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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bei》 (2人在浏览)

在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饥饿程度不同。饥饿最严重的是在街道工厂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
击又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学生的生活
城镇里的中学生也吃不饱。1959 年到 1960年，我最后一年的中学生活是在饥饿中渡过的。当时正是
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到
农村割麦，到工地挑沙，到码头挑煤。兴修水利、开荒种粮，中学生也是廉价劳动力。大、中学生的
粮食定量虽然是 31 斤，但副食供应很差，肚子里没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热量入不敷出，
整天饥肠辘辘。食堂用瓦罐蒸饭，一个人一个瓦罐，4两米蒸出来的饭几口就吃完了。学校用槐树花
等代食品混在米里一起蒸。老师的定量比学生低几斤，他们饿得更厉害。我记得一位姓叶的历史老师，
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在学校的菜园里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学碰见了。叶老师扑通一下
跪在胡同学面前磕头如捣蒜，求胡同学不要告诉别人。结果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叶老师受了处分。
大饥荒时期的清华大学，条件比中学好一些。每月定量 31 斤左右。女同学比男同学低一些。每人每
月发一个硬纸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 90 个小格（大月则是 93 个小格），每顿饭一个小格。
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顿饭，划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卖饭处专有一个人“划卡”。
尽管定量有 31 斤，但由于副食品少，每到第四节课，肚子里就咕咕作响。我班一个同学，平时表现
很好，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吃饭时，划卡的同学还没划卡，他拿了一个窝窝头就离开了。不
一会儿，划卡同学赶上来查看他的饭卡，果然没有划。这事闹到系里，让团支部开会批评，还撤销了
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八十年代，他担任一家大公司的领导。
我们老同学去看他，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饭桌上盘子摞盘子，怎么吃也吃不完。我们都
理解这丰盛背后表达的含义，但谁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在粮食定量以外还供应
半斤糕点，凭“糕点票”供应。这半斤糕点的美味，至今还给我留下深深的回忆。
由于营养不良，一些同学患上了“甲肝”病，个别也有浮肿的。1960年，清华大学有一个代号为 488
的科研项目（为保密起见，当时清华的科研项目都有代号），实际是培植小球藻。当时说小球藻营养
价值如何如何高，我们期待着这种营养品以补营养不足。有一天，系里通知今天午饭里有小球藻，但
要对外国留学生保密。我们心里暗暗高兴，吃饭时才发现，只是窝窝头里有一点点绿色，吃起来也没
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
老师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要低一些，饥饿比我们严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北院平房教室（这片教室
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数学辅导课，上课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他到北院的小
河边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讲坛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说：“这可以做馅饼。”
清华大学是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这里供应情况应当是较好的。
高级干家庭的生活韦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韦君宜用作家的文笔记录下了
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是 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
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
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
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
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
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
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
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
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
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
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
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
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
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
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
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
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
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
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
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
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
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
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
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
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
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
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
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
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
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
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
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
×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
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
新华社高级记者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 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
兼总工程师。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经历了饥饿的折磨。崔济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
感情的细腻笔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1961 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
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
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
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
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
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
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
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
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
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
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
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
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
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
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
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
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
有记号的菜团子。
核武器研究人员的生活
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张开善写道：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 1959 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
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
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
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
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
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
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
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
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
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
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我以革命
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
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在 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2002年夏天，曾任李先念
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年底，我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
一个资料，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
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
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
6 月 15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 1960 年 6月 15日上午电话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
我曾经十分感动。毛泽东能够以身作则，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断批露的资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毛泽东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吃什么？他的私人厨师回忆道：
记得 1960年的 10 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
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
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
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
（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
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
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
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
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 1961 年底。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
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
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 1961 年 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
味的鱼虾共有 17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
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
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 4月 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
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01
页。
看来，“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与
民共苦。1959 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以外，
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
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
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 1960 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
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耗费了大量财富。
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少吃一顿肉算什么？
天津迎宾馆位于天津河西区，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这四座
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毛
泽东家乡那个投资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
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
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1959年 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
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
休息一下也可以嘛！”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
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1960 年 5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
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 O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
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
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
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 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
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 年 10月到 1961年 3 月，三个大队死亡 707 人，占
总人口的 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 3万人。
第十三章完
 
第十四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
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 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来防止“瘟疫”。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 10月 1日《人民日
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 年 1月，中共
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 1959 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
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
但是，在 1961 年 5月 31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在 1962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
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 1962 年 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
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
的说法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80 年代初。1981年 6月 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
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年到 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
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
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
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
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 206年到
1949 年的 2155 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 1056 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 1092次，平均
每两年一次。 从 1950 年到 1997年的 48年间， 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 2034 万顷， 水灾受灾面积 988
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20％。
1949 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
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
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
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
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 4755万亩，1800 万人受灾，死亡 1.3万人。1955
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
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 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
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 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
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
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
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 1971年到 1981年、1986
年到 1988年旱情最重。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
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1959－1961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
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
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1959－1961 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 4463 万公顷，成灾
面积 1373万公顷。继 1959 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 6546
万公顷，成灾面积 2498 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 50 年来首位。1961 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6175 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 2883 万公
顷，为 1994 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 80%以上为绝收）。
表 14-1 1950-1983 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年份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旱灾成灾面积 水灾成灾面积 粮食产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注：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 30％以上的耕
地。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190 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141 页。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国家统
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
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
就给什么数”。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
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
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
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
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 14-1 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
正相关关系。
从表 14-1 中可知，1956年、1957 年、1962年、1963 年、1977 年、1978 年、1979 年、1980年、
1981 年、1982 年、1983 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 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 11 个年头中，
有 9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 6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 1965-1961 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1961年的成
灾面积比 1960 年高出 15.4%，但 1961 年的粮食产量却比 1960 年高出 2.8%。
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
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
国当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 地形复杂， 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 这个地区有灾， 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
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
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
像 1959－1961 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 1928－1930 年全
国 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 1000万人。从 1920 年到 1936 年，17
年灾荒合计死亡 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
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 年的死亡人数不到 600 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
死亡人数是 14 万。
1958－1961 年三年之内就饿死 3600 万人，少出生 4000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
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2，用 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
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
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我不仅在国家气
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
《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
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 1958－1961 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
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 1959－1961 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
曲线作出简单的解释。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及。他们认为，这
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
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D＝（B－X）／X×100％
式中，D 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为降水量（毫米）；X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 14-2 旱情等级的划分
降水量干距平百旱分率（％）等级旱期 一般旱重旱或大旱
连续三个月以上连续二个月连续一个月 －25～－50－50以上－50～－80－80 以上－80 以上
资料来源： 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 ，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 年，第 44 页。
山东 1959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
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1959年 7－8 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 278 毫米，比常年同期（360 毫米）
偏少 23％。即降水量距平为－23％。从表 14-3中可以得知，－23％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
1967 年 12月至 1968年 9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44％，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
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 年平均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 350个站点 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40 年平均降水量是 1951－
1990 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 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们绘出了 1951－1990 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座标是平均降水量距
平百分率，横座标是年。图 14-1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 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
以看出，1960 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 1955、1963、
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 年的旱灾远比 1960 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
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 80％，是
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 1954、1973 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
月降水距平大于 200％，连续 2个月降水距平大于 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 50％为大涝。
1959、1961 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 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
现象。
图 14-1 1951-1990 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0 页。
2．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素华等采
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 350 个站点 1951－1990 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图 14-2 所反映的“生长季降
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 14-2 中可以看出，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与年降水量距平
变化曲线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
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 40 年来最小的几年，远远
小于 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
能说是大灾之年。
图 14-2 1950-1990 年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3 页。
 
