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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msday]

四、跳出三县看安徽
介绍了三个县的饥荒情况，再看一看安徽省当年的全貌。
安徽是毛泽东重视的地方，1958年 9月 16日毛泽东到安徽视察，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
到当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热衷。人民日报记者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对毛泽东活动的报道是要经过中
央、甚至毛泽东本人审批以后才能发表的。这则报道是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等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 7200 万斤，平均亩
产 1600斤，比去年增加 138％，每人平均有粮 1900斤，比去年增加 136％。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以
后，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主席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
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同志告诉毛主席说，舒茶人民公
社 8600户现已养猪 32000 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
6 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两猪肉。曾希圣同志说：这个公社的食
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指示说： “人
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都不要钱。这对几辈子缺衣少食的农民来说，
是多么大的鼓舞！基层干部认为自己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感到无比自豪。
人们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急切地希望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私有财产变为公
有财产。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制一定是正义之举。“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而率
先反对“共产风”的干部就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委书记处
书记张恺帆、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刘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倾使“五风”迅速蔓延。

 

[Doomsday]

1，“五风”是怎样摧残农民的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 年的安徽可谓意气风发。
这一年安徽部分地区发生旱灾， 《安徽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是“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
大话说得没边儿。1957年秋，淮北水利建设动工，按当时的能力，整个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 4亿
方土，计划用 10年时间，完成 40亿立方任务，基本解决淮北水旱灾害。开工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
冬春完成 8亿方土的计划。据当时报纸报道，这个任务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过了一个月，第二个 8
亿方土的任务又完成了。1958年 2月，省委又下达了第三个 8亿方土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
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文章。文章写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
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 8亿土方算得什么！”可见口气之大。
在这五风中， “共产风”处于灵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风”的出发点，也是其它“四风”的认识依据。
所谓有“共产风”，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搞的一种群
体性、 强制性的行动， 他们将私人和小集体的财产无偿变为大集体的财产。 当时的说法是 “一平二调” ，
即从小集体和农民家庭中，无偿拿走各种财产（物资、资金、劳动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满足
兴办公共事业（如办公共食堂，办养老院，幼儿园、办学校，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
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调”是为了兴办公共事业，又消灭了私有财产，因此，搞“一平二调”的
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不仅不负疚，还有一种自豪感。
在安徽，共产风像其它各省一样，是从 1958刮起来的。毛泽东在安徽讲供给制无疑会给这股风增加
了动力。
1959 年蚌埠大办土机床，没有原材料，就让社员将家里的门板、门框、板凳、甚至连棺材都拿去做
机床架子。做出来的土机床全是废品。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 5个公社建立 15 个万头
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
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还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
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
和“共产风”相关的是“浮夸风”。浮夸风就是吹牛说假话成风。这种说假话的风气是强大的政治压
力的产物，也与当时全社会的气氛有关。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在安徽活动
的报道，其中说的粮食产量和养猪数量显然是浮夸的。曾希圣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说假话，还得到了
毛泽东的认可。这种假话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对各地干部当然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各地、
县在省委的压力下，说假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1 年 3月，蚌埠市委书记程光华代表市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谈到浮夸风时说：“我
市盲目赶风头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甚到为赶风头而造假。1958 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粮食高产‘卫
星’，我们郊区也假造了一块‘卫星田’，将三亩半稻子移栽到 6厘面积的稻田里，实际亩产只有
200 斤，却吹嘘为 11000 斤，并拍了照片，开了现场会，登了报纸。……我们提出‘人家有的我们要
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组织干部翻阅种种报纸，寻找新鲜报道，并派出干部常年在外地取经，
强调‘先进经验不过夜’，听到风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问需要，就盲目跟
着干起来，就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程光华的话反映了当时干部们的心态。
既然粮食产量这么高，征购任务也就相应地高了。而实际情况是，从 1957 年到 1961 年，粮食产量
农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提高，农民口粮逐年减少。
表 4-2 1957－1961年安徽粮食情况
项目 产量（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原粮 204.00 184.00 147.00 150.48 121.75
贸易粮 177.39 160.00 127.82 130.85 105.87
征购（亿斤）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销售（亿斤） 40.95 59.10 50.67 32.44 23.16
净拥有（亿斤） 149.92 160.63 121.40 128.23 103.35
总人口（万） 3356.00 3426.70 3445.50 3085.60 2987.70
人均净拥有（斤） 446.72 468.76 352.34 415.57 345.9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年 8月 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
数取自《中国人口・安徽》。
注：表中粮食产量为生产年度，购销为粮食年度。
表 4-2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从人均净拥有量来看，人均
口粮（贸易粮）：1957－1958年度，为 312.7斤，1958－1959 年度为 312.7斤；1959－1960 年度
为 246.64斤；1960－1961 年度为 291 斤；1961 年 1962年度为 242.1斤。这里是平均数，由于压
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
然 1961－1962 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曾希圣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
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饥饿从 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1959 年春天已经很严重了。可悲的是，广大农民因饥饿濒于死
亡，而从省委到中央还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1959 年，《经济消息》第 9期发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
章，题为“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一开头就说：
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
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
表全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粮食工作。
这篇文章援引调查报告的材料说：“所谓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原来各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且瞒产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 1700
斤，只报 700 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夹壁墙中藏粮 3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
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 200 斤。”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瞒产私分”的情况以后写道：
为什基层干部普遍瞒产和带头闹粮呢？据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宣传工作没做好，一些（不是
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泽东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以后一切都要归公”，
再加上卖粮时采取了“小社卖粮，大社结帐”的办法，使小社到卖粮以后粮钱两空；某些公社又对增
产的大队几次追加征购任务，使基层干部对统购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几怕：一怕实行“三包”办
法，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公社在各队间调剂余缺；四怕自己
报实产量而别人不报，自己队吃亏。这样，瞒产私分就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吃糠，吃菜，叫喊没有粮
食吃，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目的在于希望不再追加他们的征购任务。
文章接着讲，在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停
伙的食堂恢复了起来，原来吃糠吃菜的又变成了两干一稀，暗仓变成了明仓，干部群众闹粮变成了议
论丰收，无精打采变成了兴高采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
毛泽东真是相信了这篇奇文中讲的情况。 相信瞒产私分， 相信农村粮食很多。 他比一般干部高明的是，
不是就事论事地反对“瞒产私分”，而是从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 2月 28日，他在这篇文章加了
以下按语：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 1958 年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
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
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
服人。
这篇文章，加上毛泽东的按语，转发全国。虽然对抑制“一大二公”的“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使全国各地的高层干部对粮食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加强了全国各地对农民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饥饿。死人越来越多。
1960 年安徽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楼里的陈大斌，他的
家乡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他家乡情景的：
1960 年，我正在邻省上大学。春节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家过年！”
我想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乡出了什么变故吧！可是，即使我从最坏处着想，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
面！
半年后我回到故乡，简直是被吓呆了！下了火车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废了，挖了深坎横沟，长满荒
草荆棘；而新路没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条条深沟，一道道土岭……绿油油的故乡大平原
被挖得遍体鳞伤，成了“人造丘陵”！
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到了村里的塌屋和断墙，过去村里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绿树荡然无存，代
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许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乡的人呢？许多
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们，甚至有一些同辈人，包括我的一些亲友在内，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
饿死，母亲逃往准南，婶婶带着几个孩子逃往宁夏，父亲躲过这场大劫，吃草末树叶作下了胃病，几
年后肠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来，我家的灾难还算轻的，村里好些正是壮年、青年人都饿死了。
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绝。
夜间，我躺在没有一棵树木、院墙几乎倒尽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满天繁星和耿耿天河，
村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什么声响，父亲告诉我，那是野狐子在蹿，人烟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
村里乱跑……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
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
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
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
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产风”的人们有一种“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么，对于他认为阻碍这个伟大目标实现的
人，进行无情打击，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基层干部素质本来很差，有了这种为了共产主义而横扫一
切的心态，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对共产风不满、或有与共产主
义风格相反的行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监委书记曾庆梅 1960 年 8月 4日的一份报告反映了一个公社干部迫害农民的情况。萧县马井公社
有专业组长以上的各级干部 909 人（公社一级 34 人，大队一级 161 人，生产队一级 403人，专业组
一级 311 人），据揭发的材料统计，犯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有 368人，占干部总数的
40.5％。其中，公社干部违法乱纪的占 33％，大队干部违法乱纪占 64％，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占
50.4％。违法乱纪的具体表现是：
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全社被捆绑、吊打、关押的有 1026 人，占全社总人
口的 3.8％。打人的花样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让人自己打自己，让人互相打，带驴笼嘴，冷水浇
头，等 10多种。更加疯狂的是以下刑罚：活埋人。郝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民今年春天埋过 5个小
孩，土埋齐腰深，社员苦苦哀求才扒出来。用针剌。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念堂麦收前发现两个 10
多岁小孩在地里吃豌豆秧，因为这两个小孩太瘦，身上无肉，就用针剌耳朵。脱女人裤子。陈坡生产
队队长吴某看到社员陈徐氏搓了几穗麦子偷放在裤腰里，吴即当众把陈徐氏的裤子撕掉，陈徐氏羞得
当场投河，被救回家后晚上自缢身死。让社员吃屎。郝庄大队郝庄生产队社员郝明良在地里摘了几根
豆角吃，支部书记硬逼他吃下一块牛屎，吃下去后还逼郝说“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锅。不准社员在家生火做吃的。据不完全统计，仅生产队干部直接砸锅的就有 151 人，共砸锅
234 口。
扣饭。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饭的就有 537户、1558 人，其中因扣饭而饿死多
人。有的还采用“一人犯错，全家扣饭”、“一户犯错，邻近四户都要受辩论”的连环保制度。社员
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饭，当即扣饭 10天，不到 10 天，朱宗道就死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萧县，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情况。
农民在下面挨整与干部在上面挨整是并行不悖的。 如前所述， 因张恺帆而被牵连的人达两万八千多人。
此外，还有大批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蚌埠为例，这个以交通枢纽为特征的城市，1958
年 10月，彻底清算罗霞光（市委第二书记）、王荣华、杜宏本、李世农、史坚、李斌、吴正等反党
联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1959年 11月，又揭发出以市长朱德兴等为首的
机会主义分子，这一次被批判的干部有 236 人。蚌埠共有 1000 多名干部受到批判斗争。1962年甄
别时，这些被打下去的干部全被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原级别。在“共产风”最为
猛烈的时候，这种以打击不同意见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把“共产风”推向了极端。

 

[Doomsday]

2，捂盖子和揭盖子
安徽省的饥饿状况一直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捂着盖子，既不向上面汇报，也不让下面说真话。毛泽
东很相信他，还让他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到山东揭盖子。但安徽的盖子不能长期捂下去。严重的饥荒
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军人、学生、干部回安徽家乡探亲，发现乡亲大批饿死，不断有人向中
央写信。但写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盖子的指导思想下，各级领导都封锁消息。
1960 年 3月 13日，省委财贸部向省委了一份《关于当前粮食工作上的几个主要情况》，当时是饿死
人最多的时候，作为主管粮食的部门财贸部的这个报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况，却对人民反映饥饿的来
信百般曲解。请看：
从人民来信的数字看， 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 1月收到 182 件， 2月收到 283 件， 计 476 件，
比去年一二月增加 187件。以阜阳、蚌埠最多。从已经检查的 31 件内容看（省查 2件，地委查 17
件，县查 12 件）部分属实的 8件，占 26％，完全不实的 23 件，占 74％，其中 13 件匿名信有 12
件是I造的，是恶毒攻击的。例如，江西省军事医学科学院何承才（安徽人）来信说：金寨县关庙生
产队政府不给一点粮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当即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群
众每月都能吃到 35－40 斤粮食，每天一干两稀，外有蔬菜，没有一个人因生活困难而外流或死亡。
这封信及调查结果已转该学院。
一件匿名信说定远县沛河公社荒沛大队，从去年 6月到现在光吃青菜和树皮，有的还吃死小孩，人口
大批外流死亡。经查对结果，这个队从去年 6月到 8 月，每人每天吃 1 斤小麦，9 到 12月吃 1斤杂
粮、4 斤菜，今年 1－5月每人安排 12 两原粮，另外还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没有因生活问题外流和死
亡。
朱升平来信说， 凤台县清泉集附近有两个月吃不到粮食， 有不少病人死了， 有一个村就死了十几个人。
又说，上河堤的只吃到 6 两粮，在家的还吃不到 6两。经查结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庄、孟庄，老姚
湖等村庄，每人每天吃粮 6两、淀粉 6两，加上干菜，合 1 斤以上。清泉集整个大队 3 个月来死了
23 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指导思想促使财贸部写出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这样的报告使曾希圣坚信没有饿死人，
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说假话的情况是上下互动的。
回乡探亲的人因反映真实情况大都受到迫害。1960 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回到家
乡凤阳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了南毛小队和石马大队大韩小队饥饿的惨状，他家里也死掉多人，
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并且拿出自己的工
资给小队买种子。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向福州空军连发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
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缪坚亲自向福州空军写信，说潘康是“牛
鬼蛇神”。福州空军第一次来调查，县里还编造假情况欺骗调查的人，福州空军第二次来调查，才得
知这个小队饿死了 66个人。但是，潘在部队还是受到不应有的处分。
1960 年 7月 2日，蚌埠地委办公室转来一封信，这封信是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另一资料说他是凤阳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少柏化名“石求名”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
人口死亡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死亡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
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收集起来被大人遗弃的儿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
一百名左右。”事后才知道，饿死的人这个数字还要多，但此信被定为“反动信件”由公安部门追查，
对张少柏横加迫害。
一方对外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骗从外面来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阳视察，安徽
省事先作好准备，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号集中看管，不让董必武看到真实情况。1960 年在新华
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
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
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
假象欺骗外宾。
由于捂盖子，民众饥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 1961 年秋后，饥饿还相当严重。地处交通枢纽
的工业城市蚌埠一份报告称：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浮肿病有 2330人， 干瘦病 141人， 子宫脱垂 2936
人，闭经病 2895 人，小儿营养不良尤其突出。据卫生部门 9 月份对 9个幼儿园、托儿所、五个居民
段、二个铁路职工住宅点的调查，在 3181名 7 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的就有 1176 人，占总数的
36.9％。其中有 328 个儿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软骨病。
越是弄虚作假， 死人就越来越多， 情况也就越难封锁。 反映安徽问题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 1960
年 4月，中央监委派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去安徽潜山了解群众生活情况。8月，中央监
委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群众生活情况。11月，中央监委派李海去安徽阜
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这几次调查得到了一些真实情况，但由于从上到下封锁，他们没
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况。12月，中央根据中央监委反映的情况，派以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工作组去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参加工作组的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
室、中央监委、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等部门的干部。不久，安徽省委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和蚌
埠地委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说工作组听信坏人的话。工作组被撤回。
1960 年 12月 28日到 1961 年 1月 3 日，王从吾主持中央监委会议，听取派往安徽工作组的汇报。
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
生原因，以及有关当地领导封锁消息的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安徽
省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反映情况不实。
由于安徽省委不让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的活动，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因
此，在这次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之前，王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接着，谭震林、柯庆
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批评了他们，把张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检举材料向他们谈
了，他们表示认错。
1961 年 1月 3日，王从吾在中央监委会常委会上说：昨天，我与曾庆梅、单敬之同志谈话，指出：
第一， 你们回去以后， 一定彻底揭开盖子； 第二封锁消息不对， 单敬之也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央监委；
第三，对张少柏应给予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老实话，是好
同志，你们要保证对他不打击报复；第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
曾庆梅说，他完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他们准备检查处理。扣压人民来信问题他们有责任，向中央写
信反映检查组的问题是错误的。
1961 年 4、 5 月间， 中央监委又派农村处处长李坚、 张珉等人去安徽进一步调查。 李坚等先不到合肥，
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况，他们得知蚌埠 15 个县、阜阳 8个县、肥东、肥西宣城等 28个县大量饿死人
情况。蚌埠监委书记邓衍才告诉他们，蚌埠地区 15个县就饿死了 100 万人。李坚等又到凤阳、定远，
得知更多的情况才回到省里。他把省监委的人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怕从监
委打开缺口，对监委施加压力。曾希圣看到李坚的调查材料，拍桌子骂： “他们在安徽搞特务活动！”
老红军翁可业（省监委副书记）调查了蚌埠 15 个县，曾把调查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置之不理。
翁可业把调查汇报的底稿交给了李坚。李坚向王从吾作了《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
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 300万人。王从吾将这个材料以调查组李坚的名义送给了中
央书记处。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曾希圣辩解说，是下面向他封锁情况。中央监委王从吾拿出翁可业给
省委的报告底稿，对曾希圣说，已经有人向你们报告了，怎能说下面封锁你们？曾希圣才无话可说。
安徽的盖子迟迟没有揭开，所以饿死的人很多。直到 1962 年 1月 7000 人大会上，才彻底揭发了安
徽的问题，中央批评了曾希圣的错误，曾希圣作了检讨。
2001 年春，83 岁的李坚对本书作者说：盖子揭开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盖子揭得晚，死人就多，
四川盖子一直没有揭开，死人就更多了。

