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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院长：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2013年10月17日 11: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麾
分享到： 631人参与0条主评论 44条评论0条总评论 【核心提示】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和先行探索，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会持续发展。
原题为：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的光辉历程和不朽功勋，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历史的发展不能割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就如何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性贡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
1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提出要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关系、科学阐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中央提出的两个重大命题，我们该如何破题？
王伟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探索，与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看作是同一件大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同属于中国GCD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体历史进程，前者是后者的探索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说，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这是您基于历史逻辑和时代高度得出的一个重要判断。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理解这一重要判断？
王伟光：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及时地领导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但成就巨大而卓越：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作为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推进有着深远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包括领导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领导建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他还领导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2 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王伟光：是的，这可以从八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立总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二是提出并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
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基本出发点。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必须用辩证法思想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了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其中有五个方面都是有关政治建设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GCD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GCD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GCD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高度重视的，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毛泽东自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作用，价值“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
毛泽东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一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方向引领和思想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更不能动摇。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他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高度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标准。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六条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GCD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六条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邓小平曾明确说过“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他提出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要实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第七，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着力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临近国家的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基础。
第八，坚持中国GCD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中国GCD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始终警惕和预防GCD变质变色。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维护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初步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并明确提出自己希望退出领导岗位，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中设置一线、二线，推行党代表常任制和领导干部任期制。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3 毛泽东探索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开始提到毛泽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来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哪些经验并从中得到重要启示？
王伟光：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必须要在实践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发展。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ZG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谈到：“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在探索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在所难免，失误的教训也是宝贵经验，1963年9月3日，他曾谈到，“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概括地说：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GCD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第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四，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最可靠的保障。第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第六，一刻也不能忘记和放松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巩固和强化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开放。第八，把尊重历史规律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合力。第九，勇于纠正工作失误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第十，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方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当前，我国已经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党的领导。这些基本要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GCD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显示了中国GCD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度把握，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和先行探索，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会持续发展。
社科院院长：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2013年10月17日 11: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麾
分享到： 631人参与0条主评论 44条评论0条总评论 【核心提示】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和先行探索，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会持续发展。
原题为：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的光辉历程和不朽功勋，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历史的发展不能割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就如何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性贡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
1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提出要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关系、科学阐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中央提出的两个重大命题，我们该如何破题？
王伟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探索，与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看作是同一件大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同属于中国GCD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体历史进程，前者是后者的探索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说，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这是您基于历史逻辑和时代高度得出的一个重要判断。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理解这一重要判断？
王伟光：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及时地领导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但成就巨大而卓越：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作为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推进有着深远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包括领导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领导建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他还领导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2 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王伟光：是的，这可以从八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立总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二是提出并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
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基本出发点。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必须用辩证法思想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了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其中有五个方面都是有关政治建设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GCD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GCD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GCD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高度重视的，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毛泽东自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作用，价值“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
毛泽东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一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方向引领和思想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更不能动摇。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他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高度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标准。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六条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GCD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六条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邓小平曾明确说过“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他提出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要实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第七，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着力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临近国家的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基础。
第八，坚持中国GCD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中国GCD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始终警惕和预防GCD变质变色。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维护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初步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并明确提出自己希望退出领导岗位，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中设置一线、二线，推行党代表常任制和领导干部任期制。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3 毛泽东探索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开始提到毛泽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来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哪些经验并从中得到重要启示？
王伟光：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必须要在实践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发展。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ZG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谈到：“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在探索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在所难免，失误的教训也是宝贵经验，1963年9月3日，他曾谈到，“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概括地说：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GCD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第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四，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最可靠的保障。第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第六，一刻也不能忘记和放松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巩固和强化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开放。第八，把尊重历史规律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合力。第九，勇于纠正工作失误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第十，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方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当前，我国已经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党的领导。这些基本要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GCD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显示了中国GCD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度把握，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和先行探索，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会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