3．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 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匀的 350 个站点 1951－1990年
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14－3。可见 1958 年－1961年的气
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最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
图 14－3）
图 14-3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41 页。
从此曲线可以看出，1959－1961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最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属于“气候生产力”。所谓气候生产力就是
以气候条件来估算的农业生产潜力，即在当地段的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设作物
品种、土壤肥力、耕作技术等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单位面积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这是自然条件
影响粮食产量最直接的科学表述。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有科学的公式
来计算。由于过于专业，本处从略。
4．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 14－4）
农作物的自然生长力与气候有关，主要是与气温和降水有关。从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上可以看到
所选的年度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偏离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图 14－4 中可以看出，从 1958
－1961年，气温生产力的偏离不是最大的。
图 14-4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6 页。
5．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 14－5）
图 14－5
资料来源：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9 页。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
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 2005 年 8月 30 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
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
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 1963 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
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1958
年到 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
是正常年景。”
3，用 120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金辉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
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 120 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 80年间全国
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但金辉先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无法用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我觉得金
辉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错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评
价。
表 14-3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
年份 －2度站（涝） －1度站（偏涝） 0 度站（正常） 1 度站（偏旱） 2 度站（旱）
120 个站点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13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49 ＋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808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表 14-4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 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
度为偏旱，5 度为旱。金辉先生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综合整理。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他将
原表中的旱涝等级作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即涝由 1度改为－2度，偏涝由由 2度改为－1度。
正常或旱涝相当的由 3度改为 0度，偏旱由由 4 度改为 1度，旱由 5度改为 2度。其中（－2）度的
涝和（＋2）的旱为水文气象上的灾害年度。表中的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
大势越趋近于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
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表 14-4显示，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 2度站为 13 个，它们是长治、
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昌都；偏旱的 1度站为
25 个。2 度站、1 度站合计 38 个。－2 度站 13 个。旱涝站合计 26个，为总站 1／5强。
1960 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为＋0.092，其中旱的 2度站仅 8 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
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 1 度站为 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 52个，说明 1960年偏旱的
地区较常年多。涝的－2 度站 14个。旱涝站合计 22个，不到总站数的 1／5。
1961 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为－0.008，其中旱的 2 度站 15 个即开原、朝阳、赤峰、同阳、信阳、
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贵阳；偏旱的 1 度站 29个。2度站和 1 度站
合计稍超出总数的 1／3。涝的－2度站 12 个。旱涝站合计 27个，不到总站数的 1／4。
金辉认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 2度和 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
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 年都可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
顺的 1957年（总指数为＋27，平均指数为＋0.208）和 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
更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超过正负 0.1，三年总平
均指数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 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
2 度站达到 41 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 1／3。而 1965 年和 1972 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
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 和＋0.808，旱的 2 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 1／3，分别是
41 个和 42个。
再看与 1959-1961 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 年、1962-1964 年。这 6 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
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 年这三年被
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 1959-1961 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
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
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金辉先生的结论是，1959－1961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惊，所以可
以说是风调雨顺。
需要指出的是，金辉先生将每个站点的指数求出算术平均值，用算术平均值偏离“0”的大小来判断
灾情轻重，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假若某年有 60个“－2” （即涝），又有 60个“＋2” （即旱），
即这一年又有旱灾，又有涝灾，应该是重灾年，但求出指数算术平均值为“0”，即没有灾情。由此
得出“风调雨面顺”的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先旱后涝”或“旱涝相当”是不能抵消的，但这
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这里提供的 2 度站占 120个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
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
象作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
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
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1949 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0月 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
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过贷款方式为中国提
供 60个师的装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不便发作。
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
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
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约 18000 人次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 50 年代与
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 304 项，单独车间和装置 64 项。正是这些项
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 80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
调整对华政策，一再讨好毛泽东。1955 年 8月 22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
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
专家。这年 10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
为 601厂，1959 年改称 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
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 12
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
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在
12 月 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6-1967 年原子能事
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 4月 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
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同年 8月 17 日，中
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
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月 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 51 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 2月 11 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
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 3 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 1962 年以前在中国
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1957年 5月，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
家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中科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
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
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
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尽管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为中国在 1964
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逐渐演变的。
1956 年 2月 4日至 3月 27日的苏共 20 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泽东不快。《人民日报》接连发
表了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年 4月 5日） 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
年 12月 29日）。这两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 20 大的作法。但中苏关系并未像外界
估计的那样受到重要影响。1957 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
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
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7 年 11月 2日至 20 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周年庆典，在苏联进行了
长达 18 天的访问。毛泽东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
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
1958 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
队。这个提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毛泽
东解释。毛不热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在会谈中，毛泽东
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但中苏关系还是没有破裂。
1958 年 8月 8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决定苏联在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冶金、化学、煤炭、
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筑材料工业和电站，具体落实为建设和扩建 47 个工业企业。
1958 年 8月 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事前有意
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
中苏同盟以要挟美国，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1958 年 11月 23日，第一枚苏制萨姆－12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 6套发射器、62枚导弹
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 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 1959年10月7日，
一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Ｕ－2 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使世界震惊。这是世界在实
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
苏共对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因此，中国就大张旗鼓地
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1959年 10月 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在这期间，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对美政策、中国和印
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争论。
大跃进、大炼钢铁、炮击金门，使赫鲁晓夫忧心忡忡。他更怕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在台湾海峡制造事
端， 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 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
两党决裂势不可免。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 1957 年 10 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
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
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
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厂，1959年 11月 1日建成投产，达到了
每 5 分 12 秒生产一台拖拉机的设计水平。1959 年 4 月 21 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
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 166 个。
这些项目，在 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 113 个。从 1959 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
议的项目外，根据 1958 年 8月 8日和 1959年 2月 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
将帮助中国进行 125 个企业的建设。1960年 3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
作报告中还说，苏联 1959 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援，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0 年 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家支持
苏联在裁军、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中国代表团的发
言唱了反调，并且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这个发言。在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酒之后就
开始骂人。他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 2月 6 日，苏共中央主席
团成员波斯别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向中国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说中共的对
外政策是冒险的，对内政策是主观唯心论；说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是违背了共同制定的路
线。1960年 2月 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于是，发表
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 1960年 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
“突然袭击”，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激烈的回应。中
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0 年 7月 16日， 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 600 个合同 （专家合同 343个， 科技合同 257 个） ，
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 1960 年 7月 28日到 9月 1日，撤走在华专家 1390 名，并终止派遣专
家 900多人。据中国官方宣传，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
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
需要指出的是， 苏联撕毁的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 与农业无关， 而且撕毁合同是在 1960年下半年，
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把中国的大饥荒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1960 年 11月 5日到 12 月 8日，刘少奇赴苏参加十月革命 43周年庆典，1961年 6月 19日，两国
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没有完全中断。
1961 年 4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政府贸易代表团赴苏联商谈 1961 年中苏两国贸易问题，签订了
中苏两国关于 1961年货物交换议定书。这次会谈，还就处理 1960年中苏贸易业务上的中国欠账问
题达成了完满的协议，同时还商谈和签订了关于苏联借给中国糖的协定。叶季壮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
宴会上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
交。1961 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
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 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
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
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
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数量其说不一，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记载共有 11 笔贷款，总额为 56.76 亿旧卢布。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
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一书中记载的贷款 6笔，总额为 14.861 亿新卢布
（折合 66.117 亿旧卢布――1 个新卢布折合 4.45 个旧卢布） 。 而吴冷西在他的 《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转引 1960 年 7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数字：斯大林时期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156项，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 148 项，共 304项。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共 152
亿卢布。到 1960 年，已经还了 72亿卢布，还剩 79亿卢布。北京大学沈志华教授利用中国和俄国两
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 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
结论是：1950 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 13笔，而不是 11 笔，总金额大约是 66 亿旧卢布，而不
是 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是忽略了 1951 年 4月 10 日和 9月 12 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
原因可能是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苏联向中国提供 66 亿旧卢布的贷款中，军事贷款总计 62.88 亿卢布，占 50 年代全部贷款的 95%。
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 48%。经济贷款，如果不算 1961 年的 3.296 新卢布
蔗糖贷款（合 14.6亿旧卢布），则不到 3.3亿旧卢布。
表 14-4 1950 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3.4）
4 1951.9.12 6 6 6（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 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合计 68.713 66.163 62.88（约 32 亿） 3.283
资料来源：沈志华：《关于 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
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的援助的资料。1961 年 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
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 100万吨小麦和 50 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
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 3.296 亿新卢布。
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 1965 年全部还清。到 1964 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 50 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
和利息，1965 年 10 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中国提前还清了的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吴冷西
在他的书中回忆道：1960 年 7月 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
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
18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
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 80 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 79 亿卢布），
过去我们每年还 5 亿，照此算需 16 年才能还清。如果按 8 亿计算，则要 10 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
政治局会议上说， 延安时期那么困难， 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 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 要勒紧裤腰带，
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 5 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
东西来还债。
1964 年 12月 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
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
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 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 13.89亿新卢布，剩下尾数 1700 万新卢
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
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这里引用的《人民日报》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摘要，没有发布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
家多少钱。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中有这个数字：“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
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 1964 年年底，我国的
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 66.7亿元，其中 1961－1964支出的为 35.5亿元，占 53％。”既然能够用
“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
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当年中国的援外是“无私”的。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 1960 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
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在
1958 年就跟中国要了 50 万卢布。1961 年 2月 2 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
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
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
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
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
其他商品。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
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
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
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
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
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
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
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
部小麦。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