 

[Doomsday]

3，欺骗肚皮
在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骗肚子法。一种办法是让同样的粮食多出饭，营养价
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显得更饱。
改进做饭的办法，同量的粮食多出饭。粮食严重不足，不少食堂创造了“先进的”做饭方法，1960
年 1月 26日，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发文推广。文件说：“这些先进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
饭率，最高达到一斤米出饭 8 斤，山芋干出饭达四斤四两，都较原来的出饭率提高了二三倍。”对此
事“必须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对各种右倾思想应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批判”。这个文件介绍的方
法如下：
净米饭先进制作方法：
高温双蒸法。每碗放米 1.25 两，再兑入开水 5两，然后将碗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用大火蒸到九成
熟时，再兑入开水 4两复蒸，前后约 60分钟即成。每斤米可出饭 8斤。
一炒三蒸法。 先将米入锅炒 10 分钟， 再用开水浸泡 10分钟， 泡透后再将水除去， 入锅干蒸 20分钟，
再盛出摊凉后加水（每斤米放 4斤 7 两水）复蒸 10分钟后，再盛出凉干（10分钟），最后加水再蒸。
每斤米可出 6 斤饭。
浸泡双蒸法。 先把米用开水浸泡半小时， 连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蒸， 半小时后拿出摊凉 （约
10 分钟），每斤米再加水 4斤 6两，再蒸 40分钟，每斤米可出饭 6斤 2两。
双蒸法。每碗放米 1.25两，参水 6.6 两，放在开水锅内蒸煮，30 分钟后每碗再加水 2.5两，复蒸 20
分钟后，每斤米可出饭 7 斤半。
泡米复蒸法。先把米用水泡 10 分钟，水除去摊凉以后，将米放入锅内蒸 20 分钟，再拿出摊凉并再进
行复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饭 6 斤半。
蒸煮法。先用热水将米浸泡 20 分钟后，入锅煮，到米涨开时捞出复用笼蒸，每斤米可出饭 5 斤 4两。
干、湿双蒸法。将米干蒸后，以 1.7 两米兑 2.6 两水的比例，加水复蒸，每斤米可出饭 5斤 6 两。
山芋丁饭先进制作方法：
双泡双蒸法。 先将山芋丁用水泡 2小时再蒸， 蒸后 1 小时取出， 用凉水浸泡后， 再放入笼内兑水复蒸，
每斤可出饭 4 斤 4两。
浸软复蒸法。先用温水洗淘山芋干，待浸软后，入锅干蒸，蒸熟取出摊凉，10分钟后再加水（每斤
山芋加水 1斤 1两）复蒸，一个半小时后成饭，一斤山芋丁可出饭 4斤 4两。
山芋面饭先进制作方法：
炒烫法。先将山芋面干炒，炒后用开水烫，山芋面凉透后用水拌合，制成馒头，入笼蒸后，每斤山芋
面可出饭 4斤 4两。
发酵蒸馍法。将山芋面进行发酵，制成山芋面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馒头 3 斤。
小苏打拌制法。用混合面做饭时，先用水烫一烫后加小苏打拌合，做出馒头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馒头
4 斤。
豆粉面制饭法。先将豆粉面炒熟，冷凉，用开水烫后，用温水拌合制成馒头蒸出，每斤面可出馒头 4
斤 4两。
很明显，上述“先进”制作方法，并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而
且反复蒸煮，破坏了营养。农民说，这是“欺骗肚皮的”的办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装得满一些，农
民还是愿意接受的。这种量不增多、营养下降，而显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为减肥食品。因为它
可以满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营养。
大力寻找代食品。上述“先进”的制作方法，还是需要粮食（包括山芋）的，到后来粮食完全没有了，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只好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的各级党报也大
力宣传某些代食品的营养如何丰富。
1960 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为例，1960年 11 月 29日，市委第一书记程光
华在全市小秋收会议上作了《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的专题报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为中心
的小秋收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过好生活搞好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我们必须在已
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 继续努力， 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 1961 年 3月 26 日，
中共蚌埠市委以发出了《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
[61]52 号），文件一开头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来，我市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
报告进一步强调野菜的好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住清明前后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掀
起一个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1960 年 11月 29日，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的报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
的营养价值：
表 4-3 一些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品种（公斤）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量（卡）
玉米芯（粗粉） 66 25 68 812
红芋叶（粗粉） 185 58 128 1900
红芋藤（粗粉） 168 59 116 1785
红芋茆（粗粉） 90 70 113 2273
黄豆荚（粗粉） 100 47 113 1356
榆树叶（干粉） 185 47 101 1663
桑树叶（干粉） 163 92 40 1853
化生桔（粗粉） 122 32 91 1221
红芋叶（淀粉） 92 66 294 2260
红芋藤（淀粉） 101 49 470 2727
黄豆荚（淀粉） 103 27 394 2227
资料来源：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年 11月 29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与庄稼有关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树叶、桑树叶之类。几个月之后，这些代食品吃光
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当代食品了。1961 年 3月 26 日，中共蚌埠市委发出的《进一步发动组
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这些代食品的营养。
表 4-4 每 1 市斤各种代食品的营养成份
代食品名称 脂肪（克） 蛋白质（克） 糖分（克） 热量（卡）
地豆子 3.75 27.9 32.4 275
猪牙菜 1.5 17.9 2.5 95.5
荠菜 0.5 36 35 288.5
香荠菜 1.5 24.9 22.5 203
豆瓣菜 1.75 23.8 19.6 180
芙莉苗根 1.25 12.4 95.7 443.5
拉拉藤 1 21.9 24.6 195
野辣菜 4.25 18.6 17.9 157
蒿兰菜 1.75 18 27.3 197
草鞋底 1 20.6 16 155
双叶苗 2 23.2 35.5 253
剪子股 2.45 22.6 13.9 168
面条菜 1.15 25.7 19.5 191
羊蹄棵 0.2 31.1 20.7 209
资料来源：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 3月 26日。
蚌埠市留下来的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一个月有数十万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
树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树皮没有了，野菜也没有了，代食品也很难采集了，人们只好坐以待毙
了。
我在凤阳看到一份文件：《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0.10.1）》，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
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
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 100─150 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
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Doomsday]

4，“救命田”救了农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回来。1958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
乐观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风”造成了很大破坏，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来，强调“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三级是指公社、大队、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财产由这三级共同所有，而生产队是
基础。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遏制“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改变“上工一条龙，
干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的状况。生产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责任田酝酿于 1960 年秋，试点于 1960年底，形成于 1961年春，结束于 1962 年底。对于安
徽的责任田，毛泽东态度暧昧，他前后四次表态值得玩味。
1960 年 8月 28日，曾希圣提出了在生产队下划份三个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
组包商品粮。10 月，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这年 10月，曾
希圣接替舒同，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1月，安徽省委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
紧急批示信》，曾希圣从山东赶回安徽，在会上他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
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此后，这个办法在安
徽省得到全面推广。但以生产小组为单位还是没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只不过是
“大锅”变得小了一点。
1961 年元旦后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长张祚荫和郑锐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情况。曾希圣听完汇报后
向他们讲了几件事：第一，关于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他说可以走包产到户的路子，并说已给黄岩同志
打过电话，请他亲自去金寨县搞包产到户的试点。第二，已经向毛主席请示，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
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问题，主要责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请示，
拟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回安徽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安徽生产搞起来。
看来，曾希圣深知安徽问题的严重，他捂盖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问题之前，自己把问题先解
决掉，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
1961 年 2月，曾希圣从山东卸职回安徽，路经蚌埠时，在此地驻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谈了一件
事：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 73 岁的农民刘庆兰带着有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没有牛，没有犁，只靠
一把锹， 第二年收了粮食 3300斤， 除了口粮种子外， 还卖给国家 1800 斤粮食， 向公社交了 60 元钱。
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农民的要求，而且的确能解决问题。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办法。“劳动底分”就是每个劳
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 10分，妇女为 6 分，少年为 5分，是事先评出来的。按底
分包地就是按劳动能力包地。这样，就把土地分包给劳动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粮食就行了。曾希圣
强调，这不是单干，因为土地和大型农具还是公有，包产得到的粮食还是统一分配（超产的归自己）。
他强调“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超产部分归自己），大农活和技术统一，用水管水统一，
抗灾统一。尽管开始推广，但干部还是有顾虑，怕说是分田。1961年 3月 15日和 16 日，在中央召
开的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作法。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
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 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圣立即叫秘书把毛主席的话电告
诉省委，并说：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样，安徽就全省搞起责任田来了。正在全面推广的时候，在
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让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
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看到毛泽东态度和上次表态有所不同，3月 20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作法和积极作用，
也指出了这个办法的缺陷。信中说“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
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毛泽东看信后没有表态。3 月 28日，曾
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简要传达广州会议，说：“这个办法（指责任田），现在看来
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如果证明不
好，就不搞了。”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说：“我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
从 3月 6日开始的，到 3 月 20日接到希圣同志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总计个省试行这个办
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 39.2%。”这里说的广州来电后“即行停止”应当是一种谨慎的试探。因
为毛泽东在广州说了“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实际上此时并没有停止。为了消除中央的疑虑，
这个报告对外面的批评作了解释：“在试行中，有些地方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数群
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到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写
信给工厂做工和给部队服役的亲属回家生产。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
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 ‘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
1961 年 7月，曾希圣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
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曾希圣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继续推广责
任田。到 10 月中旬推广面达 84.4％。
责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区一年就消灭了荒地（1959－1960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
量抛荒）。牲畜农具很快增加（1958－1960年农具大量破坏，牲畜大量死亡）。1961年 10 月份 36
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 36 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一年增产 38.9％。粮食多了起来，
交了公粮以后基本能够吃饱。因此，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为了吃饱，第一年种的主要是红薯。
当时不少河南人到淮北来捡地里没挖净的红薯。
在形势刚有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变。1961年 12 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
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
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还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1962 年继续推行责
任田。但是，为了怕人家说责任田是资本主义，就再三强调“五统一”。
1962 年 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 7000 人大会）。大会结束后，中央留下安徽
省的代表揭盖子。和吴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圣不仅要为安徽省大量饿死人承担责任（在这方面
还有他压制民主的霸道作风，毛泽东讲不要走“霸王别姬”的路就是说曾希圣的），更要为责任田承
担责任。责任田虽然经过毛泽东的首肯，但毕竟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方向。中央当时的说法是，责任
田没有经过试验就全面推广。中共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为他领导下的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百姓怀念他，是因
为他搞了救命田。而党内的正统派，却对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资兴
人，1904 年生，192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二局（即军事情报局），
并担任首任局长。由于二局提供的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对粉碎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几次围剿和以
后的长征中摆脱国民党的追击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六十年
代大饥荒时，他执行左的政策，给安徽造成了严重后果，又到山东反左，揭开了山东的盖子。1965
年 8月，中共中央调他到西南局任职，不久就“文革”爆发，他在四川被揪斗。后来人们对他印象最
深的不是传奇性的军情工作，而是责任田。1968 年 7月 15 日逝世。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责任田要改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对李葆华说，责任田是走回头路。
回合肥以后，李葆华在安徽省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徽的责任田，一种
是中央的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证明，按中央的办法做不会走回头路，按责任
田的办法做要走回头路， 而且后果很坏， 会把农民引向单干道路， 发展下去会两极分化， 出现高利贷。 ”
1962 年 3月 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
责任田与中央的六十条背道而驰，它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是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现了争论。一些了解基层情况的干部上书毛泽东和省委，
主张继续搞责任田。这样的干部不仅安徽有，中央也有。1962 年 6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给
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表示支持责任田。同年 7 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派人到
安徽符离集调查，写出了《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肯定了责任田的好处，主张对责
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时，邓子恢直言指出，生产责任
制好，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可以在农村普遍推广。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又一次
推荐这个调查报告，因而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但是，邓子恢还重申： “对责任田，我现在还这样看。”
1962 年 9月 24日至 27 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邓子恢的职务，一起
被撤消了。这个会议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省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
的“单干风”而受到批判。
1962 年底，安徽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 1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
干组成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到农村强制改正责任田。省委要求“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产队，
其余部分在 1964 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不过，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办法，延长责任田的实
行时间。中共中央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转发全党，以期推动全国各地改
正“责任田”的工作。这个文件介绍了改正责任田的进度，列举了“责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单干风”时，一大批干部受到批判。随着“四清”、“文革”，这种批判变本加厉、日益升
级。全省从上到下有几十万人因责任田的牵连受到了批判斗争。
15 年以后的 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国率先搞起了责任田，最后在全国普遍推广。

