村青少年；然而东莞并没有泡沫剧中底层人能拥有的梦想。流水线上的工作繁复而无望，使得心志不坚者无法忍受。数百万的人们，总会通过各种方式产生联系，同乡会是最普遍的一种。各个群体相互联系、相互摩擦，在群体的保护下，打破守则，铤而走险。在工厂里两个普通员工的斗殴，随时都会滚雪球一般演变成两个地域的战争。人数膨胀鱼龙混杂，治安员正是社会管理能力无法跟上带来的产物。治安员遍布东莞每一个村组，行使职能与警察相差不大。区别在于他们并没有什么规则管束。他们常常坐在摩托车上，后座时常插着一根钢管。或者戴着墨镜，或者穿着迷彩服。呼啸而过，不可一世。
我当时在东莞所写的文章稿子，都是下班时间在纸张上完成，晚上再到附近的网吧录入电子版。2004年4月30号晚，我在网吧交了钱准备通宵上网。在电脑前录入不到800字时，网吧忽被一群身穿黑色工作服的治安员包围。所有上网的人悉数被带走，稍有反抗随即被拳打脚踢。我第一反应是，应该是查暂住证的，并故意从后门逃走。结果被治安员大步追上，朝背后狠狠踹了两脚，爬起来后被拖着头发塞到了漆黑无光的货车车厢里。期间他们横扫了工业区周边所有的网吧，继续将人一个个塞了进来。
货车是全封闭车厢的五十铃汽车，两个车门在外反锁以后，任凭你再用力也无法推开。车厢里一丝亮光不得，只闻到周边焦急的喘息。有人刚出世道，紧张害怕而敲打车厢铁皮；有人在此打工数年，对这一套都有了解，言语淡定。我自幼听说广东有很多小作坊地下工厂，只要是没暂住证就都会被抓去干活，没个一年半载是出不来的。因为在几年前我的一个堂叔就在此失踪了，所以我有些许紧张，想着若被扔到地下工厂，该怎么逃走。黑暗里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对我说，别紧张，没事的，估计就是罚点钱而已。
后来货车开始爬坡，来到了一个小土墩上面，车尾朝着一个铁栅栏大门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尾下来，通过铁栅栏的小门一个个进到一个杂物凌乱摆放的院子里。这时一辆面包车在货车旁边停了下来，里边出来的是某一个网吧的老板，他进了院子旁边的办公室，不一会出来，在他网吧上网的人就可以跟着走了，这也使得日后更多的人只去他的网吧上网。最后被带过来的人只剩下37个，所有携带物品均被缴纳，包括我的手稿本子。凌晨2点，我们被塞进了一个7平米的小房子，用一根铁链缠绕锁住。
7平米的小房子装37个人。要只是如此，倒是幸运的。那房子是铁条焊制，外加一层铁皮封闭，旁边就是治保所的办公室。房里只要声音大一点，就会有人前来踹打铁门，以作警示。小房子里最难受的是熏臭的气味。由于随时都有人关进来，不少人直接在里面大小方便，站着的时候除了气味刺鼻难闻，还得忍受疯狂穿梭的蚊虫。转来转去的几只大苍蝇，外加无数的蚊子，嘤嘤的叫声带来浑身鸡皮疙瘩，并且全身上下叮咬。5月初广东天气已经变热，穿着以短袖为主。所以你必须不断走动以驱赶叮在身上的蚊子。另外就算能忍受蚊子的骚扰，要找地方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地板都是潮湿的泥巴，里面除了一个生锈潮湿的铁框架，没任何放松舒展物什。
一群人就这样局促不安的地等着，在窗外天边泛鱼肚白的时候，一个柳州的小伙子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开始用力敲打铁门。不出两分钟一个头发栗黄的治安员冲过来伸手抓住他的脑袋用力朝铁门撞了几下。面对黄毛治安员的大声呵斥，柳州小伙子一边擦着额头上流下来的血，一边软弱的回答想上厕所而已，其实他当时是想质问为什么将我们抓到这里来。然而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你连获得说法的机会都没有，更莫谈尊严所为何物。
天亮以后，值班的治安员开始刷牙洗脸吃饭，音箱里放着《断点》之类的歌，但没有将人放出来的意思。到了9点，其他治安员陆续上班。一个胖子将人放到院子里，人们大多开始问为什么抓我们进来，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你们过了晚上12点还在上网”。这就是终极答复，没有任何后续解释。如果你质疑，得到的是拳头与棍棒。随后要求每个人交罚款200元便可自行离去。其中10人交了钱，另外有7、8人称没带足够的钱，先把身份证押在这里回去拿钱来赎回。
不过他们身份证大多是假的。一张假证当年在东莞也就20、30块，押着不拿，于他们而言并没太多损失。然后剩下的人开始被指挥着干活，因为院子里几颗树刚刚被砍倒下来，几个人将堆积在院子里的木头劈开，堆叠整齐。另外一部分打扫卫生，拖地，洗涮厕所。
完了以后已经是下午3点，那会已经饿得浑身发软了，一夜未睡，我在想着接下去会有什么境遇。期间有人陆续交200元罚款离去，最后剩下几人死撑着。有人是身上的确没钱，有人是有钱不愿给。还有人有另外想法，就是等着200块的价钱降下来再给。到了下午5点，50块钱就可以走了。随后走得只剩下3人，我依然坚持不愿掏钱，在那干耗着。最后饿得快瘫倒在地，担心继续关押小房子，只好交钱作罢。
临走的时我要求拿回我写稿的本子，被刚睡醒的黄发治安员指着骂你还找什么找，小心我等会继续把你关进去。在我一再坚持以后，胖子治安员让我进去搜寻，却不见任何踪影。大概是早晨清理房子，被当做垃圾扔走了。
我走出院子大门，忽然觉得像走出监狱一般。然而东莞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却像一个更大的监狱。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东莞早期被这个国家拿来做试验。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发展，工人的利益是不被顾及的。粗暴的治理更使得工厂以外的领域成为野蛮丛林。低廉的收入，繁复机械的劳动，漂泊他乡，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
多年以后，一场影响深远的用工荒袭击了东莞。工厂开始购买更先进的机器，开始提高工资待遇，增加娱乐设施，不久之前强烈抵触的新劳动法逐步施行。政府开始放下身段帮着企业全国招聘，开始帮着处理养老转移等各种问题。然而除了工资从2004年的800~1000元涨到了3000~3500元，其他一切并没有改变。很多症结早已形成，积重难返，也依然还是个野蛮的丛林。
在这些人的概念里，并不认为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工人”，而是略带嘲谑的“打工仔”。他们并不愿意当打工仔，只是他们没有更多机会，除非突破了底线，伤害他人或是伤害自己。在东莞，无论飞车盗贼还是“小姐”，于他们自己而言，不过是自己选择的某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