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表 14-5 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人民币：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1950-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
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
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
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2）
表 14-5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 66.7亿元， 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 从表 14-6 中可以得知，
从 1960年到 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 19.73 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 17.36 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 2.37 亿元；相当于同
期国防费用 164.9 亿的 11.96％。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
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第十五章完
 
上面是第十四章完
 
第十五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 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
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 1958 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 1978年，对“三面红旗”
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 “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
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
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 1953 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 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 1954 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
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 10年到 15 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 10 年到 15
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 4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 1958
年 3月 9日到 25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
“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
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
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 1920 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 50
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 15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
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按列宁的估计，20世纪 30-40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
会。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
渡的时期。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 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
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
“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
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
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
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
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
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
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
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 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 这样， 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 转而附和毛泽东，
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 他更强调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 更强调 “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
“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
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 年 12月 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
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 120多人。刘
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
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
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
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
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
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
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 1967 年
粮食总产量 1 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
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
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
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
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
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
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
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
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 1955年 12 月 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
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 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
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
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
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
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
量将达到1万亿斤。 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 （包括大豆） 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 增加200％，
即 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 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
半。直到 1993 年才达到 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 1967 年粮食产量达到 1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
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 1956年算起，5
年到 7 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 8507 万人，文盲率为 6.72％。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
进”了近 30 年，扫盲计划“冒进”了 100 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
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
忙忙地修改了 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 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
划由 6000亿斤提高到 9500 亿斤（加上大豆为 1 万亿斤）；棉花由 5600 万担提高到 1亿担；钢由
1800 万吨提高到 2400万吨；煤由 28000 万吨提高到 33000 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
间由 1967年提早到 1962 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
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
“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 年 1 月 14 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
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 1956 年 1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
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 年 2月 14日开始，34 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
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
“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
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 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 苏联开始也是白。 ” （后来发表时改为 “一穷二白” ）
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
袖地位。斯大林 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
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
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
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沈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
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 1956 年初提出的，
一直延续到 1957 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
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
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
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
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 1955 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
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规定，5 年内限额以上的基
本建设项目 694 个，建成的 455 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 745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477个。几
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 800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500 多个。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
121 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32％，后来又增加到 170亿，180 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
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
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
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 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 他指出现在 “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
1956 年 2月 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
他们商定把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 180 亿元压缩到 147 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
比上一年增加了 68％。
2 月 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 24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
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
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 年 4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 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 20 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 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 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
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
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 5月起，
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 月 11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
从去年 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 年 5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 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
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月 3日，财政部
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 写进了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 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
的文字。6月 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
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
把 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 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 140亿元。
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 《人民日报》 社论， 题为 《要反对保守主义，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
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
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 40 条一出来，
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
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
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
胡乔木三人修改，于 6月 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
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 1956 年经济还是有冒
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 10 亿的赤字。在编制
第二个一年计划和 1957 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
下来。
1956 年 9月 5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
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
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
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
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
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 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
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
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
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
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
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
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
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
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 年 10月 9日， 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 《做
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
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
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
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
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
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
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
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
“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
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
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
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
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
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
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
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
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
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 1958 年以后压制不同意
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 11月 13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
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
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
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 年 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
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 月 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
宣布，在以后的 15 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 18日，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
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 2千万吨，再过 15 年，可能爬到 3 千万吨。中国呢？再过 15年，可能是 4
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毛泽东设想 1973 达到 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
到 1983年才达到 4000 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 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
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 12月 2日，在中
国工会第 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
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 1957 年 12月 8日离京，到华
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
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 年 1月 3日和 1
月 4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 16亿方土，超过 7年的土方
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
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
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 年工业增长了 31％，没有 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
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
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
还是促退派》， 《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
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 50米
1958 年 1月 6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 日到 22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
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 1956 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年 6月 20日题为《要反
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
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
三角，加了很多批语：“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
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
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
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
出的批评。”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
还有周恩来 1956 年 11月 10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 1957 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 月 11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
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
“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
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 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 “库空如洗”、
“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
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
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 6 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
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
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
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
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
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
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
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
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 对 “好大喜功” 的回答是： “好六亿人民之大， 喜社会主义之功， 有什么不好？”
在 1月 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 1955年 12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
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
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 50 米。”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日，周恩
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 月 13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 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
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 1957 年 12月 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
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
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
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
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
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 月 17日晚上，毛
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月
19 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
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
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
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 1935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
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
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
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
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
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 年 6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
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
部长”的辞职要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
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
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1 月 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
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
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
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
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
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
沉重而难以实现了， 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 成为 “高指标” 、
“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 年 3月 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
牛坝宾馆。会议 3月 26 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 18 天的会议中，除了
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
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
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
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