 

[Doomsday]

5，安徽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期间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本书作者据《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结果，为
226.28 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 243.06 万人。（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
章）这本书的基本数据来处官方，显然是缩小了的。这里我再按 1989 年《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结
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24.67万人；少出生人数为 241.17 万人。计算过程如下：
表 4-5 安徽人口统计资料
单位：万人；出生率、死亡率：‰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人口 3201 3243 3337 3394 3426 3043 2988 3234 3232 3181
平均人口 3366 3410 3235 3016 3111
出生率 27.7 33.2 29.7 23.8 19.9 11.4 12.3 53.3 50.7 39.9
死亡率 11.8 14.3 9.1 12.3 16.7 68.6 8.1 8.2 7.9 8.6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1989年，第 40页，41 页。
正常死亡率＝[（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 年：3366 ×（12.3－9.55）‰＝9.26（万人）
1959 年：3410 ×（16.7－9.55）‰＝24.38（万人）
1960 年：3235 ×（68.6－9.55）‰＝191.03（万人）
1961 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24.67 万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 年：3366 ×（35.55－23.8）‰＝39.55（万人）
1959 年：3410 ×（35.55－19.9）‰＝53.37（万人）
1960 年：3235 ×（35.55－11.4）‰＝78.13（万人）
1961 年：3016 ×（35.55－12.3）‰＝70.12（万人）
4 年少出生人数为 241.17 万人。
《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统计年鉴》数据一样，但历年总人口数略高
于《安徽统计年鉴》，所以用《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略高于用《安
徽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由于这两本书的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缩小了饥荒严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1年 5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
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 300 万人。2001 年春，李坚向本书作
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
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 300万，而是 500 万。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
从 1959年到 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 18.3％。
当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口学家王维志，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分析，1960 年这一年
安徽省死亡率超过100‰县有11个： 肥东县124.89‰， 巢县101.23‰， 宿县144.32‰， 凤阳136.04‰，
定远 118.45‰，五河 116.70‰，阜阳 125.57‰，太和 174.79‰，亳县 162.38‰，宣城 163.10‰，
无为 182.30‰。这些数字是官方上报的，从梁志远的亳县调查就可以证明，显然是缩小了的，但比后
来出版的《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虑三年的情况，总的死亡率超过
15％是没有问题的。安子文说的 500 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 15％左右。综上分析，从 1958年冬到
1962 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 500万到 600 万之间。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 1960 年一年，安徽省就有 192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亡
率最高的是太和、无为、宣城、毫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宿松、濉溪、灵壁、涡阳、
全椒等县。安徽各县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见图 4-1。
第四章完

 

[Doomsday]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积 6083 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4.1％，另有可垦面积 432
万亩。吉林地多人少，当时全省 900 万人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 6.76 亩，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从历史资料看，大跃进年代的
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
“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吉林是产粮大省，征购任务重。1957－1958粮食年度，由于粮食征购任务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
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情况。在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群众叫喊缺粮，找乡社干部要粮请愿。
有的地方发生群众抢购副食品， 个别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抢粮分粮事件。 长春市南关、 二道河子两个区，
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达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门前排队抢购豆腐渣。双城县群众夜里 11 点就开
始排队抢购煎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1957
年布置征购任务之后，省检察院就积极配合。1957 年 10月，省检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级检察院，注意
及时打击破坏粮食征购和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1958年 1月 9日，又与省法院、监察厅联合召
开了专署及重点县的三长会议，会后公安、法院、监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征购粮食工作队。1958 年 1
月 29日和 23 日， 分别召集的 24 个县检察长汇报。 据汇报材料， 各地共处理了 427 件粮食犯罪案件。
除了公安机关逮捕的 96 件和法院决定逮捕的 52 件以外，检察院侦察处理了 279件。其中套购粮食
56 件，粮食投机倒把的 50 件，抗交公粮拒售余粮的 51 件，贪污盗窃粮食的 43 件，密打私分粮食的
71 件，其它 8件。追缴回粮食 481.1 多万斤。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仅公主岭地区 7个县、市
的统计，从 1957 年 9月到 1958年 1 月初止，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三家共侦破破坏粮食政策案件
189 起，其中属于套购、抢购进行投机倒把的 8 起，隐瞒产量私分粮食的 130起，抗缴征购的 19 起，
盗窃粮食的 2 起。使国家粮食损失 73.94 万斤。这些“犯罪”，实际上是农民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
自发的斗争。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包含着农民多少血和泪！
表 5-1 1957－1961年吉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86.00 105.00 108.00 80.00 88.00
贸易粮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征购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销售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净拥有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总人口（万人） 1248.1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人均净拥有（斤）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年 8月 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
数取自《中国人口・吉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
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向毛泽东叫苦：粮产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征购任务的增长。与 1957 年比较，全省
1958 年－1960 年平均分配产量增长 15.8％，纯征购任务增长了 75.6％；在分配产量中，征购的比
重由 28.2％增长到 51.8％；留粮比重由 71.8％下降到 48.2％。特别是大豆种植面积多、商品粮比重
大的粮豆产区，由于大豆没有单独定产定购，每遇歉收减产，即须以粗粮抵交大豆任务，更加挤了群
众的口粮。
“分配产量”是上级分配的产量任务，实际产量的增长达不到增长 15.8％的幅度。吴德算的这笔账和
粮食部的账略有差别。
有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例如，怀德县 1960 年的粮食产量比 1953 年减
少了 38.3％，但征购任务还高于 1953 年。1953 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 41.69％，1958 年和 1959 年
约占 80％，1960 年占 67.46％。
在这个粮食大省，省委领导人每年却为粮食发愁。1959年 6月 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
中央送交了《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8－1959 粮食年度，吉林省征购入库（贸易粮）49.27 亿斤，城乡销售预计 32 亿斤，到 1959年
5 月底已实销 28.68亿斤。纯调出计划 16.8亿斤（到 5月末已调出 15.2 亿斤），军需供应 8900 万
斤，粮食损耗 4000万斤。这样，预计 6 月末库存为 4.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 8200 万斤。
从 1959年 7 月到接上新粮前（主要城市到 11 月 15日，县城到 10月底，农村到 9月 20日），城乡
销售最低需要 11.35亿斤，其中，城镇需要销售 7.63亿斤，农村非农业人口缺粮供应 3.44亿斤，军
需供应 2800 万斤。这样安排，收支相抵，赤字为 6.36亿斤，再加上最低库存 2.5 亿斤，共差 8.86
亿斤。
尽管农民口粮不够，但国家的征购任务还是必须完成。由于征购任务太重，逼得农民自杀事件多有发
生。为此，1960 年 2月 20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
绝自杀现象的通报》，通报说，“全省自征购粮食以来，自杀事件已达 43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是
因为“错误地采取所谓‘追、逼、压、扣’等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不降低征购任务，只讲征购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个年度的征购任务还是减不下来。
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1960年 10月 31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分管粮食的省财贸书记栗
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底”，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工作的艰巨性和支援
全国、支援灾区的重大意义”，强调“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我们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
援全国，支援灾区，同时还必须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粮食工作的“五条方针”：低标准，瓜菜代，
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
农民口粮低， 国家的征购任务也很难完成， 到了11月12日， 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的28.64％。
11 月 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送上《关于粮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先向上
级算了细账：1960-1961 粮食年度，全省粮食估产 550 万吨，扣除 25万吨（自留地、啃青），按 525
万吨进行分配。国家征购任务 248万吨，拿走了总产量的 47.2％。农民口粮 147.2 万吨原粮，平均
每人 320 斤。这对吉林省这个粮产区来说，口粮标准是很低的。这还不包括几十万山东移民。算账以
后如实地讲了困难：“我省每年春粮食向外调，到六月以后，就需要从外省向省内调，由于调拨不及
时，每年三季度城乡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内粮食库存逐年减少。1956 年六月底库存
为 69万吨，1957 年为 52 万吨，1958 年为 31.3万吨，1959年为 38.7万吨，1960 年为 27.4万吨，
今年库存更难增加，这样就更加难以周转。希望能在上交任务中，给我省留下 15－20万吨，作为明
年三季度的周转库存。”上级是否同意他们有要求，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是，他们敢于向上讲困难，
和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的领导人相比，还算不错的。一方面向上级叫困难，另一方面还得抓紧完成
征购任务。11 月 18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接着又抽调 3 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大抓粮食征购和
生活安排，到 11月 25日统计，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 74.32％。吴德还要求不能松劲，进一步完成征
购任务。到 1961 年 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 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征购已
经宣布结束……大量入库已无可能。”征购任务结束以后，“只给农民留下口粮 7.8 亿斤，今后 8个
月，每人平均只有 85斤。……不少地区把一部分口粮交了征购粮，有的地区还交了一些饲料粮。目
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销粮达 7 亿斤……。各地上报目前就没有粮食的已达 219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23.8％；到七月末缺粮人口 473 万人，占农村人口 54.1％……由于口粮紧，目前人的体力开始减弱，
患浮肿病人数， 据去年 12 月末统计有两万人左右， 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 饲料不足， 牲畜死亡增加。 ”
到了 1961－1962 年度，粮食征购更加困难。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 220万吨，到了 11月底，
完成了征购任务的 80.4％。到 1962 年 2月 15日，征购粮食共入库 201.1 万吨，就宣布完成了国家
征购任务（实际上征购粮入库还在进行，到 2月底征购入库为 202.5万吨）。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
人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 235 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体分配口粮 300斤以上的占农村人口的
33.6％；200－300斤的占 28.2％；100－200斤的占 24.2％；不足 100 斤的占 12.6％；没有分配口
粮的占 1.3％。从 2月 15 日到接上新粮（9 月 20 日）还有 7 个月零 5天，以 200斤口粮计算，平均
每天只有口粮 9两，还算过得去。如果不足 100 斤，每天口粮就不到 4 两 6钱，饥饿就很严重了。
镇赉县反映，结束征购后，该县平均每人分配口粮 96 斤，全县 570个生产队中，有 78 个生产队没
有分配口粮，有 176 个生产队口粮在 50 斤以下，两者占生产队总数的 44.5％。中共延边州委反映，
敦化县全县534个生产队中， 分配口粮在200斤以下的有113个队， 其中有43个队现在有的吃饲料，
有的吃种子。镇赉县嘎什根公社有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先后 13次到附近的新生农场强取粮食，参加
人数达 75人，共拿走粮食 5300斤。榆树县在粮食集运中，连续四次发生乘机偷粮事件，参加偷粮
的有 23 人，拿走粮食 1300 多斤。1961 年以后，县以下的干部吸取了前两年浮夸的教训，上报产量
一般都留有余地，对征购任务也讨价还价，征购任务不得不减少。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
不足，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完成征购任务最困难的是梨树县。省调查组认为，这个县是社员过多
地搞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影响了集体生产，造成粮食减产。“有的队实际走上单干道路了”，集体
完不成征购任务，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却多了。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
少的每人有 300 斤，平均有 500 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 25户有 19 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
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 7亩、产量最多的达 7担。所以，省里虽然上
向面叫苦， 农民的生活还是比前两年好。 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多了， 这是摆脱饥荒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粮食短缺，就寻找代食品。据 1960 年 12月底统计，全省已收储各种代食品原料 51 万多吨，以食堂
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点 4万多个，组织了 38200 个代食品生产专业队，参加专业队的人数有 46万
多人， 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 15％， 已制成淀粉 3 万吨。 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 20 多种， 有玉米叶、
玉米杆楷、玉米瓤、稻壳、豆杆、柞树叶、榆树皮等。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运动，即动员 100万人（指主要劳动力），大干 100天，为全省农村人
口每人生产 100 斤代食品。
不仅是吉林，在整个富裕的东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运动。1961年 1月 18日，东北局在向中央、主
席的报告中说：“据各省报告推算，全区在扣除征购粮、种子、饲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粮食以后，今年
1 到 9月，农村每人的口粮相当多的地区不到 120 斤，辽宁省平均每人只有 92斤。为克服困难，在
东北全区开展一个以制造人造淀粉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 并已初步取得成效。 据年前统计，
全区参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 548 万多人，已采集各种代食品原料 640亿斤，加工
出淀粉 3.6亿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杆做成的。全区 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
月 17日到 20 日，东北三省财贸部长又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了代食品问题。会议要求在 3月底以前
达到农村每人干湿淀粉 100 斤，要像抓粮食一样抓代食品的进度。会议还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
吃到一钱人造肉精。会上还介绍了一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经验。如辽宁省锦县建业公社四合大队，全队
310 户，1500 多人，有一半人参加了制造淀粉，按现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淀粉 4200斤。黑龙江
商学院建立了一个人造肉精厂，日产 60斤到 100 斤，全校四个食堂、2000 多名师生，平均每人每天
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钱到五钱。辽阳市第一高中，去年 11月有 31人发生浮肿病，后来每人每天吃一到
二钱人造肉精后，师生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 1961
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 1961
年 5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 1036
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
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 4 月以前就开始了，4月 7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
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
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 300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
多的地方，由早 4 时到晚 11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
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
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
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
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
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 238.5 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
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 75 万吨，可够全省 900万农村人口吃 4个月。

