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蓝
大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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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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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李慎之从美国归来后写给许良英的第一封信说："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内儒外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
９月６日在动笔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前，他在信中说："我最近的认识是，中国或许如大家认为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中国绝对是一个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国上下无人不受这个意识形态的支配，即专制主义的支配，不论是儒是法，或表或里，都无非是专制主义，而且愈演愈烈，在２０世纪后五十年达于极致，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过是我评ＨＡＶＥＬ著作中所说的后期极权主义而已。当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维持二三十年了，但是过了这一关（当然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关）以后，也当然同台湾一样，有自由而无法治。中国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象样的民主'（我只能说'过得去的民主'，自从少年时期的乌托邦破灭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什么'真正的'、'理想的'那类话了，那样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无限远才能接近）。以中国人素质之低，如果能在２１世纪末，或者２２世纪初达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剥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识形态，是政治－伦理哲学之后，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非拔掉这个毒根后，还可能要评价一下实际上五四以来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会对美国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唐德刚）的理论是，中国自１８４０年后即进入三峡峡谷，亦即他心目中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期，他认为三峡需二百年，也就是从今天算起，还有四十年。我们没有讨论过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但是我以为实际上看法差不多。中国要转向真正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四十年不算太长。"（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说："我现在想中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经过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整个２０世纪其实是在旧王朝崩溃--农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传统恶性循环中'团团转'，当然社会还是有进步的，那不能不说是外来的资金、技术、榜样与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人自己的觉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发。"
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峡谷说"："我思考了一下中国的专制主义，得出了与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毛的专制比蒋的专制更严重十倍，而如果没有毛的专制，蒋的专制还要比他后来的实际好一点，也许大陆到世纪末已经可能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大陆比台湾大几十倍，要比台湾更好，在我看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说，再过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峡峡谷倒是有可能的。"
对唐德刚的历史预言，许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３日回信）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在读了历史学家袁伟时论孙中山的长文之后，李慎之不无感慨地告诉老友："孙犹如此，他人可想，这实在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根深蒂固的缘故，再想想我们自己，再看看现实，实在不胜任重道远之感。"最晚在１９９３年，他就公开发表文章，对于把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提出质疑，认为滥用"封建"这个词就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他在２０００年他以"专制主义"为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盖棺定论并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封建"一词仍流行如故。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离他生命的终点不到三个月，他写了一封１０页纸的长信给许先生，表示自己早几年就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想法，并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见写下来：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以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直到１９４９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内因。"
他认为１９４９年以后的３０年，"总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之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９月６日在动笔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前，他在信中说："我最近的认识是，中国或许如大家认为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中国绝对是一个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国上下无人不受这个意识形态的支配，即专制主义的支配，不论是儒是法，或表或里，都无非是专制主义，而且愈演愈烈，在２０世纪后五十年达于极致，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过是我评ＨＡＶＥＬ著作中所说的后期极权主义而已。当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维持二三十年了，但是过了这一关（当然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关）以后，也当然同台湾一样，有自由而无法治。中国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象样的民主'（我只能说'过得去的民主'，自从少年时期的乌托邦破灭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什么'真正的'、'理想的'那类话了，那样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无限远才能接近）。以中国人素质之低，如果能在２１世纪末，或者２２世纪初达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剥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识形态，是政治－伦理哲学之后，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非拔掉这个毒根后，还可能要评价一下实际上五四以来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会对美国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唐德刚）的理论是，中国自１８４０年后即进入三峡峡谷，亦即他心目中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期，他认为三峡需二百年，也就是从今天算起，还有四十年。我们没有讨论过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但是我以为实际上看法差不多。中国要转向真正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四十年不算太长。"（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说："我现在想中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经过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整个２０世纪其实是在旧王朝崩溃--农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传统恶性循环中'团团转'，当然社会还是有进步的，那不能不说是外来的资金、技术、榜样与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人自己的觉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发。"
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峡谷说"："我思考了一下中国的专制主义，得出了与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毛的专制比蒋的专制更严重十倍，而如果没有毛的专制，蒋的专制还要比他后来的实际好一点，也许大陆到世纪末已经可能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大陆比台湾大几十倍，要比台湾更好，在我看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说，再过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峡峡谷倒是有可能的。"
对唐德刚的历史预言，许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３日回信）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在读了历史学家袁伟时论孙中山的长文之后，李慎之不无感慨地告诉老友："孙犹如此，他人可想，这实在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根深蒂固的缘故，再想想我们自己，再看看现实，实在不胜任重道远之感。"最晚在１９９３年，他就公开发表文章，对于把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提出质疑，认为滥用"封建"这个词就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他在２０００年他以"专制主义"为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盖棺定论并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封建"一词仍流行如故。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离他生命的终点不到三个月，他写了一封１０页纸的长信给许先生，表示自己早几年就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想法，并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见写下来：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以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直到１９４９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内因。"
他认为１９４９年以后的３０年，"总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之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