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
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
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
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
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
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
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
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
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一切正义的、有
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
话传达到基层以后， 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 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 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
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
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
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
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
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毛泽
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
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
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
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
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
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 月 25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
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
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
都作了检查。3月 2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
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 20 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
持。
陶铸在 3月 18 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
概有 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
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 19 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
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
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
情况下能估计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
年增产 50％－70％。”“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
说： “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
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 3月 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
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
我们的任务， 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 37 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月 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
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
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
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
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
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
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
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
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 月 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
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
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
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
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
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
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思，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
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
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
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
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
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
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
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月 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
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
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4 月 8日，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
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
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还说，还有些人可能
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
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
潮”。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毛泽东并不是偏执狂，看到大跃进潮头已起，他还是讲了一些冷静的话。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告诫
报纸不要动不动就宣传什么“化”，如“绿化”，“水利化”，还讲到“做事要留有余地”。但是，
由于整个制度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负反馈，毛泽东这些冷静的话，被人理解为这是方法问题、策略问
题，他的思想实质还是要“化”，还是要把劲鼓“足”，“充分”调动一切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
紧跟， 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 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
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
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
又“从本质上”理解他的这些“清醒”、 “英明”的话，还是沿着原来的倾向走下去。在领导人眼中，
走极端的人和不紧跟他的人相比，前者还是可爱一些。“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还说走极
端的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下面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领袖这些纠偏的话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
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
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
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
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
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
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
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 1958 年 5月 5日到 5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
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
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
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 1957 年低于 1956 年
和 1958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
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
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
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
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 6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
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
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 毛泽东讲话四次， 在 5 月 8日的第一次讲话中， 他广征博引， 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
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
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
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 7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
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
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
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
根据。
在 5月 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
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
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
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 460个儒，我们坑了 46000 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
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 100 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
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 5月 17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 年县、
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
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
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
省、 市、 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 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
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
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 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
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
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
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
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
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 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
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
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
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
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在 5 月 17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
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 20 年，半年超过几
千年。 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
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
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
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
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
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
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
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
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最好的教科书。……毛主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
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 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 实际上， 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 读者可以对照一下，
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
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
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
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
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
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
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
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 15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
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
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 5月 8 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 117人，书面发言 140
人， 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 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 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
再进一步调高。
5 月 23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
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 年的形势
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
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 1200万吨，1962 年达到 3000万吨以上，1967 年
达到 7000万吨以上，1972 年达到 1.2 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
15 年内修建 12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 10 年内开荒 3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
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
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 5
年内把 15亿亩荒山全部绿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
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
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 年
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
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
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
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
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5 月 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 1957 年 11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
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 1957年 11月 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
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
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
同， 不好反了。 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此文发表时， 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
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
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 26 日上午 7时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 140 天。在 1957 年 6月 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
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
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 9页和第 14 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
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 9页和第 14 页上提到 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
了 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 1956 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
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 40条可以促进社
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
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
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
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 1956 年建设是跃进的发
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 11月 13日和 12月 12 日两
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
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
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 《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 1958 年 5月 26日夜
看来， “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
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1958 年 5月 27日上午 11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5
月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
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
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
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195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
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
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
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 1956年 9 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 1958 年 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
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
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
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
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
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 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 （反冒进） 。
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
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
缺陷。1958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第十五章完
 
第十六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
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
同的东西。 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 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 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
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
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
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
酷的、 强制的。 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 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 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
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 19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
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世
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
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 phalanx的
英文 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
沙利・傅立叶认为， “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
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 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
集股本组成。“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
例：劳动占 5／12；资本占 4／12；知识占 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
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1796－1865）倡导，极力
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
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
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 1828－1830 年间，主办发
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 28期。
英国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
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
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
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 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 4 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
公社” 试验。 他购买了 3万英亩土地， 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 取名为 “新和谐公社” （New Harmonig） 。
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
律平等……财产公有。”“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
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 4 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 4 万英镑，
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
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
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
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
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
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
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 年，东北
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
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
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 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
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 1954
年对 21省 14334 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
57.1%，到 1954 年末下降为 29%，中农由 35.8%上升到 62.2%，富农由 3.6%下降到 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 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 将中农划分为上、 中、
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 60%到 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
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 年 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
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
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 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
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
有制基础的观点。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 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
岗 10月 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
业合作社发展到 9 万多个。到 1955年底，有 7000 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 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
中高级社 2900 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
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 1 亿 1千多户，居住
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
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
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