 

[Doomsday]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
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肆虐。
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初年到1959年末统计， 吉林全省有19611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 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
其中开除党籍的 7243名（内有反革命分子 446 名，各类坏分子 1103 名，阶级异己分子 1101 人，
右派分子 857 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 25名，省委管的党干部 125 名。
1959 年 8月 26－9月 10 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
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
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
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
委委员；闻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杨光：白城地委书记处书记；石达：省林业厅副厅
长。
从这个名单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对象层次比较低，最高的是地委级。而相当多的省里，批判对象中有
省级。这说明吉林省反右倾斗争不如有些省那样激烈。
1959 年 12月 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彻底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李树仁和李晨，并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严重右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决议：省、市、地、县机关以及
厂矿、企业、学校领导干部中的反右整风已经开展了的，应继续深入；没有开展的，应及时开展；无
论开始先后，一律搞深搞透。在农村中，继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党整社
运动。集中弄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彻底揭露和粉碎右倾
机会主义，以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把反右倾斗争从省级干部
中推向基层。
吉林省委领导人虽然不像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委领导人那么狂热，但还得跟着政治潮流走。 “五风”
肆虐和反右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
1959 年 3月，吉林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批评和制止横行了半年的
“五风”。与会的发言者揭露了不少农村“五风”的情况。在 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平均主义，由
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等多种原因，粮食大量浪费。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粮食没有收上来。海龙县吉乐公
社的吉祥等三个队，仅在乱草中就打出稻子 128000 斤，占水稻总产量的 18％。有些队的水稻，到
1959 年 3月还堆在场院里没有扬出来。杏岭公社大兴第三队损失的水稻，每亩地至少 25 斤以上。大
家估算了 17 个生产队的损失，约有 270000多斤，相当于 1958年 700 亩地的产量。双辽县三巨管
理区有一垧（一垧等于 10 亩）多高梁，50 多椽子，到 1959 年 3月还没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
地上有 2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产队“见堆就有粮”（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荛堆里都有粮
食）宏伟管理区一个生产队的 90垧高梁一天一夜就打完了，只打出 600 多担，至少七八十担粮食没
打下来。 柳河县凉水河子公社第六队到 1959年 3 月还有 14000 多捆稻子放在场院没有管理， 任凭 “鸡
刨猪糟”。靖宇县榆树川公社有两千捆莜麦直到初春还放在地里。另外，不少生产队大量的萝卜、白
菜、土豆、甜菜，由于没人管理，放在地里冻坏。不少生产队牲畜丢了没人管，认为跑也跑不出公社
范围。因此，牲口大量死亡。农具破坏丢失也十分严重。
在这次六级干部会上，延边、通化、吉林等地区的干部认为平均主义在吉林有八大表现：1）分配拉
平，富队尽量多积累少分配，穷队少积累、多分配；2）评级拉平，在评定劳动力等级时，不分特产
专业队和一般专业队的不同情况，均按统一的比例；3）劳动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干活多少，
只要出工，就记一个工；4）生产资料拉平，富队的财产多调，穷队少调或不调，把富队的财产往穷
队里调；5）细粮拉平，不分朝鲜族、汉族，不管稻田多少，细粮一律按 20％供给；6）口粮留量拉
平，不管增产队还是减产队，一律按人均 480斤留粮；7）菜金标准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
小孩，每人每月一律 3角；8）年节供应猪肉拉平，不分养猪多少、好坏，春节期间一律按一斤肉供
应。
吉林市郊区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风”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这个公社原来是一个先进单位，整风整
社时发现问题严重，才认为是“被地富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这个公社的张久管理区的干部们，
经常以“向党开炮”、“放毒”、“资本主义分子”、“破坏分子”、“不服从党的领导”等罪名，
任意打骂群众。他们经常威胁农民：“凡是不老实的，就得专他们的政！”动不动就说：“专他们一
下！”专政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训练班”，即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不给报酬；一种是“养病房”，
对自称有病不能劳动的，就送养病房，睡凉炕，喝寸米粥（极稀的粥，一寸粥只有一粒米）；一种是
插白旗，游街、吊打。全管理区共 308 户，被专过政的就占总户数的 20％左右。农民王德一家三
口被迫害致死，干部们还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挑着，死三个垛着！”生产上
瞎指挥，全公社有 6000 多亩不宜种菜的土地硬让种了菜，如地势低洼的 840 亩地强行种洋葱，种子
花了 10800元，仅收 700 元。“五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这个公社大荒管理区为例，粮食产量
1959 年比 1958 年减少了 44.2％，1960 年比 1958 年减少了 58.55％。
在大刮“五风”当中，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比较严重，1959年春夏整社时进行了整顿，情况有
所好转。1959 年秋反右倾以后又有发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报告，少数基层干部欺凌老百姓的
情况：1）威胁、逼供甚至造成农民自杀；2）捆绑、吊打农民；3）乡社办“教养队”、“集训班”，
实际是劳改队；4）随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干部没收。这
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情节也相当严重。中共吉林省委在 1960年 12月 28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
局的报告中说，如果有人不让“一平二调”，不听瞎指挥，干部就手拿几种“武器”对付：一是扣“帽
子”：“右倾”、“不听党的话”、“富裕中农思想”、“本位主义”等等满天飞，吓得农民不敢说
话；二是辩论，社员说，“一辩就没头，非把人眼珠子辩得冒汗（流泪）不可。”三是扣粮、扣饭、
扣工分，罚款；四是撤职，梨树县榆树台公社一个管理区的书记，三个月撤了 9个生产队长；五是硬
逼，逼小脚妇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劳动；六是打骂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1959 年 3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以后，接着进行了整风整社，吉林省的“共产风”在一些地方一度平息。
但是，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刮了几次。1960 年 12月 28 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
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将全省 463 个公社排队分析后的结论是：过去“共产风”纠正得比较
彻底，以后没有基本再刮的占 28％左右；过去“共产风”纠正不彻底，或者 1959 年冬季又刮起来的
占 54％左右；过去“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继续刮，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占 18％左右。为
什么“共产风”一刮再刮呢？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认为，这是由于“不少同志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
是‘共产风’，怎样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
自发势力的区别，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根本问题，没有从认识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
掌握不稳。”吴德说，1959 年冬，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社有经济，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一级
所有制）创造条件，产生了急躁情绪，又刮了一次共产风。
1960 年 3月，省委又召开了一次六级干部会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省委的会
议，不可能扭转庐山会议造成的形势，“共产风”在发展。吴德在报告中列举了“共产风”的几个方
面：一，在 1959 年冬大搞水利建设中，无偿抽调管理区的劳动力、运输队力和物资、器材；二，在
发展公社一级所有制经济中，从管理区又调上了不少东西，有的地方把穷区和富区合在一起；三，许
多公社要管理区以物资和生产资料上缴公积金；四，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时，无
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五，农村中小学搞勤工俭学和自给
性生产，发动管理区献土地、车马、农具；六，在整顿食堂和大办福利事业中，有些地方没收社员员
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无偿占有社员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决粮食问题时，没收社员自留
地产的粮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柜；八，有些公社无偿调用管理区的车马，成立运输队。吴德认为，
1960 年下半年的“这次共风刮的比过去面广，有的是从公社内部刮的，有的是从公社外部刮去的，
有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也有全民‘共’集体的，有集体‘共’个人的，也有全民‘共’个人的。
有些地方，外部来的风比内部刮的厉害，党、政、军、民、学都有份。”
1961 年，“共产风”还继续刮。1961 年 1月 14 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
示重犯“一平二调价”错误的通报》，通报指出， “有些地方在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一平二调”
的同时，又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通报列举了一系列“一平二调”的种种事例后说：“要求各
级党委认真帮助公社党委纠正这一错误，并且通过这个事实教育干部，以避免类似错误继续发生。”
但是，半年以后，“一平二调”还是发生了。1961 年 7 月 15 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再发文指出：
“去冬以来，省委在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过程中，关于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问题曾发出多次
通报，三令五申地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不许再刮共产风，必须维护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和
社员个人所有制……。但是，还有少数的党组织和干部对省委的指示不重视，而是充耳不闻、置之不
理。”
“五风”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59 年 4月末全省有猪 187 万头，比 1958 年 6月的 239
万头减少了 22％。鸡鸭鹅减少更多。农安县农安镇人民公社五里界管理区，1957年以前第一生产队
有大小牲畜 35 头， 到 1959 年 6月只有 17头。 1957 年有猪 240 多头， 1959 年 6月只有 28头。 1957
年一垧地（10 亩）能打 8 担，1958年只打 6担，还向上报增产几倍。为此，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等文件的精神，
发出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员只要养一头猪（包括现养
的和计划养的），就给 1 分到 2分自留地。自留地收益除缴农业税以外，不抵口粮，不上缴积累，完
全归个人所有。此外，大牲畜死亡和瘦弱问题也比较严重。通榆县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大牲畜
普遍瘦弱、大量死亡，特别是幼畜成批死亡。
从怀德县可以看到集体化、 特别是公社化以及 1958 年以来的 “五风” 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情况。 1961
年 5月 10日，吉林省委传宣部长宋振庭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说，怀德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吉林
省的重要产粮县之一。 但从 1953年以来， 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年下降 （1960 年和 1953 年比，
的播种面积减少了 10％，单产减少了 36％），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60 年的粮食产量比 1953 年减
少了 38.3％。历年粮食总产量数字如下：
1953 年：31.2154 万吨；
1954 年：26.4796 万吨；
1955 年：32.0271 万吨；
1960 年：19.2702 万吨。
1958 年和 1959 年粮食产量浮夸很大，数字说不清，大约 20 万吨左右。
怀德县饲养大牲畜条件好，范家屯的马市全国闻名，过去南方各省都到这里来买马。但是，1960 年
的大牲畜比 1953 年减少了 36.5％。剩下的大牲畜瘦弱不堪，按拉犁的牵引力算，三头才能顶过去的
一头。部分社队已经无力种地。与此相应的大车也减少了 51％。
部分社队群众收入逐年减少，不少地方房屋失修，漏雨。南崴子公社一半左右的房子漏雨，不少房子
在屋子里可以看到天。刘房子公社湾沟 8 户中有 3户房子透天。
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征购任务加重，剥夺了农民的口粮。1958 年和 1959 年，怀德县粮食产量大约 20
万吨左右，却虚报为 31.3262 万吨和 25.1644万吨。征购任务按上报的产量数确定，1958年和 1959
年的征购任务都为 16万吨。 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 41.69％， 1958 年和 1959年约占 80％， 1960
年占 67.46％。征购任务刚完，就等着返销粮下锅。
1958 年以来社员口粮标准很低，群众体质很弱，据初步调查，全县已有浮肿病人 16000 多人。经过
检查确认的由于浮肿病和合并症死亡的有 68人，未检查确认的死亡人数就不清楚了。
吉林是中国主要的人参产区，其中抚松县又是人参的重点产地，其中东岗为最。1958 年以来，由于
强调人参产区粮食自给，强调人参种植以国营和公社为主，因而人参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东
岗人参产量 81741 斤；1961 年只有 23518斤，只有 1957 年的 28.77%。由于人参产量降低，社员
收入减少，人参产区的人口外流，希望“找个农业生产好的地方，能够吃饱肚子。”

 

[Doomsday]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粮食减产、过重的征购任务和“五风”的折磨，使得吉林省这个富饶的省份，也发生了饥荒。
1961 年春，由于浮肿病人不断增多，省卫生厅派医疗队到洮安县福顺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区和德顺
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区救治。这里社员体质很弱。自 1960 年 10月以来，大量发生浮肿病。1961 年
3 月 6日至 9 日，医疗队在这两个管理区按门逐户进行了检查，共检查了 1457人，发现浮肿病 322
人，占被检查人数的 22.1％。福安管理区共有劳动力 187人（女 86 人），就有 84人（女 44 人）患
浮肿病， 占劳动力总数的44％。 福安区被查出的155个浮肿病人中， 初发者64人， 占发病数的41.3％，
其中较重者 7 人；时肿时消逐渐恶化的 86 人，占发病数的 55.4％，其中较重、体力非常衰弱者 25
人，已有腹水或消肿后干瘦、身体极度衰弱者 5 人，占发病人数的 3.2％。入冬以来，福安管理区死
亡 12人。经调查除其中 5 人因年老体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4人是浮肿合并其它疾病死亡，3 人纯
是浮肿后腹水或干瘦而死。范海庭，59岁，患浮肿后消瘦，死前一天晚上精神还好，第二天突然死
亡。王进城，36岁，患浮肿后干瘦，死的前一天产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于留柱，52岁，也
是患浮肿病后消瘦死亡。
1961 年 3月 5日，中共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从延边打电话向州委富书记汇报说（兰干亭记录），在
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有 1万多人，图们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的 7％，延吉县朝阳公社占总人
口的 7.5％，有些学校、机关占的比重更大，医学院占 15％，州报社占 10％。在 3899 名妇女干部中
调查，患妇女病的就有 1154 名，占被调查人数的 29.6％。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
榆树皮吃，把树干中间的一段剥光。目前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都被剥光。
1961 年 6月 2日，吉林省卫生厅党组报告，根据省卫生厅工作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区
的检查和从部分地区的工作报告看，目前全省农村浮肿病的情况仍很严重，部分地区病情还有发展。
有些浮肿病人时消时肿，由轻转重或呈干瘦状态，重病人日渐增多。一般地区重病人占现有浮肿病人
总数的 2％左右，重病区的重病人占病人总数的 6％以上，并继续发生死亡现象。此外，全省患子宫
脱垂的病人约两万多人，闭经病的发病率约为农村青壮年妇女的 0.5－3％。另据典型调查推算，1961
年 6月全省农村重症浮肿病人，约 3 万人左右。省委发出通知，要加紧对这部分人治疗。这个数可能
偏小， 怀德县 1961年 7 月下旬有浮肿病人 1万人， 其中重度的有 1348 人，浮肿人数还有上升之势。
吉林省当时有 43个县，怀德县的人口和灾情处于中等情况，按这个县的情况推向全省，重度肿病人
应当有 5、6 万人。
浮肿病不仅发生在农村，城镇也出现不少。据吉林省卫生部门资料，自 1960年 11 月中旬到 12 月中
旬，吉林市全市（缺船营区）发现浮肿病人 4179 人（市内 3874 人，外县 305人）。主要情况是：1）
城乡、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饮食行业、地段居民中均有发生。据 21个单位调查，只有三个单
位没有发现。患者性别无差别，壮年比例较大，壮年占患者总数的 40－50％；2）部分单位发病率比
高。据 21个单位调查，有四个单位达 5％以上。最严重的是市实验小学，占 30％。在一部分重体力
劳动工人当中，比重较大；3）从发展趋势来看，从 11 月起到 12 月有显著上升。据吉林铁路医院就
诊人数统计，11月下旬为 313人，到 12月上旬就发展到 550 人，到 12 月中旬则发展到 780人；4）
浮肿患者的症状是：下肢及颜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肿，全身软弱无力、头昏、面紧、多尿（一夜可达四、
五次甚至有尿急现象）等。个别患者出现昏迷，但从全市情况看，还没有发现因浮肿致死的情况。
1960 年 10月到 1961年 3月 6日，省直机关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浮肿病人 976 名，省直医院采取积极
措施先后治愈 246名。发病较高的单位有人民检察院占职工总数的 80.9％；卫生厅，占 61％；机械
工业厅，占 49％；省委组织部、轻工业厅，占 48％。发病率较低的单位：新华社，5.9％；财政厅，
7.7％。
吉林虽然也出现了饥饿和浮肿病，虽然有个别饿死人的记录，但还没有发现大批饿死人的历史档案。
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计算，从 1958年到 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 12.78万人，另有
因营养不足少出生人口 43.32 万人，详见表 5-2。与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显然要轻得多。
表 5-2 大饥荒期间吉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224.5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出生率 32.64 33.31 28.04 32.51 26.45 40.70 47.03
死亡率 7.5 9.1 13.4 10.1 12.0 10.0 9.4
非正常死亡 0.09 5.64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口 6.12 13.11 7.64 16.45 43.3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吉林》
注：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参见“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在大饥荒期间，吉林面临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自由流动人口”。吉林是丰饶之地，自然是山东、河北
等地“闯关东”人们的首选。大饥荒年代，“闯关东”的人会更多一些。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向
本书作者介绍，1960年进入吉林的流动人口最多，但我没有找到这一年的资料。1961 年关内饥荒有
所缓解，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口流向吉林。1961年 10月 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报
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 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 48700 多
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 18万多人。在收容的 48700人当中，关内各省有 23000 多人，东三省的
25700 人。关内人当中，山东人占 60％。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流入吉林的，辽宁人最多。流入农村、
矿区的 18万多人多数是携带家眷投亲靠友的农民。中共吉林省委 11 月 13日批转这个报告，要求严
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并说：“当前我省正是严冬季节，对逃荒来的灾民，需救助者，都要适当予
以照顾，不能饿死冻死人，不要怕因为这样做会招引来的人更多”。吉林省这个态度使不少流民免于
冻饿而死。不过，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回忆，当年还是有一些流民冻死在冰雪之中。他们的记忆
是有据可查的。仅 1961 年 1月 1日到 2月 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就死亡 38 名。关内流
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据中共四平地委 1960年 6月 15日报告，自 1960 年 2
月以来，该区双辽及怀德、梨树、伊通的少数公社，先后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据 5月
21 日统计，总计外流 45314 人，其中男女劳动力 18250人。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龙江、内蒙和吉林
省其它县（与此同时，从外地流入的人口为 19263 人）。外流人口中，不仅有社员，还有干部、党员、
团员。据卧虎公社统计，外流人口中有队长以上干部 51人，党员 52 人，团员 145 人。外流原因主
要是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五两口粮。对寒冷的吉林来说，四五两口粮不到 700 千卡的
热量，生存是很困难的。延吉县也发生过人口大批外流的情况。
为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
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 31名干部中就有 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有拳打、脚踢、拧
耳朵、竹条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冻等十几种刑罚。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头破血流！凡
是进四平收容站的必须直腰对面坐着，不许乱动。书记、站长、管理人员看见谁不顺眼就打。收容所
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 72 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
阳。被收容者在屋里大小便，虱子成群滚成蛋。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 3 天就死了 5 人。

 

[Doomsday]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面对 1958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及其同僚们小心翼翼地“踩钢丝”：在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尽可能不过分地伤及农民利益；在解决农村困难、保持管区
的社会稳定时，千方百计地维护“三面红旗”。
1958 年以来，吴德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一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实现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
全民所有制和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
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 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
“同全国一样， 吉林省在 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个战线都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 。 所以，
吉林省在公社化、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密植等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在这些方面，吉林
省没有新的创造，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吉林的新闻也不很突出。当“三面红旗”的问题暴露以后，
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吉林省也积极跟着中共中央纠偏，但在纠偏的同时，吴德们还是小心
地维护“三面红旗”。
对中共中央 1958 年冬天到 1959年春天的一系列纠正“五风”的措施，吉林省贯彻得比较认真。从
1959 年 1月到 7月（庐山会议之前），吉林省进行了整社工作。从 1月到 3 月，主要是贯彻中共中
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1959年 3月到 7 月，省里开了六级干部
会议、县里开了五级干部会议，公社也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揭露批评了“五风”，落实了毛泽东关于
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包产落实”、“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等指示。对“一平二调”的财产，也进行了
清算，并退赔了一部分。这些措施，落实了包产单位部分所有制问题，调整了生产和生活方面大集体
和小私有的关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农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一小部分。
省委在纠正 1958 年错误时，特别注意维护“三面红旗”。吴德在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强调：
“我们在估计本省情况时，首先必须肯定 1958 年的巨大跃进，必须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肯
定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高度积极性。如果有谁企图否认这些，谁就是
违背最明显的事实， 谁就是否认了全省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努力， 他就一定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驳斥。 ”
在大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问题上，对 1958年的过激问题也有所纠正。1959年 6月 30日，中共吉
林省委发布文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首先调整了供给制，
提出 1959年不搞供给制。文件认为，1958 年秋收以后，吉林省绝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工资制
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于供给制占的比例过大，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执行，因而影
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到 1959年 6 月，中共吉林省委认为，大多数公社供给制的部分仍然过大。一
般的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 60%－70％，少数公社占 80％左右。因此，凡是供给部分所占比重
过大的地方，应当进一步调整。调整 1958年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应占 60%－70％
左右，供给部分占 30%－40％左右。在这个原则下，条件好的可以采取伙食供给制，条件差的可以
不实行供给制。1959年秋收分配中，如果还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供给部分应不超过 30％左右。凡
是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为了约束二流子、懒汉，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可以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
钱”的办法，或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
这个文件对公共食堂的问题看得比较早，而且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办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须积极
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认真整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
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
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
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
动力的情况做饭， 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 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 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
吃细粮多了， 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 吃粗粮多了， 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 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
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
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
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
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 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
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
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
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
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 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
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
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
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
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
户 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
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 1961年 5月 10日，是在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 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 4月 26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
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
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
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
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 年以
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年 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
机关的职工增加到 170万人，比 1957 年增加了 95.6万人，增了 1.28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
业增加的职工 19.6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年每人
担负耕地 26.4 亩，1960年担负 36.5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
工 15－18 万人，从城市压缩 31 万到 34 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
总的下放指标是 81.2万人，实际下放 98.0万人。
第五章完

 

[叁0如狼]

顶一下，只是太长事实太惨忍，看不下去！不过我相信这事基本是事实！！

 

[自由主义]

迟到的真相,还有其它省份的,楼主请继续。

 

[Doomsday]

中秋节暂停！明天继续。

 

[dc999]

下次再看吧。

 

[Doomsday]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
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
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 1958年到 1961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
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
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
如， 在反右斗争中， 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 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 “打
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
了 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 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
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
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
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
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
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
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
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 年 5月 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
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
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
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
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
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
敢作敢为的精神。
5 月 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 月 23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
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 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实现了 “三大突破” ：
“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
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
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
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 20 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
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
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
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月 27 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
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
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
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
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
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
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
“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
所有。全省组成了 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
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
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 “试验田”
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
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
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 12－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 年
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
一年共挖掉 34 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 43 亿土石方，相当于 1957 年的
13 倍。
在 1958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
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 3 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 300亿万，我
看得死 3万人；曾希圣讲稿 200 亿方，我看得死 2万人；渭清讲 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
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 3 亿方，而是搞了 43 亿方。所以还是
死了人。
1958 年 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
的努力，为在 1958年生产 1070万吨钢，即比 1957年产量 535 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 于 8 月 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 提出了三点意见，
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 15 万吨钢的任务，按 18 万～20
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
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
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
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
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 9月 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 月份一
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 5.5 万到 6万吨生铁和 2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 6个省日产生铁 1000 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 3000吨，河南达到 1.8 万吨，
而江苏才 910 吨多一点。中央决定 9 月 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
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 9月 22日突破口产生铁 3000吨，29 日放出个“大
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 5000 吨是“小卫星”，8000 吨是“中卫星”，
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 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
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 但又不好公开反对。 1958年 9 月 20日， 毛主席在张治中、
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
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
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 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
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
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
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 100 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
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
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
清不但说搞不到 100 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
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 100万吨更好，实
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
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
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
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
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
30 日“3 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 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
700万人炼钢铁， 不仅有整劳力， 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 国庆前夕， 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
吨、烧结铁 4000 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 年
“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 0.5 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
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
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 14109.6 万元，省里补助 9000 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
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 30 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 97％。当时，
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 1959年春夏，
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
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
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 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 16.8万个，参加农户 48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55％。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
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
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 9月 17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
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1948 年 8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
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 年 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
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
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
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 1954年 9 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积极并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
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
“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
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
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所以柯想批判刘顺元。江渭清没有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说要看
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
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
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 1958
年放农业”高产卫星”、 “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
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
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
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 254 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 0.2％，比
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 2％的估计少得多。
但是，大势所趋，全省从上到下还是层层搞了“反右倾”运动，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 1959 年底到
1960 年春夏，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
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
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
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一度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
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 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
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 1960 年粮食总产 380
亿至 400 亿斤， 实际只完成 191.96亿斤， 比上年减少 6.58亿斤， 还低于 1952年 199.5 亿斤的水平；
棉花 600 万担，实际只完成 248.5万担，比上年减少 93.1万担，低于 1953 年 294 万担的水平；钢
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 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
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 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 2 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
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 12.6 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
流人口达 14.8 万余人。到 6 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 89.2 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
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宝应县为例。从 1959年冬到 1960 年 4月，该县先后死亡 35391
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
死的。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 名，其中死
婴 153名。

 