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
在 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
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
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
美国的道路” 。 金南村叶洪善社共 127 户， 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 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
常常夜间掉泪。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
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
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由于强迫入
社， 农业社很不稳固， 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 “1953
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 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53000 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
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
派粮食征购任务， 不入社多派。 ” 全省征购粮食 51 亿斤， 占总产量的 38％。 因此， 全省耕牛减少 57000
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
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
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 3月 25日，以中
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
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
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
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
（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
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 5.3万个退到 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 28％退到 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 5月 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
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 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7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
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 53000 个合作社中解散了
15000 个包括 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
方针， 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 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 也是不妥当的。
在 1955年 4 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 1953 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
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 月 26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
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
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
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
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
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农村的政治组
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
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
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 年 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
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
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
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
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 年 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 37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
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 1955年到 1957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 1960 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
毛泽东建议提前到 1959 年完成， 后来到 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 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
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
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
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
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
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
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
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
1955 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
展。1955年 12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 4 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 55.86%都是初级社。到 1956
年 6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88.15%，1957年春天达到 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
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 22%。由于生
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 1956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 7角 4 分，最低的只有 9分钱，平均为 3 角 3分
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
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 251 个乡干部中，有
74 人吊打过人；23 具乡镇 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 48 名，占 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
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
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 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 4月中旬到 5月下旬，在全县 33 个镇中
有 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
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 116个，部分垮台的有 55个。入社农户由 91%下降到 195，被
打干部 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 430户。
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
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 9人，拘留了 42 人。
对仙居事件， 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 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
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
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 年 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 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 23起，因
粮食问题引起的有 11起。 到 5 月份又发生闹事 63起， 涉及 4具区， 25 个乡， 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 1.3 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
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 2000 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
当场打死 2人， 伤 12人， 才驱散人群。 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 14 人， 拘留了 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 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
中牟等 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
到 278个高、初级社，700 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
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
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 66 人，拉走牲畜 4946头，私分
粮食 12.5万斤，种子 2.4 万余斤，油料 390 多斤，农具 200 多件，柴火 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
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
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 40%，虞县
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 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 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
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 天死了 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57 年 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 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 1%左右。已垮掉
的社共 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 12.7 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 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
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 65
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 16个
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
鱼塘桑基去捞鱼、 摘桑叶， 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 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 殴打区乡干部、
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 9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 1 万多户，已退社的有 4000 多户。退社的
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 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
片发生，有 2000 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 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
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 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
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 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 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 多的达5%；
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
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 10%－20%的社员户
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
（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
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
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
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
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
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
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
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
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
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
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 11个乡 6 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
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
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
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
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 16000 多人，其中已捕 2000 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 1100 多人，管制 135 人。
陕西咸阳县斗争了 158人，有 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 643 人，其中被打 102 人，自杀
15 人，逃跑 8 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 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
王快村 400多户，摸出 65 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
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 230 多人当中， 有 18人是贫农。 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 通常是教育。
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
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
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
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
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当时，报纸上
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
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
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
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
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
仅在 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 70 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 4 年，而在农民
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
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
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 1958年以前的
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 1958 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
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显然，这种与历
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三、“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
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
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
他们在家里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
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
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
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
机。
1957 年冬到 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
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
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
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
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 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
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4月 12日，《人
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
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这个县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
面，在山区与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方面，乡与乡之间发生过一些磨擦。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遂
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认为，可以根据成都会议的精神，把在实际利益上难以
协调的鲍庄、扬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合在一起。他们请示了到这里检查工作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
藩，要他在联合成大社的问题上表态，张树藩说这是大事，要经过地委讨论才能决定。
但他们等不及地委的讨论，说干就干，立即召集 4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会。会上各自表态，他们
都同意合并。后过经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同意，1958年 4月 20日，酷山大社正式成立。陈丙寅
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钟德清任社长。大社内分为八个部：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林
业部、畜牧部、文化卫生部、交通部。共有 5566 户，30113 人。
县委向省委上报时，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改名为“酷山卫星集体农庄”。1958 年 5月 5日，
专门到省委汇报的娄本耀，受到了当时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书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接
见。谭震林说：为什么要叫集体农庄呢？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
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还是叫公社好。娄本耀一听，很受鼓舞，连夜给县委办
公室打电话，经反复商量，最后名称定为：酷山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公社”这个名字也不是谭震林的发明，而是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创作。刘少奇在第一
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回忆： “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在火车上，
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乌托邦，
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他们四人去广州的火车上应
是 1958年 4 月 25日或 26日，在谭震林见娄本耀之前。
《陆定一传》中是这样记载他们四人的火车上是怎样“吹”的。1958年 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
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议论
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
“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
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
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了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
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
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
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
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
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5 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 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
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
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
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
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
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
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
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
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
6 月间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 1845 年 2月 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
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
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
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 年 8月 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
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酷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
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酷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
干部合作，写出了《酷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
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
考。这个文件于 1958年 9月 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酷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
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 年 7月 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 3 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
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 16 日，他又在《红旗》第 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
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
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
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 月 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
人民公社 1172 个， 正在建立的有 300 个。 估计运动的结果， 将并成 1500 个人民公社， 平均每社 7000
户左右，平原地区 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 13 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 年 8月 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
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
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 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
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
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
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
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 年 8月 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
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
针；决议指出：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
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
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
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 1958 年 9月 29 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
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 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 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 占总农户的90.4%，
其中有 12个省达 100%。11月 27 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 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个，参
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 99.1%。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 26576 个分解为 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
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
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
平均每社 5000 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
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
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
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
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 552户人家、2696人，就有 7个民族，
从东到西 80 里，从南到北 60 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 3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 39个，从大队
到最远的生产队 60 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 35 里。
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
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
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
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
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
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
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
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
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
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
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
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
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
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
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
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
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
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
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
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 30 人以
上，生产大队大约 10人，生产队则 5人。这样，在 52781 个人民公社，69 万个生产大队和 481 万
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 6000 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 7%。这 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
10%－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这些官员把
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
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
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
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
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
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
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
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
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
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供给制， 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 “供
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
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
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
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
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酷山人民公社共建立 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一个中队为一
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
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
勤 28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
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
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
到野外重温旧课， 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 被辩论的一对， 男人低头认错， 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
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
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
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
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
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
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
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
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
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
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
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
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
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
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
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 1919 年 12月，毛泽
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
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
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
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
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 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
大同之路。”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
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
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
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
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
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
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
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
善。
10 月 13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 12 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 1958年的第四
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 9 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月的出
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 年 11月 2日到 10 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 21
日至 28 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至 12月 10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
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作
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
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
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
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
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
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
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 年 2月 27日到 3 月 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
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
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
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
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
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
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
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
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
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
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年 7月 2日到 8月 16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
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 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
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 3月 4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 11 月 28
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
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
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 年 9月 27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
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
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
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 年 10 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
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
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1959年 12月 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
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
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
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
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
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 年 3月 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
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
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 和河南省委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 ，
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 月 24日－2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
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
展速度。
1960 年 4月 18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 《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 ，
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
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
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
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 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
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
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
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
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
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
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 年 6月 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
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
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
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
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 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
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
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
1960 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
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 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 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
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 年 4月 1日到 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
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 月 8 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
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 2000 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 56000 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
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
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
民公社化。
在 1960年 4 月至 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 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 1077
个，公社人口 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 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
城镇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 417 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 97 个，以
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 484 个。参加公社人口 6065 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
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 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
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
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
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
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
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
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
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
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
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
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
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
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第十六章完
 
第十七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 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 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
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
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
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
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
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 年 3月 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
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
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
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
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
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
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
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
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的途径。恩格斯早在 1845 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
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
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
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
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1958 年夏秋以来，毛
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 10 日，在武昌会议上，
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
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
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
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 年 7月 19日和 8 月 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
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
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
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
地写下了 19 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
的 1958年 6 月 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
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
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
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
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
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
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
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
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 500多户人家，
其中 200 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 200
多人做饭，现在只要 40 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 200 人做饭
变成了 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
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
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 10 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到 1958
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 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 90％。连青海、
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 1958年 11月 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
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 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 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 90％
左右。《宁夏日报》1958 年 12月 6 日报道，全自治区 152 个人民公社建立了 9748 个公共食堂，在
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 23.4852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
共食堂，总数在 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
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 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 年 7
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
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 10 小时”，“以生
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
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
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
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
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
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
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
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
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
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
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
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
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
户不安心。”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
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 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
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 84万人口，有住房 70 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
拆房高潮，只剩下 45万间，其中又有 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 42
万间。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
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
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
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
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 383户、1537
人，耕地面积 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
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 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
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
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
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
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
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
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
“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
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
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
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
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 4～5 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
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
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
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
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
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
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
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
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 11 月 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 3章第 17 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
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
5%”。在 1956 年 6月 30 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 年 8月 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
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
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
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
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
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 年 2月 14 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
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
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
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60年 11 月。11月 3 日，全国处于大
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
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
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 5％。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
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 1958年夏秋到 1961 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
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
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 年 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 54户、308人都加入
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
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
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 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 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
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 9 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 年 11 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