[Doomsday]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2002 年，我专程到江苏调查大饥荒的历史。从六十年代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江苏大饥荒的情况
比《江渭清回忆录》中说的要严重得多。
1958 年开始，江苏各地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这一股股歪风
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58 年，扬州地区全地区共建立了 123 个农村人民公社，比较多的是 5000 户到 20000 户的大社。
在并社过程中大刮“共产风”。“粮棉到处抛，农具、耕牛无人要，田头、仓库乱糟糟”，“吃饭不
要钱，劳动不记分，多做少做都一样”。自留地收归集体，见树就砍，把社员家庭的猪、羊、鸡、鸭、
房子、家具、都归集体所有。有的干部公开宣传：“一切归公，连自己的骨头也是公家的。”同时实
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军营生活引入农村，强迫命令成风。兴化县西鲍乡
三大队唐朱社（原高级社），108户，452 人，1958年 9月将 363 间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
来修水利、盖食堂、造窑厂和建大队部。这边开会，那边拆房，社员在一边啼哭。房子拆后，一部分
社员在搭建的 19间草棚子里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猪屋里，有的住在草堆肚里。靖江县
孤山人民公社宁介大队有 19个自然村，1113户、4956 人，被强迫搬家的有 370户，腾出的房子用
于食堂、幼儿园、商店、农具厂等。并且要求当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动慢的社员挨了打。
泰州县大泗镇把街道拓宽到汽车可以对开为标准（当时没有汽车），两边还要留人行道，强行拆掉了
一批民房。
盐城地区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自 1958年以来，刮了五次“共产风”。第一场风是 1958 年 10月
大搞水利工程。 当时县里提出 “倾家荡产搞水利” 的口号。 公社党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 “车子化” 、
“轨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实现车子和轨道运土方。为了做车子、做轨道，组织 100 多人砍树，
一共砍了 10 天，长了几十年的大树也被砍了。没有车道板，从社员家里搜出 800 多张长凳，锯掉凳
腿。1958 年，80％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为了搭工棚，就拆社员有房子。四队
杭武珍头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带着新郎“回门”，家没有了，就在废墟上
大哭起来，招来了干部一顿臭骂。第二场风是 1958 年大办公共食堂，拆社员的房子，拿社员的炊具；
第三次共产风是 1959年秋季农具改造运动， 连小树都砍光了； 第四次是 1960年春扩建大队养猪场，
又一次拆房子盖猪圈。拉走社员养的猪。猪前头被赶走，女社员在后面哭。第五次共产风是 1960 年
6 月办托儿所，需要什么都是又从社员家里拿。五次共产风弄得社员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共
产风也是共刮了五次，但内容不同。第一阵风是大办钢铁；第二阵风是深翻土地，大搞绞绳犁；第三
阵风是“四集体”和“十个不要钱”（四集体：集体吃饭，集体住宿，集体劳动等。十个不要钱是吃
饭、吃菜、洗澡、看戏、看病、上学等）；第四阵风是“倾家荡产搞水利”；第五阵风是大办万头养
猪场。刮共产风时对劳动力“一平二调”，命令一下，说走就走。一个社员正在理发，头才剃一半就
被干部拉走。吴金才等 9 个社员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粪，半路上干部让他们丢下船拉走，船再也没有找
到。
1960 年 11月 16日，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共产风”、“命
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的详细资料。现摘引部分如下：
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队举办的万头猪场，三年来无偿调用第八大队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现金、物资、
粮食、 劳动力、 耕牛、 猪子、 农具等折价达 24300 元， 相当于全大队去年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 80％，
相当于今年预计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 90％，向其它大队调用的东西也很多。盖猪舍就拆社员的房
子，砍社员的树，调社员的砖头，砍社员的芦苇；没有猪就把大队和社员的猪调来；需要劳动力，就
叫生产队派工；没有土地就让生产队划拨。……共拆去社员房子 37间，砍树 51558 斤，大前庄一个
生产队就砍了 1000多棵树。第六生产队社员周国柱是一个穷母孤儿户，被砍掉树木 48 棵。社员房
子被拆、树被砍，虽然心中不满，还得放着鞭炮、喊着口号，把木料、砖头送到猪场。从去年 11月
底到今年 3月底，八大队经常有 50％－70％的劳动力被抽去建设猪场。第三生产队和第五生产队由
于没有劳动力收获，六七万斤山芋烂在田里。这个大队去冬今春既没有冬耕，也没有积肥，六、七月
间，遍地皆草。
这个万头猪场里的生猪大量死亡，仅今年 1月份就死了 150 多头。现在只剩下生猪 170头，还难以
养活。
这篇报告中提供的在生产中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上有关播种面积、作物布局、播种规格、技术措施、种子选择
等，统统由上级命令决定，生产小队和社员无权过问，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干部任意打骂社员群众。
今年春天，市委召开了一次有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出席的春播现场会议，强调大面积连片种植，规定
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书记刘如高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地说：“你们就这么
干，如果出了问题杀我刘某的头，如果你们不执行就杀你们的头！”五里公社第二生产队因没有执行
上述规定，公社就召开辩论会把大队书记斗争了一番。第八大队按照上级指示，确定一、三、四小队
是“山芋区”，六小队是“饲料区”，第一生产队共有土地 470亩，硬要他们种 250 亩山芋，结果
玉米和山芋大减产，每亩山芋只收 90 斤，连种子也不够。第三生产队有 20多亩高梁已经长到 1尺多
高了，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连片种植棉花的面积，硬要他们拔掉高梁，改种棉花，造成了很大损失。
相反，这个小队有一片 80 多亩地适合种棉花，上级却硬要他们种甜菜，结果没有出苗。第五生产队
有 30多亩适合种高梁的地，为了连片，硬要他们种玉米，结果每亩只收玉米 30 斤。
由于瞎指挥，产量大减。社员愤怒地说：“只要我们能当半个家，生产也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
在丹阳县大泊公社，干部个人的决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得照办，达不到干部的要求就“训”人是“修
正主义”、“右倾思想”、“不服从党的领导”。被公社领导人“训”过的小队干部不计其数。小队
干部只能被动地听指挥，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产。社员说：“大队干部多头多脑，小队干部没头没
脑，普通社员昏头昏脑”。在麦收时，公社第二书记提出“两天突击，一天扫尾”的要求，麦子还没
割完、已割的还没脱粒，又决定 70％的劳动力“只准插秧，不准割麦”。生产队提出不同意见，公
社第二书记说“麦子烂了公社党委负责”，还一天五个电话会议、四次电话检查，强迫下面按他的意
见办事。结果很多青麦被割掉了，7000 多亩小麦霉烂。
常熟县莫城公社是共产风比较严重的一个公社。据中共苏州地委调查，这个公社“平调”的物资按最
低价格计算，总值达 57.5 万元，平均每户损失 82.5 元。被“平调”的有耕牛、农船、农具、房屋、
家禽、猪、粮食、家具、柴草、现金等。被平调的财产用于大钢铁、大兴水利、发展集体经济、盖礼
堂、盖办公楼、修干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干部混水摸鱼据为已有。“一平二调”是在强迫命令下
进行的。群众稍有不满就扣政治帽子“姓共还是姓资？”、“对党是什么态度？”、“促退派”、“老
右倾”等。公社要东西时“一条线”（电话）、“一个印”（通知）、一声命令，要马上送到指定地
点。如果生产队干部稍有抵制，还有“四个法宝”：辩论斗争，靠边休息、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公
社自办的劳改队）。公社要盖礼堂，一天开三次广播会，说：“北京盖人大会堂全国支援，公社盖大
礼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时送砖送瓦送木料。为了完成任务，闯将大队五小队三个自然村一昼夜拆
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员还在床上睡觉，拆屋队就上房揭瓦。农民说：“共产风是龙卷风，是破产风，
刮一阵，穷一次。
由于大量拆民房， 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难。 扬州地区 1958 年有房 350 万间， 到 1960 年 7月只有 300
万间。其中，因 1958年到 1959年水利民工要自带工棚，拆掉房屋 12 万多间，搞居民点和工具改革
拆掉房屋 53000 间，办养猪场拆了 5 万多间，机关单位占用民房 24万多间，办社队工业占了 15000
多间，大队办公室占了 50000 多间。食堂占用 13 万多间，粮库占用 35000 间，民办学校占用 25000
多间。江都县高徐公社 1958 年建大礼堂 9 座，都是拆民房盖的。民房拆得多盖得少，大批农民无房
住。兴化县有 14110户没房住。高邮县二沟公社合兴大队芦家小队 21 户 65口人只有三间大房，四
间小房。有的农民只好露天过夜。
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在 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曾经是一个富社。1958 年 10月，建湖县
委书记陈豫华在南京开会时打来一个电话， 要各地一定把粮食产量报上一千斤。 当时早、 中稻已登场，
产量已成定局，许多人感到为难。支部书记孙喜来在郑南小队开了一次现场会，叫胡达成把五、六亩
田的稻子堆在一个场上，说是一亩田产的，并且“验收”，结果产量达到了 1340 斤，以此为样板，
让各地向郑南大队看齐，这样，建湖就成了“千斤县”。1958 年陶明任工区书记时，汇报粮食产量
只准多报，不准少报。结果有的报亩产 1000斤，有的报 2000 斤，有的报 1 万斤，两万斤。最后，
小队长沈文柏报了 15万斤。陶明表扬沈文柏，说：“还是沈文柏气魄最大”。1959 年大队粮食核实
产量为 60万斤，但公社党委书记朱士凯一定要按 73 万斤算，结果全大队 30多天没粮食吃，造成社
员不正常死亡 50多人。这个公社 1956 年粮食产量是 127 万斤，1959年降到 60 万斤，1960年预计
53 万斤。粮食减产，社员收入下降。社员编了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
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县莫城公社 1959年全社水稻平均单产实际是 605 斤， 而公社偏要各大队按 800 斤的产量制定分
配方案。结果征购多了，社员口粮少了。没有粮食，就在小队和社员中反瞒产私分，硬分配任务：强
迫不同生产队的社员承认每人偷吃了 200斤，300 斤，400 斤，甚至 500 斤。群众思想不通，干部带
头承认。公社副书记陈根兴、副主任张甫生分别承认了自己偷吃了 400 斤和 800斤。社员说：“浮
夸风让人人都戴上了\的帽子。”
常熟县的浮夸是在“核实产量”的名义下进行的。1959年 10月 14日，常熟县委在《关于开展核实
丰产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全县“出现了千斤以上的公社 4个、大队 53个、小队 687 个。”是怎
样“核实”的呢？请看白茆公社。在这一年收割中稻的时候，常熟县委书记和白茆公社书记在白茆召
开了“核高产、立标兵现场会”，用“加压力”的手段，弄虚作假，确定十一大队七小队是中稻千斤
小队，然后让各队以此为“标杆”报产量，产量越报越高。县里又开全县大队、小队会计会议，让会
计们“核实”产量，会计会上报的产量更高。县委认为会计“觉悟提高了”，让阿各公社书记到车站
去欢迎会计“胜利归来”。产量报上去了，为了找到粮食，就大反“瞒产私分”。这样做的结果是，
“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1959年本来只产粮食96万斤， 大队党支书马其银却上报产量为107万斤。
上级就按 107 万斤下达征购任务。征购任务完不成，就到社员家挨户搜查，把自留地的粮食、口粮全
都搜走了。社员只好吃野菜充饥，造成了浮肿、死亡、外流和弃婴。农民说： “干部浮夸，我们浮肿”、
“干部说大话，我们送小命”。

 

[Doomsday]

三、干部横行乡里
在江苏省档案馆，我看到一份 1960 年 7月间一份“整风整社”的会议简报。不少发言者一针见血。
双圩公社团结大队社员代表唐汝贵说：我们真像小媳妇，一句话说不到，大队干部就批评“你破坏”，
“你造谣”，“你是右派”，“你落后”，“你右倾”。这些帽子都吓死人。还动不动就说，“要辩
论你！”兴西公社南沙大队社员代表史增祥说：田里忙得要死，秧栽下去还没醒棵，草长过秧头不让
我们去除草，却让我们去熏土。我对干部说，要先除草，后追肥。他说：“你不听党的话！”吓得我
再不敢讲话了。有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绑人，扣饭，任意摧残社员。双圩公社曹杨大队代表说：
我们那里的支书、队长狠得不得了，群众背后称他们为“活阎王”。安丰公社仇家大队社员仇正安身
体不好没有参加劳动，干部不让他吃饭。一天早上仇正安已经把粥打回去，又被干部倒下来。仇正安
回去就上吊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队代表李洪德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双圩公陆祖大队代表
反映，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王某，大哥当副业主任，二哥做大队长，老婆做出纳会计，家属一共 14
个，个个都不下田。社员说：我们过去养地主，现在养干部。
扬州地区江都县黄思公社 17名党委会成员亲手打过人的占 53％，7名常委中有 4 人亲手打过人。副
书记陆某向下面干部说：“不打人就是右倾”。从 1959年下半年算起，动手打人、吊人的干部就有
228 人，占干部总数的 47.5％，被吊打的群众 1602 人，打伤多人，打死 12人。这个公社三联大队
的 14名干部就有 13人打过人。民兵营长张某一连打了 73 人，打死 2人。孔北生产队共 37 户，被
打的有 32户。摧残社员的手段极为毒辣：穿鼻孔，跪田头，脱衣挨冻，火烫手心，针穿指甲，把人
吊起来再在颈上挂重物，等等。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的五个大队干部打过社员近 90 人。在强迫
65 岁的女社员劳动时，又拖又拉，还用牛屎堵觜。18 岁的女社员胡二保劳动不合干部的要求，被罚
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头在田间挨冻 4 个小时。这个队干部常用扣饭的手段来处罚社员。有 20 多位社
员被扣过饭。这个大队自公社化以来没有给社员分过钱。1960 年夏收后分过一次，但社员所得极少。
有人编顺口溜： “入社好几年， 得了块半钱， 打斤油， 称斤盐， 余下买包烟， 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
而干部享有特权。社员的顺口溜：“社员苦做死做，没衣没裤；干部场上站站，有肉有饭.”干部还可
以随意挪用公款，而社员有急用苦苦求干部，也拿不到钱，社员说：“书记要钱手一伸，会记拿钱不
作声，社员要钱两腿奔。”
兴化县夏家大队自从办了高级社以后，连续三年没有给社员分配，社员的农具折价一文未给，社员的
家具要拿就拿，社员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员的家庭要搜就搜。在 1958 年 8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把洋
（脚）车、船、犁等大中小农具和社员自养的猪、禽实行了大集中。为了建居民点，大拆房，大砍树。
共拆房了 70 间，庄子周围的 270多棵树全部砍光，一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节，
却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调到白山去种麦、到宦家去砌居民点，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结果粮
食“大丰产没有大丰收”。 平均亩产只有 279 斤，却向上报亩产 1600斤。 大队饲养的 400 多只鸭子，
被干部吃掉了 300多只。一年间，干部仅夜宵就吃掉大米 500 多斤。社员没有饭吃，有的干部是“一
人当官，四户冒烟”（自己、姐姐、岳父、姘妇）。社员住房只拆不盖，住房从 422 间减少到 229
间，减少了 42％。到了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走进庄去，只见残垣断壁，通天破屋，废般坏车，
触目即是。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无床无被，无垫无盖。社员说：“到了夏家，从人的
脸色就可以分出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干部没有面黄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干部家属。”
从 1959年腊月 27 日到 2月 28日，食堂 72 天没有开饭，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 56 人。
1960 年 1－3 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1957 年，夏家大队人口从 939
人降到 858人。在这期间，死了 162 人（1959－1960年间死了 142 人，生了 81人（1959－1960
年间生了 21 人）。
据 1960年秋初步统计，吴县东桥公社有 41％的干部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有 1284 人受
到他们的伤害。从 1960 年 1月 24日到 8月 5日，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 20起，其中已经查明被干部
逼死人命的有 6起。有些坏干部横行霸道，任意扣粮、扣钱、罚工、罚饿。公社党委委员兼一大队党
委书记李某，1960年 1月，在“消灭小自由”的口号下，抄家 44 户，夺去了 77％的家庭锅子，处
罚了 51 人，斗争了 10人，有 4 人被逼自杀（其中二人获救）。五好社员查小妹被抄家时搜出了一点
大米（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粮，留给小孩做粉吃的），让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难言，上吊自杀。
她死后小孩无人照顾，不久也死去。公社党委副书记鲁某，在他分管的第 9、第 12 和第 13三个大队
里，打了 40 多人，罚饿 101人，罚款 1158元，罚粮 200 斤，罚工 102 次，抄家 121户。他还指使
小队干部没收社员的多种财物，铲掉 20多处自留地，夺走 28户的锅。这个公社的领导人认为，“凡
是自留地种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们强迫社员把自留地里的肥土挑到大田里去。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
报实施复，先后打过 15 人，停伙 22 人，逼死两人。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
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
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懒汉！”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
队 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
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 10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
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 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这个
小队 12 岁的小女孩林小絮子，体弱不能上工，队长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两粮，饿
得不行就到田里偷萝卜吃，被打得头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亲周秀英也被队长打过 22
次，经常被扣饭，有一次几天不给饭吃，不久也饿死了。社员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严重时不能
上工，经常被队长郭某停伙，停伙时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有一次，林饿得倒在街上。家里人把他
抬回来就死了，临死前说：“叫队长给我吃些！”郭听到后骂：“吃你妈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
队大小队干部共 41 人，除了一个小队长没打过人以外，其他都打过人，全大队的劳动力 28％的劳动
力都挨过干部的打。干部对社员如狼似虎，自己却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社员说：“过去养肥猪，现
在养干部”。对集体财产，级别越高的干部控制权越大。社员说：“公社干部要钱张张口，大队干部
要钱伸伸手，小队干部要钱得研究，社员要钱磕破了头”。
干部们对群众作风十分恶劣，却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某就是一个典型
人物。他“15 岁参加土改斗争，为了组织高级社，他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时他打
人的作风发展了起来。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时每天要打几个人”。但是，他“听党的话”，“为了
算帐兑现， 他可以几夜不睡觉， 为了检查备耕生产， 他可以少吃一顿饭， 备耕的中心任务是保养耕牛，
他连夜不睡觉跑遍全大队所有牛棚检查耕牛， 春节后， 县委号召消除赌风， 他一连几夜不睡觉去抓赌” ，
“他开会老坐在公社温书记旁边，看脸色行事。温书记说，1960年丰收，他也说，粮食多。温说，
试验田可收 5 万斤，他便说，5万斤不多。温说，麦子要赶快割掉，他马上回来命令社员：青的也得
割”。他所在的大队一再谎报产量，卖过头粮，直到这个大队发生严重的肿病（201 人）、死亡（75
人）、弃婴（22个）、外流（13人）时，他还谎报有 3万斤粮食。另据省委检查团扬州分团报告，
农村干部中 “积极工作， 执行上级决议， 搞试验田， 干劲大， 热情高， ……这是普遍的、 主要的情况。 ……
根据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大队排以上的 102 个干部调查， 88％的干部能积极工作， 坚决执行上级决议，
这是取得大跃进和重要因素之一”。