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 1960 年 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
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
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 1960年 12 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
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 9 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
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 11 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
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
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
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 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
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
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
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 5月 26，《中共中央关于人
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 6 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
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
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
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 1959 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
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
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
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
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
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
《为争取 1960 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
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
己”，.本书作者在 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
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
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 396 个食堂当中，有 176 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 5月上旬，
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 98.72％（包括以前垮的
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 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 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
散了 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
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 1958 年秋后有 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 3500 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 99％以上。
1959 年 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 49004 个，比原来减少了 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 164 万户，
占总农户数的 19.65％，较原来减省了 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 年 6月 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
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
能够坚持下来。”1959年 6月 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
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
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
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 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
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 年 8月 5日，毛泽东对中共
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
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
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
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
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
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
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
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 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
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
是一种左的倾向”。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
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
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
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 7月 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
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
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
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
见大加鞭挞。1959年 9月 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
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 9月 22日，《人民日报》以《公
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
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
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
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
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
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
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
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
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庐山会议之前
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 5月 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
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 7天内
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
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
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
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
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
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
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
计局 1960年 1月份统计，截至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000 个，参加食堂吃饭人
数约 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
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
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
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
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 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
99％，河北为 86.1％，山西为 81％，甘肃为 63.3％，山东为 55.4％，黑龙江为 40％，辽宁为 33％，
吉林为 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 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
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
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
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 2月 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
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
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
办好食堂。”3月 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 月 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
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
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
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 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
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 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
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
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 1958年到 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89.59 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 116.97 万。1960 年是大饥荒最为严
重的一年（见本书第 23 章表 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
“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 13 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要办好食堂，
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
“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
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
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
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 年 3月 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
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 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
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 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 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
堂占 66%，二类食堂占 31.2%，三类食堂只占 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
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
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
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
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
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
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
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
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
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
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 1959 年庐山
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
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
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
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 2800 多个食堂只剩
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 1960 年减少了三分
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 1960 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
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
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 2万 8千多人。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
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
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
1960 年 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
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 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
88.6%，其中河南省达到 99%。6月 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
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
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 11 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
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
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
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
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 14 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 18万个食堂大力进
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
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
巨大有灾难。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 1958 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
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
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
“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 1958
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
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
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
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 1959 年春节
前，才发现 5 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
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
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 20 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
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
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
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
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
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
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 1958 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
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 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
是 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
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
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
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
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 6生产队全队 70
户人家，就有 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 1960年 1 月到 12月，就有
241 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 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 人被
罚款，27 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 17人，致残者 3 人。（详见本书“天
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
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
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
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
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
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 70多岁的肖星阶
老人，民国 16 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
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
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
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
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
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
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
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
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
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
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
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
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
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
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
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
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 19 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
月份共发生中毒 785 起，中毒的有 8042 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
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 3843 人，已死亡 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
喂猪，一共占了 7 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 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
饭的事顺手就干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
的 13.16%。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
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
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 1957 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 0.94 元，1961 年，
农业用工 1466 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 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 1812个，工值就降到 0.32
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 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 54头
猪，100 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 年全队只有 4头猪，11 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 年 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
月 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
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
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
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凵缭
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 13人之多。1960 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 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 1961 年说的，毛泽东
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
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
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
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 年 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
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
年 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
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 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
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
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
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
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
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
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
好。所以，12 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
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 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
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
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
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
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
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 3 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
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
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 年 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
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
农村进行调查。
图 17-1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资料来源：#####。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
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 3 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
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
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
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凵缭
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
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
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
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
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
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
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
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
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
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
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
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
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 4月 12日向邵阳地委、
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
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
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
《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
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 月 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
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
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 月 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
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 月 15日下午 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
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
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
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
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
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
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
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
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