 

[Doomsday]

四、粮食短缺物资匮乏
《江苏五十年》一书的“综合篇”中谈到，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标、浮夸风
和“共产风”泛滥起来，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一批工厂下马，集市物价猛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
遇到了特大困难。
江苏省的粮在大跃进期间是减产的，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 1957年的 81.8％，而征购任务一直居
高不下。从下表可知，江苏省净拥有粮食连年下降。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
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表 6-1 1957－1961年江苏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20.00 230.00 201.80 195.00 180.00
贸易粮 191.30 200.00 175.47 169.57 156.52
征购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销售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净拥有 189.43 196.04 174.35 160.22 153.17
总人口（万人）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人均净拥有（斤）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 1962年 8月 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
数取自《中国人口・江苏》。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江苏各地都有粮食困难的记载。
丰县 1953年粮食总产量是 30787万斤， 1960年只有 25000 万斤， 沛县 1955年粮食总产量是 34986
万斤，1960年只有 26000 万斤。大牲畜也是连年减少。丰县 1955年有大牲畜 72000 头，1960 年只
剩 31000头。
1960 年 12月，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徐慎行给陈部长和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个县当年粮食
清仓入库的数字为 1亿 7587 万斤。泗阳需要的粮食是：种子 3620万斤，饲料 670 万斤，社员口粮
1 亿 4002万斤 （11 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 151 斤， 共计 8560 万斤。 12 月 1日到明年 6月 10 日，
每人每天以半斤计算，共 5442万斤），城镇供应和行业用粮 1500万斤。共 1亿 9792万斤。需要和
产量相抵，还缺粮 2205 万斤。其中山芋 4斤折粮 1 斤，稻谷 1 斤顶 1 斤。如果按规定山芋 5 斤折 1
斤，稻谷打七五折，则缺粮 3314万斤。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还要求泗阳调出粮食 1500万斤。县委
多次开会研究，为了分担国家困难，不向省地委要粮，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 600 万斤榨油后
的豆饼、花生饼、棉籽饼充口粮。社员平均口粮标准由半斤降为 6两 2 钱（16 进位）。这是县委定
的标准，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太低了。实际上能吃到社员嘴里的远远低于这个标准。
本来口粮指标很低，各级干部还要千方百计地】凵缭钡目诹浮Ｒ宰家跏型跣斯社为例，】劭诹赣
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层层留机动粮。公社安排给沿河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 0.4348斤，口粮
总数为 106514 斤。但大队在向小队安排时，又从总数中扣除 1万斤为大队机动粮。这样，社员的口
粮降为每天 0.3971 斤。小分配给社员时，又扣下一部分作为小队的机动粮。第二，套包产指标，分
空头粮。两淮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标准为 0.5斤，但所属 12 个生产队山芋没有过秤，而大队是以核定
山芋产量计算口粮的。 因此， 大队给各生产队12月份的口粮中有99800斤山芋的包产指标 （折粮19960
斤）。山芋过秤后，实际只产山芋 63800 斤，缺 3500斤（折粮 7000 斤）是空头数字。第三，倒算
过去多吃的粮，扣发今后的口粮。在口粮安排落实以前，社员多吃了一些。在安排今后口粮时，把过
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后分配的指标内。第四，归户计算，分配到各户的口粮加总起来比大队分配给小队
的粮食总数要少。 第五， 】鄢支户和地主的口粮。 两淮 8队社员厉秀英等五户因人口多， 劳动力少，
年终决算时超支（欠队里的钱），家里拿不出钱还队里的债，队长就不发粮票给他们。此外，发给地
主的口粮每人每天比社员少一两。
】劭诹傅那榭霾皇歉霰鸬摹1961年 1月 20日，省委干部李树仁在给陈副省长、逢部长、省委办公
厅并淮阴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兴公社有些生大队正处于饥饿状态。沿河大队“集体加个人的
胡萝卜只能吃到春节，山芋叶子只有 2000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计算，只能吃四、五天”，连省委工
作组在这个公社的 28名干部也有 10 人患了浮肿病。李树仁在这封信说，在口粮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有的生产队还克扣社员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克扣口粮的方式有多种：1）公开克扣。如两淮大队第 8
生产队发放 1 月份口粮的时候，竟将占口粮总数 40％的山芋干扣而不发；2）将口粮挪作它用。水利
工地上每人每天补助的半斤粮食、生产队长外出卖柴吃掉的粮食都摊到每户社员家中，在发放 1月份
口粮时扣掉了；3）干部认为粮食有蚀耗和秤耗，在分口粮时扣除；4）干部克扣尾数。分粮食时只给
社员整数，小数点以后干部留下；5）大月发小月粮。去年 12 月本来是 31天，却只给社员发 30天
的粮食；6）在粮食的运输和保管中舞弊。将舞弊中损失的粮食在分配社员口粮中扣除。等等。被克
扣的社员口粮有很大一部分被干部多吃多占了。李树仁在信中说，王兴公社是一个经历了四个月的三
反运动、并有工作组驻扎的公社，尚且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劭诹赶窒螅其它公社就更难说了。昆山
县有些地方规定：外流人口扣口粮，不出工的扣口粮，偷红花草的扣口粮，不请假的扣口粮，生病的
扣口粮，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扣口粮，不在食堂吃饭的扣口粮。
农村饥荒，城市物资十分匮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业部门拥有分配物资的权力。那时名义是凭证
供应，实际上，经常有证券买不到东西，有限的物资就全凭商业部门分配了。商品越匮乏，他们的权
力越大。这时，商业部们就利用特权谋私肥己。1960年 11 月 4日孙海光、邱路二人写的《关于苏州
市副食品市场供应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揭露了苏州商业部门开后门、多吃副食品、乱搞协作、铺张
浪费的问题：
苏州市商业局所属的蔬菜、水产、食品三个公司，所有干部个个开后门，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
1 月到 8月，开后门卖掉的洋芋、长豇豆、荸荠、大白菜、胡罗卜共 339000 多斤。该公司水果批发
部 1月到 8月，共购进苹果 2000多斤，给内部人员吃掉的就有 1500 多斤。水产公司 114个干部 1
月到 9 月共私买鲜鱼 4693 斤，平均每人 41 斤，其中买了 100 斤以上的有 12 人。今年 1月到 9 月，
市场上欠群众肉票 58万张，折合猪肉、禽肉 17 万斤，而食品公司内部人员购买和开后门卖掉的肉食
就有 28000多斤，折合肉票 40 多万张。该公司鲜肉批发主任夏某在今年 4 月份就买猪肉猪五脏 96
斤。金阊区菜场人员共有 494人，其中参与集体私分蔬菜的就有 432人，占员工总数的 87.5％。原
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节前私自从仓库中运走一车大白菜，“五一”节供应居
民的油豆腐也被他们一夜分光。朱家庄菜场人员在国庆节每人偷分 10 斤藕、5斤菱、3 斤毛豆。据估
计，这个区每天被菜场人员分掉的蔬菜约在 2000 斤左右。
孙海光、邱路的这个报告还揭露，1960 年上半年，苏州市财贸部门，拿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的副食品
去与无锡、内蒙古、东北等地乱搞协作。计有：肉 5万多斤，鱼 3万 8千多斤等。在协作中请客送礼，
大吃大喝。商业局去年请客 76 次，75桌。今年请客 36次，59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严重饥荒的
情况下，大量食品霉烂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这个报告称，半年多来，蔬菜公司由于保管不善，烂掉
的食品计有：梨子 15万斤，桃子 2万斤，桔子 2 万斤，萝卜干 3 万多斤，猪肉及猪五脏 2万 6 千斤，
鱼虾 5 万斤，虾酱 6千斤，皮蛋 20 万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部门不是做买卖的，而是国家分
配物资的权力机构。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不腐败的。

 