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
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
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
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 月 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
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 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
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 3天时间分 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
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
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
解决，不要 3 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
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
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 21 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
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
25 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 年 4月 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
的信及四个附件。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
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
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 1961年 5 月 9日
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
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
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
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
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
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
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
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 1961
年 5月 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
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 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
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
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
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
“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
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 5月 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 25%的
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
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
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
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 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
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
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
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 1958
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
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
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第十七章完
 
第十八章 “五风”肆虐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
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
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
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
难之一。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 年 8月 16日到 8 月 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
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
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
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
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 8月 30 日的总结中还讲到：
“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 22 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
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
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
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
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
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
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
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
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
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
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
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
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
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 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
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
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 年
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
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
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
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
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 5000 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
再到徐水看看。”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 3000 多个。
1958 年 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 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
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W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典型。1958年 10 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
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 200 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
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
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 年 11月 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 1960年过渡到
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 2万斤；建成 4 至 6所
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 993
个自然村改造成 25 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
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 月 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
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
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
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
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
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
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
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
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
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 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 1958 年 9
月底。共有农户 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
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
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
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
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 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
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
很快付之行动。
10 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
业。11月 17 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
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
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
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
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
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 115件，价值 1436 元。
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
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 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
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 11624
尺，棉衣 1304 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
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 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
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 2800 多只，蔬菜 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
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 12753 头猪、36251 只鸡。集中后，猪死了 6164头，鸡死
了 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
全公社 5800 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 1200多处集中到 62 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 250 个合并为 69
个。三天内将 27所学校合并为 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
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
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
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 28 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 68
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
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
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
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
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
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 52
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
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 1958年到 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 144间，损坏
农具 360 件，平调木料 5 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 190 只、鸡鸭 570只、粮食 6000、家具和炊具
1950 件、劳动日 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 1958 年一直刮到 1960年底。1960年 12月《铁岭县河公社整风整
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
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
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
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
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
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
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
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
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
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 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
“平调”总额的 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 18.4％；生产队“平调”
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 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
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
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
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
“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
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瞎
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
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 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11月 6 日的讲
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
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11月 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
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11
月 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 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
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 3月 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
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 24 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
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 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 60％、工资
部分占 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 65
－70％、工资部分占 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 23 个省、区的 21176 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 16610个，占 78.43％；实行
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
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 261 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 123个，占 0.58％；实行
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 322 个，占 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
月工资，据 20 个省区反映，一般是 3－5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 8 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
合的 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 6393个，占总数的 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
准备发但未发的有 2039 个公社，占 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
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
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
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
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
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
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
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
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 1.05分钟就办
一个工厂，花 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 15 天内建了 1 万多个工厂，而这
个县当年只有 25.7万人。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 494 座工厂和 1205
座高炉，当时全县仅 30 万人，平均每 250 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
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
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
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W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 年第 4期
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
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
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
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
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
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
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
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
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
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
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
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
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
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
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
省逐平县 10 个公社 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 570 多所，河南
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 44所红专大学。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就在我们中
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
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
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 7月底，全国已有 639 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
市总数的 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 8月和 10 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
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
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
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
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
织了 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
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
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 60 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
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
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
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
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
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
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
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
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
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
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
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 11月 14日，郭
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
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
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
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 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
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 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
“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
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
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
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
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 1958
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
1958 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
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
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
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
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
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
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
就怎么做。”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
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
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
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 90%的时间
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
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 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
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
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
字拿出来。”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 6月份的讲话中提
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
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薛暮桥还是一
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
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
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 年 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
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
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
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第二，
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在 8月 13日发表社论，
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 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
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 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
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
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
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
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
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
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
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
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
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
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
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 年 3月 5 日，在广东省委 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
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
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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