[Doomsday]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由于“共产风”和生产上瞎指挥，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 1959
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荒。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
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
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1959 年 1月 28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
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 2000多人。他们说，没饭
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 4 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 10 天没
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1959年 4月 4日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 23 号》记载了
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 3700 人外
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 2500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
委书记郭玉汉被撤职。
高淳县：3月底统计，到 5月底共需口粮 259万斤，种子 1073 万斤。除去存粮，共缺 824 万斤。目
前群众吃粮标准为：1－3 岁每天 3－4两，3－7 岁每天 4－6两，7－15 岁每天 6－8两，16岁以上
劳动力每天 11－12两（这里说的都是 16进位，是原粮）。由于层层】郏实际社员还吃不到这个
数字。全县患有浮肿病人 3000多人，外流人口 3000多人。
溧阳县：据 3 月 19日统计，吃到 5月底还缺粮 120 万斤。到小麦收割（6 月上旬）还缺粮 400万斤。
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1959 年 3月 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 2955个
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 2 月份以来（主要是 3月份）发
生自杀事件 57 起，共死掉 17人。自杀身死的情况是：1）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 4 人；
2）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 2人；3）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
杀身死 1人；4）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 4 人；5）因挖社员余粮，
社员实在没有， 被迫自杀身死 5人。 这个电话汇报中说， 如皋东城公社有 99 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
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 70 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由
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
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1959 年 3月 24日， 《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 说， 县委曾一再指示， 公社、
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在社
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
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28 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 14
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 28 户，有 18户为无粮而哭泣。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
例：
黄吉姑娘，女，30岁，中农成份，住 16工区，属第 5 食堂。家中有 5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
工。她和 15岁、13岁、3 岁三个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应 30斤粮食。该食堂饭票每 10天发一次，
3 月 2日，是第 10 天中的第 8天，饭票用完了。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
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
的份。”她眼泪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
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刘治科妻，29 岁，中农成份，住 11 工区，属第 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开河，她带两个孩子（一个 9
岁，一个 2岁）在家。每天供应粮食 12两（16 进位，相当于 0.75斤）。3 月 2日早晨，两顿共打
五勺子粥，中午 3 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将食堂分的一点胡萝卜煮了给孩子吃。
她吃了一点擦菜就去食堂开会，因饥饿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兰，男，71 岁，下中农成份，住 9工区，属第 15 食堂。他家有儿、媳和 15岁、8岁两个孙子。
3 月 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 6碗粥，5 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孙回家
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
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1959 年冬至 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
亡事件。宝应县 4 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
“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在 1959 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
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
“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
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
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 11000 多人。
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 12 月 31日，中共徐州地委《关
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 15000 人，
妇女子宫下垂 3000多人。
1960 年夏天，食堂还是大面积停伙。扬州地委估计，夏粮入库情况不好，部分地区到秋收的口粮还
要缺 15 天左右。江都县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顿粥，粥很稀，群众说跟喝水一样。兴化县“三无食堂”
（无粮，无草，无钱）127 个。粮食质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见泥石不见米”。江都
县有个食堂在 40斤粮的粥锅里竟捞出麦芒 4斤多。社员说“喝粥满嘴攻，吃饭卡喉咙”。由于吃的
质量太差， 严重影响社员健康。 兴化县昭阳医院病人成倍增加， 病人开刀后发现肠壁上粘着许多麦芒、
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员不断增加。据高邮县调查，从 1955 年到 1958 年人口出生率
一般为 3.3％－3.7％，死亡率一般为 1.3％－1.5％。但 1959 年死亡率上升到 3.5％，出生率下降到
1.8％，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1960 年上半年死亡率 2.85％，出生率 1.08％。这个县 1960 年上
半年总人口为 59.4万人，比 1957年减少了 7万人。由于妇女子宫下垂、月经闭塞影响生育，很多地
方近两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县竹家墩农场有 45 名妇女，几年来只有两个人怀孕，其中一个还是干
部家属。
距南京不远的茅山人民公社西冯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十分
优越，也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 1957年以来，连续三年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很低。干部
扣社员的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了浮肿、消瘦、子宫下垂等疾病。从 1959年开始，就改变了过
去生多于死的规律，变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于生。
县志是官方定稿的公开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据《溧水县志》1990 年版第 94 页记载
的数字推算，三年间有 13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据《常熟县志》1990 年版第 1030 页数字计算，
在 3年间非正常死亡 11000 多人。据《高邮县志》第 61页及 162 页数字推算，1959 年非正常死亡
16000 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 年又非正常死亡
17000 多人。1961年，又有 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 37000多人中，
17000 多是儿童。
苏北里下河地区 1961年与 1957年比较，人口减少了 5.5％，劳动力减少了 12％，发育不良的青少
年很多。据兴化、高邮、宝应、建湖、阜宁、盐城、东台七县统计，直到 1962年还有病人 151200
多人，占七县总人口的 4.5％，而且发病人数还在增加。从 1959 年 10月到 1960年 3月，宝应县全
县死亡 11643 人，占总人口的 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 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 3.8％，和
桥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两个生产队共 470人，死亡 46 人，死亡率达 10％。宝应县望直公社望直大队
原有人口 2182 人，到 1961 年 6 月，只剩下 1094 人，这 1094 人当中还包括县、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 年 7 月，兴化县全县 222 个食堂开开停停，全县病人达 4 万，其中浮肿病、青紫病 11046 人，
妇女子宫下垂 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儿 1423 个。社员一生病当即减少口粮，病还没有痊愈就要下
田劳动。 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 手里拿着竹板说： “这
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 年 10月 9日， 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
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
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 8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
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 757 人，1958 年到 1960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 8
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1955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
口粮 590 斤。可到了 1959 年冬、1960 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
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
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 1959 年冬春之间，食堂 72 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 935
人的大队，就有 315 人外流，75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
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 1959 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
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 9％。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1960 年 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丰县、沛县和东
海县。 10月 30 日他在徐州市南关招待所向地委汇报时谈到， 三年来， 这几个县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牲畜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员口粮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 7.3两，地瓜四斤
折一斤粮食）。县里对浮肿病不认帐，到下面去看浮肿病不少。老农民说：我们这些人三分这一过不
了冬。杨主任说：连续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肿病是身体入不敷出的结果。以沛县为
例，1958 年有人口 587049 人，1960 年上半年只有 534528 人，从 1959 年到 1960 年上半年，净减
少了 52521人。高淳县 1958 年全县人口为 28万，劳动力为 12.3万，从 1958年到 1960年 8 月，
死亡近两万人， 其中劳动力 1 万多人， 约占劳动力总数的 10％。 该县东坝公社两年死亡劳动力 94人，
占劳动力总数的 14.6％。
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大队仅 1960年 1－6 月，就死亡 76人，其中患浮肿病、干瘦病、黄病和干部
扣口粮而死的 62人，占总人口的 3.7％。1960 年 9月，患有浮肿病、子宫下垂、消瘦病等病人 107
人。社员孟庆和饿得不行找干部要点吃的，干部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说他装死，结果，孟
庆和活活饿死。他死三天以后，三岁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也死了。而干部却大量多吃多占，还拿食堂的
粮食回家喂猪。
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 1958 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
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
万亩茶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 1957年的 21300万斤，1959 年减少到 14000 万斤，
1960 年又减少到 12000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
1959 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
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反出来的 220万斤“空头粮”（被逼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
粮食）当作社员口粮分配。有 80个大队从 12 月起停发口粮，大批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只好吃树皮、
草根、青麦苗。生产停顿，肿病蔓延。县委还认为“病情比去年轻”。为了让倒里供应粮食，东屏公
社主任把路边的弃婴送到县委，县委批评说这是对抗县委的行为。到 1960 年 3月初，全县发病人数
至少 23000多人，死亡人数至少 3500 多人。此时，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原来有这
个基础”，是“群众不卫生”，群众外流逃荒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还不向上级反
映缺粮问题。1960年 1－6月，全县浮肿病人达 29200人，青紫病 1840 人，死亡 6831 人，弃婴 420
人， 外逃 4730 人。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此数。 如东屏公社原来上报死亡 400人， 后来核实为 619
人。有的公社由于死人太多，太集中，无棺无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组刘振国到东屏公社检查工
作时，就有社员把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 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显
然是缩小了的数字。
溧阳县委第一书记颜景詹 1959年春下乡慰问浮肿病人时看到 10 个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 岁的农
民周目中，从水利工地回来以后，晚上吃了两碗粥，过一会儿出去小便时就倒地死亡。丹阳县大泊公
永安大队书记派社员汤志元到铁路上去做工，汤志元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求解决，这位大队书记
大骂：“大队不是饭店，你给我滚出去！”汤志元没办法，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也会饿死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
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
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
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
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 4月 1日晚上，她
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
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
婴是大量的。
孙海光在这份报告中说，1959年，宜兴县年人均口粮 290斤左右，1960 年为 314.7 斤。宜光县粮食
总产量 1957 年为 5.1亿斤，1958年为 6 亿斤左右，1959年为 4.8亿斤，1960年预计粮食总产量为
3.97 亿斤。在 1960年的 3.97亿斤总产量当中，种子 4300 万斤，饲料 358万斤，社员口粮 1.885
亿斤，国家征购 1.6145亿斤，储备粮 45.7万斤。到他们写报告时，1960 年的口粮部分已经吃掉了
9623.8 万斤。还剩 9227.2 万斤，按全县 59.898万农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 154斤，这点粮食要
从 12月底吃到明年 6月。当然，这只是干部在办公室里算账，扣除浮夸后再经过层层】垡院螅吃
到社员嘴里的‰低于这个数字。这里说的还是带壳的原粮。青菜、胡萝卜已经吃光。孙海光看了几个
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 13 斤水，粥实在太稀。因此，入冬以来浮肿病、消瘦病人数逐日上升。据 38
个公社统计，11月下旬为 6120人，12月上旬为 6973人，12月中旬为 10673人，12月下旬仅 27
个公社就有 14650 人。 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的。 人口死亡也是不断上升。 如高塍公社 9 月死亡 44人，
10 月死亡 49 人，11 月死亡 61 人，12月前 20 天就死亡 66 人。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
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 1959、 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
万、4267.59 万和 4244.52 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 14.55‰、18.41‰和 13.35‰，而 1957 年
的人口死亡率为 10.26‰。以 1957 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
别为 18.33万、37.78万和 13.12万，合计则为 69.23万。 （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
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 202.89万人。二者相加，则
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 272.12 万人。
《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
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63.79 万，少出生人口 192.06 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
的损失为 255.85 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 70 万人，少出
生约 200 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 270 万人。
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

 

[Doomsday]

六、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由于贯彻中共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 12条政策，扭转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
作法，同时放宽了政策，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农民种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年底到
1961 年初先后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到 1962年，江苏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起来，从集市贸易上可见一
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价格多数回落。到 1962年夏天，过去市场看
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很少的东西，现在多起来了。市场上多年不见的生K、百合、荷藕、荸荠、
芡菇、以及家庭副业小商品都有卖的。6 月份上市品种比上年同期增加 60％左右。吴江县震泽公社的
集市情况如表 6-2。
表 6-2 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情况
1961 年二季度 1962 年二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果 1217（担） 2819（担） ＋131.6％
鲜鱼 338（担） 883（担） ＋161.24％
家禽 2701（只） 5281（只） ＋95.52％
菜兔 2015（只） 10286（只） ＋410.97％
鲜蛋 12115（担） 16576（担） ＋30.37％
绵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 年 7 月 15 日。
这些商品不是农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急需用钱。到集市来买东西的大多是城镇里有工资
收入的人。1961 年集市贸易价格很高，比国家牌价高出很多倍，当时有“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
的说法。随着上市东西增多，价格逐渐下降。集市价格和国家牌价之比可见表 6-3。
表 6-3 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价格与国家牌价之比（%）
畜禽蛋鱼 蔬菜类 日用杂品 生产资料 柴草类 鲜果类 苗禽苗畜
1961 年初 347％ 374％ 167％ 200％ 87.7％ 265％
1961 年 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1961 年 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1962 年 5月 249％ 289％ 213％ 313％ 306％ 173.3％ 260％
1962 年 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资料来源：同表 6-2。
从表 6-3 可以看出，食品类的价格是随着产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于社员种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的
积极性提高，生产资料格和苗禽、苗蓄的价格上升。由于解散食堂，社员恢复了家庭生活，日用杂品
和柴草类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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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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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
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 年 2月 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
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
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
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 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
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 1959年 1 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
四起。陶铸坚信 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
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
多、那样普遍。
1959 年 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
1958 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
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
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
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
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
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
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
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
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
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
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
出来唱反调， 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 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 她心平气和地说：
“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
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 月 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 2000多万公斤
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 7500 万公斤到 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
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
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 年 2月 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
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
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
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
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 558 万公斤粮食和 1.2 万元
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
1 月 23日，雷南县召开 4000 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
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 25 亿至
30 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 1958 年公布粮食产量的 10%。1月 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
都卷入了瞒产活动。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 7 个生产大队和
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
人被拘捕，2 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 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
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
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 7000 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
年 1月 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 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
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
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 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
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
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
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
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 年 1月 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
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
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 年 2月 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
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
响春耕和 1959 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
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
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
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 177.58亿斤，比 1958 年减产 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
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 61.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 8个月的口
粮；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
吃不到 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
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
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
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
米都没有。 有个工作人员， 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 便急忙跑上前去， 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
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 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 9～9.5 公斤米，3 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
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
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 20 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 1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 元多，
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 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 1957 年的 10多倍。
4 月 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 43181 人，激增到 127821人，增
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
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 80 多万水肿病
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
比例，占总人口的 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 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 年 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
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 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
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
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
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 月 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
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
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
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
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全省
粮食总产量 1007.15 万吨。1958年下降到 975.55 万吨，1959 年为 830.35 万吨。1960 年为 814.05
万吨。 1960年， 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 1953年的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 50年代初期的水平。 1960
年的死亡率比 1957年增加了 7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 1962 年 3月 10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 9个之多。有些地
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 81户，234 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 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 1096
户，2227 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 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当时
已经断粮的有 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 731 人，出卖家具的有 2463 宗，卖小孩的 25宗，自杀
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 93 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 年 4月，有 35834人患上水肿病，64461患上干瘦病。仅广
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 63839 人，比 2月份增加 20.4%；海丰县 4月上
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 5553 人，比 3月份增加了 2000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
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48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 157 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
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 1959 年到 1961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65.7万人。

 

[Doomsday]

二、罗定事件
1998 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
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
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
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
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
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 1960 年 9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
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
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
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 年 4月 28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
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
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
报粮食产量。 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 不多报就是右倾。 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
“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 1958 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
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
批判。
到 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 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 4 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
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
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
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
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
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
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 7000 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 1960年 9月 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 1960 年 1月到 8月 20日止，占全
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 27 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 1
－8月统计，死亡达 17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 3436 人，水肿加其它
疾病死亡的3918人， 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 在死亡人数中， 劳动力6223人， 占死亡人数的35.9％。
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泗纶 6
个公社，共死亡 8566人，占总人口的 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 6.92％，建城公社为 6.49％。另外
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 3万多人， 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 20 万人左右。 从发生时间上看，
这 6个公社 1 月死亡 711 人，2月死亡 932人，3 月死亡 1162 人，4月死亡 1623人，5 月死亡 1027
人，6 月死亡 884人，7 月死亡 607 人，8月 1 日到 15日死亡 301 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 据地委调查组调查， 这个公社 1960年 1 月到 8月死亡 1278
人，其中劳动力 589 人，占死亡人数的 45％，占劳动力总数的 5.6％。在全公社的 129 个生产队中，
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 9 个，10％以上 7 个，8％以上 14个，6％
以上 26 个，6％以下 72 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 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
庭 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 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
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
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
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ㄐ『，吃死尸， 吃人肉的事件 7起。ㄅＭ龋
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 55％，大片田
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 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 1957 底有生猪 11000
多头，1960年 8月只有 1000 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
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 2.6元。一个鸡蛋 3角，一只鸡 5 元，连
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
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 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
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
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 “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
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 月 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
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 8947 人，
死亡 915 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
压缩到 2325 人，死亡人数压到 606 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 14 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
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
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
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
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
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
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 死24人，
水肿 86 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
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 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 7月从
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 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
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 1370 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 109人，向
县委汇报， 又受到批评。 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 杨不仅不重视，
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 20个人，你
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 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 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 109 人改为 6 人才
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 7月 3 日打电话给县农业
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
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
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 47 人非正常死
亡 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 1960年 6 月底，
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 1100 万斤稻谷。 但是， 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
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
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
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
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Doomsday]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
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 1958 年
－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 2002 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
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
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1958 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
星”已经来不及了。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
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 1000 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 3000 斤、4000 斤、
5000 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
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 10 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
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
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
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
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 3000 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
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 100 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
书记的试验田，亩产 8000 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 6000 多斤。参观的
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没人挑明罢
了。 当晚回到高要， 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 在参观回来的车上，
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 “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 8000
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
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
个卫星！”黄说： “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
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 5100 多斤，
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
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
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
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
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
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 6000 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 20 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 20 根凿通
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
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 6000 斤亩产计划一下
子改为 10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
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Doomsday]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
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
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
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
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 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 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
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 年 1月 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 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
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
下去！ 当时临近春节， 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 心情浮躁不安。 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
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
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吧。”黄说：“你
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
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
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
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多人听得很入神。胡
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
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
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
天，全县共有 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 1.2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
“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
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
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
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
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
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 年 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
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
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 4 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
数的 5％以上。到 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
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
疾。到 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 11 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 10％。其中，温贯大
队死人占总人口的 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
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
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
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 268 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
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 184人，占原有人口的 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
降低口粮标准，由吃 6两改为 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 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
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
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
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